安徽人的红色传奇——黄埔军校中的安徽人：彭干臣

彭干臣（1899-1935），又名干成、耐寒、矿涛，化名黄春山、何越。1899年出生，安徽英山县（今属湖北省黄冈市）黄家坊彭上塆人，1919年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年5月，彭干臣与许继慎等人被安徽党组织选派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任连党代表，为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委员。1925年1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因战功显赫升任营党代表。6月被党组织调到上海开展工人运动。10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与朱德等同班。

革命历程

1926年秋，彭干臣奉命提前结业回国，加入叶挺独立团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0月独立团扩编成立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兼任武昌卫戍司令，彭干臣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武昌卫戍司令。

1927年3月，彭干臣按中央指示，带领一批军事骨干秘密潜回上海，参加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协助周恩来指挥南市区工人作战。5月护送周恩来到武汉。

大革命失败后，彭干臣潜回家乡组织革命活动，后赴南昌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南昌起义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后，彭干臣历尽艰险，经香港从海路潜回上海，从事秘密革命工作。

1929年春夏之交到1930年5月，在周恩来领导下参与在上海举办的中央军政干部训练班，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培养训练了一大批军政领导干部。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干臣为中共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年5月，彭干臣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到奉天（今沈阳）秘密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10月遭追捕被迫潜回上海。12月到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1931年夏被调回上海，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先后任红十军参谋处长、新十军参谋长，参与指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协助方志敏率部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1933年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教育长、校长。

1934年11月，参加方志敏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1935年1月中旬，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35岁。

早年经历

彭干臣于1919年从英山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新青年》等进步杂志的影响。1921年4月，他与蔡晓舟、许继慎等40余名青年在安庆创建了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团小组长。6月，彭干臣参加领导了安庆驱赶反动军阀和要求增加教育经费的“六二”运动，担任指挥和讲演，并和另一学生代表率一师、法专、一中等校学生前往省议会请愿。请愿者遭到反动军阀当局的疯狂镇压。面对敌人的屠刀，彭干臣毫不退缩，营救伤残同学，沉着冷静地指挥队伍撤退。惨案发生后，随之掀起了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浪潮，迫使反动军阀增加了教育经费。后来，安庆学界建造了在学运中牺牲的姜高琦烈士墓。在姜高琦血衣亭里，担任安徽省学联执行委员的彭干臣满怀激情地挥毫题匾：“干，革命的真精神是干，是要彻底的干”。是年秋，曹锟贿选当上“总统”。安庆学生在彭干臣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贿选示威游行，并捣毁一些贿选议员的住宅，与警察发生冲突。第二天反动报纸登载这一消息时，称彭干臣是不好对付和不怕死的人。

彭干臣热爱学习，持之以恒，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书籍。刻苦的学习和革命实践的锻炼，使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3年安庆第一师范建立中共组织，彭干臣于当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安庆第一师范支部书记。他对人生是严肃认真的，确定信仰之后，就定下决心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坚定地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并由青年学生成长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并合作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以求建立新型的国民革命军，开展革命战争。孙中山说：“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为培养中国革命的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一批优秀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中共安庆（当时为安徽省会）党组织选派彭干臣等六名知识青年共产党员经上海赴广州报考。

1924年4月2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校考试公布结果，正式录取350人，彭干臣被录取，编入第二队，由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彭干臣学政治，如饥似渴；学技术，勤奋刻苦；练战术，生龙活虎；守纪律，令行禁止。因此，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他品学兼优，与陈赓一起留校，分配到同一个连队，他任党代表，陈赓任连长。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做出了《农民士兵间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指出：“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至少要组织小的C.P（中共）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这个指示精神，中共广东地执委书记谭平山把黄埔一期中共学生编为几个党小组。入学不久即被发展入党的第2队学生李奇中证实：“当时黄埔一期各队都有党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写的《中共组织史资料》记载：1924年秋冬间，中共黄埔军校支部成立，根据属地管理原则，隶属中共广东地执委，后由中共广东区执委军委直接领导。

1924年9月，周恩来到达了广州，并被党派到黄埔军校工作。先任政治教官，后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工作后，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就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彭干臣、陈赓等为支部成员。彭干臣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地开展工作，得到周恩来的赞赏。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5年1月，军阀陈炯明率部进攻广州，企图推翻孙中山成立的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共两党取得坚决保卫广州革命政权的共识。国民政府决定组成东征联军，分左、中、右三路讨伐陈炯明。黄埔军校组建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学生军，参加右路作战并担任先锋。彭干臣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这次东征。

当时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在广东各军中没有半点声望。滇军、桂军和粤军的司令们对黄埔学生的评价是“中看不中用”。就连陈炯明的军队，也没有把黄埔学生军当回事，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陈军前敌总指挥林虎就说：“什么学生军？不过是几个小孩子耍把戏罢了！”

然而东征誓师大会结束以后，黄埔军校学生军所在的右路军沿海东进，顺利占领东莞、石龙、平湖、深圳等地，很快肃清广（州）九（龙）铁路，一路从深圳龙岗指向淡水。

淡水城，城墙厚达一米，高四至六米，城墙上设有炮塔，有三层火力点，城内驻有陈炯明的守军三千余人。淡水城外，则是三百多米宽的洼地，地势开阔。情报显示，敌军陈炯明驻在惠州的一支部队正急速来援。形势紧迫，东征军指挥部下令在惠州来援之敌到达之前，攻下淡水城。

黄埔军校行营也下达了挑选敢死队进攻的命令：

“本校长，党代表不忍我将士兵卒久暴荒野，妥特挑选奋勇队，誓于最短期攻破谈水。仰尔将士，务体此心，抱定为党、为国牺牲之决心，奋勇迈进，可进不可退，则蕞尔淡水，不足平焉。”

黄埔学生军第一团第二营党代表蔡光举、连党代表冷欣、刘畴西、彭干臣、张际春、游步仁、李奇中、张隐韬、郑洞国等军官以及110名士兵组成了“奋勇队”(即敢死队)，他们要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城下，竖起长梯，担任爬上城头的任务。彭干臣率领奋勇队经过浴血奋战，率先登城进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迫敌狼狈逃窜。

攻克淡水之后，黄埔军校学生军与右路军各部挥师东进，一路势如破竹。短短的一个月零四天，黄埔军校师生已经从广州黄埔长驱四百多公里，直达粤东汕头市。陈炯明的“救粤军”望风溃逃。

然而，担任东征左路和中路的杨希阅滇军及刘震衰部桂军，采取消极观战的态度，逡巡于增城、博罗之间，按兵不动。这就使陈炯明军的前敌总指挥林虎，能够从容集结主力两万多人，从五华、紫金倾巢而出，从东征军的背后包抄而来，向孤军入汕的东征右路军大举反扑。

黄埔军校学生军一个多月来长驱直入的胜利，瞬间就变成了孤悬在外，身陷险境。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遂从揭阳、普宁回师，迎击林虎之军。

在粤东小镇棉湖，彭干臣所在的第一团与敌一部遭遇，展开激烈的战斗，蒙受了重大的牺牲，损失兵力一半以上。黄埔军校教官、第三营党代表、中共党员章琰，黄埔一期生副营长杨厚卿，连长胡仕勋，余海滨等相继阵亡。380人的第三营，只剩下了111人。在战斗中，彭干臣身先士卒，率队杀向敌阵，阻止了敌人的攻势。

棉湖大捷后，黄埔军校教导团转兵北上，迂回袭击，强行军一百二十余里，直逼五华城下。林虎这时采取“收缩五华，固守兴宁”的策略，将主力开往兴宁。当夜，彭干臣所在团来到防备空虚的五华城下，潜伏郊外，取包围之势。城中有一连长出巡哨位，东征军捉住他，用以为向导，混充运弹队，赚开南门，一拥而入。敌惊溃，纷纷夺东北门出，向兴宁及赣边奔窜。蒋介石“年谱”谓：此为“生平战略得意之笔也”。担任连党代表的彭干臣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左手小拇指，他全然不顾，继续率官兵向敌人猛冲，直到战斗胜利结束，才顾得上包扎伤口，致使手指残废。周恩来惋惜的说：“彭干臣这样英俊的革命军官，失去一个手指，将来谈恋爱恐怕成为麻烦。”彭干臣笑道：“革命诚艰巨，吾指何足惜?留得头颅在，可为党效力。”

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优秀共产党员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周恩来为保护和培养彭干臣，将他列入派遣名单。

1925年6月，彭干臣来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时，五卅运动正处高潮，上海一片沸腾。彭干臣受党的指示，在上海短暂停留。他和中共党员、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王警东到吴淞机厂帮助工作。他们两人一到吴淞，根据政治环境的特点，决定先开办工人夜校，用合法形式团结、教育工人。彭干臣还到吴淞机厂附近工人住宿的农村进行宣传、讲演。彭干臣、王警东的努力工作，为吴淞机厂建立第一个党支部打下基础。

远赴苏联

1925年11月初，彭干臣途经日本、海参崴辗转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与朱德同班同学，共同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课和军事课。同班同学还有刘鼎、曾涌泉和张际春、涂作潮等七八十位同志。在上马列主义政治课时，彭干臣总是踊跃发言，观点鲜明，生动深刻，联系实际，听者很是赞同。每逢苏联教官讲授军事课因翻译不懂军事而翻译不清楚时，即由懂军事的彭干臣或朱德进行解释和作战术示范。他们实际上成了“助教”。彭干臣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才华出众，不仅受到苏联教官的赏识，也受到了同学们的赞许。彭干臣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军事理论，为更好地从事党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伐战争

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将直接打击目标指向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借口中山舰事件，逐步开始撕去“革命”的假面具。他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排挤共产党，篡夺军权。免去周恩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职务，已暴露身份的250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聂荣臻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中山舰事件”，说：“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从黄埔坐船去广州。我们的船快到广州时，就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我到了舰上一看，都是些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我晓得有事变了。我们被软禁在舰上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就释放了……怎么办?是把蒋介石搞掉，还是退让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周恩来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我们有些同志退出了军队，恩来等同志被排挤出了第1军，我也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有些则把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从此投靠了请介石。”

事件发生后，中共广东区党委的同志们都非常气愤。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聂荣臻等聚集到区党委讨论，大家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已经很反动，应当给予坚决反击或把录他干掉。这时，在广州的许多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也有同样的看法。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把蒋介石搞掉是完全有可能的。此时，蒋介石手中的王牌仅有第1军，况且这个军是黄埔教导团的底子，中共力量非常强，金佛庄、郭俊两位团长都是中共党员，营以下军官中也有很多人是中共党员。其他的5个军，都不听蒋介石的招呼，而共产党员在这些军中有很大的影响，有4个军的军党代表是中共党员。聂荣臻回忆说：“虽然蒋介石兼第1军的军长，但真要打起来，他能指挥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黄捕军校，我们也有很多党团员，黄埔学生中，大部分是支持我们的。省港罢工队伍，当时还没有解散。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下来。”（《聂荣臻回忆录》上册，47-49页，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周恩来在多年后回忆这次事件时也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趁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1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1军的有25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39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

此后，周恩来集中精力主持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的工作，领导七个军事单位中的党的工作：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六军，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其中，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是中共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准备北伐战争期间，军队急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周恩来为了扩大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面在广州大佛寺举办特别政治训练班，为军队培训骨干；一面向党中央建议，电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迅速回国，充实军队，参加北伐战争。彭干臣便于1926年秋应召回到祖国。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担任先遣任务的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南浏阳后，接到周恩来的指示：要在独立，率领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同时，派遣彭干臣、许继慎等党的骨干分子30多人到独立团工作。叶挺热情欢迎党派来的骨干，彭干臣、许继慎等也如鱼得水，获得施展才能的良好机会。彭干臣等到达后，叶挺向他们介绍了独立团出师时，周恩来对连以上党员干部提出的六条要求：1、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2、注意发动和组织群众；3、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团结友军；4、作战勇敢，有牺牲精神，能吃苦耐劳；5、要起先锋、模范、骨干作用；6、多打胜仗，推动其他部队跟上来。叶挺特别强调说：“周恩来同志在讲话末尾，加重语气，讲了八个字—‘饮马长江，武汉见面’。”彭干臣在北伐战争期间，始终以此激励自己，激励部属。他协助叶挺，率领所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和武昌战役。彭干臣还向许继慎等党叶挺建议，组织了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在他的亲自带领下，冲锋在前，英勇拼杀，打出了威风，为争得“铁军”的声誉作出了贡献。在战斗中，彭干臣的腰部负伤，却说没有事，继续率部作战。为此，战友们赞扬他是“铁军中的铁将”。

他随团攻进醴陵城，占领平江，乘胜攻入湖北境内，进而切断粤汉铁路，并为进攻作为武汉南大门的汀泗桥抢占了有利的阵地。敌急忙调遣重兵凭险固守。彭干臣随叶挺团长，根据当地农民提供的线索，果断率部趁夜沿山间小道迂回到敌人背后，突然从侧后袭击敌军纵深阵地，与正面友军配合，攻下汀泗桥，并乘胜占领咸宁，向“鄂南第二门户”的贺胜桥挺进。敌人布置重兵构筑三道防线，固守贺胜桥。彭干臣向叶挺团长建议由共产党员组成“敢死队”率先突击，一举捣毁敌人的三道防线，占领贺胜桥，并直逼武昌城下。这时，蒋介石嫡系第1军第2师刘峙致电叶挺，说他部已攻入城区，要独立团登城给予策应。彭干臣再次组织起爬城“敢死队”，向武昌城发起了攻击。实际上，第2师非但没有进入城区，连城墙也没有接近，其谎报战况，是想激独立团为他开道。结果，敢死队和后续梯队蒙受惨重伤亡，使第一次进攻未能奏效。在北伐军第二次向武昌城发起总攻时，独立团迅速抢占蛇山，彭干臣不顾腰部负伤继续率部征战，为北伐军长驱直入武昌城立下战功。战后，当叶挺升任师长兼任武昌卫戍司令时，彭干臣任武昌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代理武昌卫戍司令。他三弟听说大哥当了大官，特地从家乡赶到武昌。交谈中，看见司令部办公室堆放了许多银元，就提出能否带一些银元回家，彭干臣说：“这是革命经费，一块也不能动。”充分反映了他不徇私情、廉洁奉公的高尚风范。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为策应北伐军攻占上海，决定举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起义前成立了特别委员会和特别军委，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任书记和武装起义总指挥。

在上海市辣斐德路（今复兴路)的一条普通弄堂里，有三幢不高的楼房。临街的一幢房子，对外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就在这里办公。周恩来深感到，武装起义不能缺少军事指挥，目前人才是一大薄弱环节，必须尽快予以弥补。他想到了彭干臣等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征得叶挺的同意，决定调彭干臣等到上海参加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工作。1927年3月中旬，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彭干臣、姜锦堂等率领一批经过北伐战争洗礼的党员军事干部由武汉秘密潜入上海，向周恩来报到。周恩来握住彭干臣的手，高兴地说：“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犹如雪中送炭。干臣、干臣，你是一位能干之臣，就在大上海大显身手吧！”

周恩来又对在场的同志介绍说：“彭干臣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是校军的骨干，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去年秋天回国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作战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有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

彭干臣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来到华商电气公司一南市区武装起义指挥部，与时任沪宁、沪杭铁路工人总工会委员长的孙津川（孙津川与他早就相识，并且是孙津川的入党介绍人）一起，找到同情、支持革命的上海大律师李次山，筹集到一笔巨款以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开支。

此时，北伐军前锋已经抵达上海南郊，军阀孙传芳部正节节败退，其主力已撤离上海，新来的部队立足未稳，仅有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2000人，力量十分薄弱。3月21日早晨，中共特委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

彭干臣奉周恩来指示到南市区担任军事指挥。当北伐军从浙江推进到上海近郊时，上海工人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开始后，彭干臣与特别军委成员王若飞、孙津川等率领南市区工人武装队伍，冲进警厅路(今金坛路)的警察局，夺取高昌庙军阀司令部，攻占兵工厂、造船厂，占领地方法院、铁路南站等重要目标。起义胜利后，即通过市民大会选举，组织了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工人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胜利。彭干臣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当上海工人阶级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反动派的阴谋活动却在悄悄地加紧进行。蒋介石决心在取得上海、南京后就实行“清党”，已开始磨刀霍霍了！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统率下的北伐军，在上海工人同军阀部队浴血搏战时已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可接着是，他们一到那里就停住了脚步。上海总工会派出代表，要求他们迅速进兵，援助苦战中的工人起义队伍。白崇禧却奉蒋介石的密令，借口“军队初到，很疲困”，按兵不动，作壁上观。直到工人起义队伍占领北火车站，胜败的大局已定，他才挥兵中北上，进驻上海，由薛岳指挥第一师在麦根路车站将毕庶澄的一部分溃兵缴械，并把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江南兵工厂迅速抢占在手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也设在兵工厂内。工人纠察队经过连日苦战，实在太疲劳了。罗亦农在二十三日的特委会议上说：“纠察队现在疲劳已极”，“恩来困苦万分”。（罗亦农在特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377-378页）但到二十五日，周恩来从各种信息中已敏锐地察觉到一些不正常的动向，并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将薛岳师调开，将刘峙师调来闸北，“即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同天又决定上海工人纠察队正式改编为八个大队，一切武器集中由总工会掌握。三十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上报告：“整个的情形，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断言：“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

国民党右派是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他们在这个事件中使用了极端阴险和卑劣的手段。那时，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共有二千七百人，分驻闸北、吴淞、浦东、南市四地。刘峙部第二师调驻闸北时，同工人纠察队的关系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峙师一走，新调来的二十六军周风岐部却改变了姿态，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在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到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突然有上海青红帮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正在这时，大批二十六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二十六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色，说：“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这时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几处的情况，大同小异。周恩来原来住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领导工人纠察队的整编和教育工作。十一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先由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出面，装作没事似地邀请周恩来到师部去商议一些事情。周恩来考虑到要做二十六军的工作，就去了。随即被扣留在师部，党组织营救后使他很快脱险。

5月中旬，隐蔽在孙津川家中的周恩来，在孙母的掩护下，与彭干臣接上了关系。后来在中共交通员的带领下，周恩来化装搭乘英国轮船抵达武汉，挥代英等人把周恩来安排在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居

住。彭干臣也相继到汉。

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人遭到镇压，在武汉期间，彭干臣根据党的指示，潜回家乡英山，召集隐蔽在英山的共产党员，传播革命火种，开展农民运动。他带着一批共产党员离开武汉，把大革命失败后在英山隐蔽的共产党员、黄埔军校学生姜镜堂、段焱华、熊受喧、傅坤言、蒋开和肖伯诏等召集起来，联合其他骨干分子，在英山一带发展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这一批党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在彭干臣影响下投考黄埔军校的人员，如姜镜堂、熊受喧，均为黄埔第三期学生，都是1925年入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姜镜堂继肖伯诏之后担任中共英山县委书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2师政委（师长许继慎）；熊受喧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停止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旬，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但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很紧，并在第二方面军中开始迫害共产党人。随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依靠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实行在南昌起义”。据此，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这次起义。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11军第24、第10师，第20军全部，第4军第25师第73、第75团以及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共2万余人。从7月25日起，第11、第20军分别在叶挺、贺龙指挥下，陆续由九江、涂家埠(今永修)等地向南昌集中。27日，周恩来等到达南昌，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彭干臣奉命从英山秘密潜入南昌城，参加起义的具体组织工作。

南昌起义开始后，彭干臣率领所部，首先夺占国民党公安局及其哨所，随即在公安局设立南昌卫戍司令部，南昌起义的第二天，彭干臣被任命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兼卫戍司令。他根据十月革命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迅即部署社会治安，严厉镇压反革命，保卫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的安全。晨六时，起义宣告成功，全歼敌军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彭干臣在起义成功的当日，部署张贴布告，安定民心，要求市民照常生活，商店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他命令军警和公安系统，加强城市警备，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保障了起义的成功举行。从中显示了他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干。

8月2日到7日，起义部队照着党中央的指示，分批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准备再次组织北伐。撤离南昌的军事行动，由彭干臣负责殿后工作。彭干臣在做好社会治安、保卫革委会和前敌委员会的同时，积极参与组织指挥军、警、公安撤离的工作。8月4日，他冒雨召集保安第一、二队及消防队官兵，进行撤离南昌的动员，并重新编组队伍，由青壮年警士混合编成正规连队，配发了枪支弹药，当晚进驻原国民党省政府大院内休息待命。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命令起义特务连副连长唐天际留下，了解一些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的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武装取得联系，同时，交给一封与省委联系的信。

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前敌委员会决定成立第15军，任命刘伯承为军长，彭干臣为师长。在起义部队南撤途中，周恩来得了重病，发着高烧，彭干臣带着师部军医来给周恩来诊脉和治疗。10月3日，周恩来带病召集李立三、铎代英、澎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以及彭干臣等，在流沙开会，决定此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至此，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宣告失败。留在三河镇的第25师余部约800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浙赣粤边到达湖南，在周恩来的声援下，于1928年春发动了湖南大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八一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在革命历史上有其伟大意义。周恩来后来也说：“八一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秘密工作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彭干臣于1927年底转辗潜回上海，又一次隐蔽在同乡、时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李次山家中。李次山将自己收养的义女，一位革命者的遗孤江鲜云介绍给彭干臣。两人于1928年秋成婚。

在此期间，原黄埔军校的一位同学奉蒋介石之命辗转找上门来拜访彭干臣，说蒋介石认为彭是个人才，在上海处境艰难，希望他回去，将委以重任。

彭干臣听后，拍案而起，怒斥来者，坚决拒绝回到蒋介石那边去。话语铿锵，立场坚定，丝毫不为敌人的高官厚禄所动，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192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任，彭干臣为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年春夏之交，为培养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办由周恩来领导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学员中有著名的共产党人许光达、王首道、蔡申熙等，讲课的有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周恩来指派彭干臣负责这个训练班的具体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用于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所在的一栋三层红砖楼房，位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租用一位犹太人哈同的房子，这里敌特暗探时常出没，危险异常。彭干臣化名黄春山具体主持训练班的工作，他用“武汉蜂蜜公司上海蜂蜜经理处”经理“黄大老板”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工作；妻子江鲜云以老板娘身份作掩护，负责训练班的警戒和交通工作；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加强保密和保卫工作，确保训练班的安全。譬如，学员进班都经过严格审查，由地下交通秘密送入学习班；学员在学习期间，一律禁止外出，禁止与外界联系，也不得进入楼底客厅和“黄大老板”卧室。学员毕业后，由党的地下交通秘密送往事先安排好的旅馆，静候地下交通来接送出上海。从训练班出来的学员大多分配到苏区担任军政领导职务。象许德华在训练班毕业后，经彭干臣商定，取“光明之路一定能到达”之意，改名许光达；孙一中改名孙德清。

周恩来每次都经过化装由邓颖超陪同前来。在近一年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彭干臣的缜密安排，严密组织，在敌特暗探的眼皮下面举办的三期训练班，没有出现任何漏洞，安全、顺利地为苏区培训了数十名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为此，周恩来称赞彭干臣是位“出色的将才经理”。

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0年5月，军政干部训练班刚结束，中央军委又决定彭干臣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组织东北地区的军事斗争。他挈妻携女去了奉天(今沈阳)。9月，东北党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敌特追捕彭干臣。彭干臣甩掉暗探跟踪，奔波了一个多月，潜回上海。一个月后，地下交通才将他妻女送回上海。同年12月，彭干臣又任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在他赴基层组织地下武装斗争时，得知顺直省委因叛徒出卖遭到破坏，即奉党的指示再回上海，继续在中央军事部军事委员会工作。这时在上海也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情况。两个月后，又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虽然这两次事件都由于情报人员及时报警，周恩来等采取果断措施，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但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面临严峻局面。根据中央决定，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瑞金，彭干臣也随即告别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去了赣东北苏区。彭干臣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换，也不管何时别妻离子，总是服从组织，不计较个人得失;无论工作岗位何等艰苦或危险，总是战斗不止，奋斗不息。邓颖超在建国后曾高度评价过彭干臣“是个拼命三郎，机智乐观，干起事不顾一切困难的人”。

1932年春，彭干臣奉中央指示到闽浙赣苏区，任红10军参谋处长。他协助方志敏率部西进闽北，北上浙江，攻占江山；继而挥戈夺取湖塘炮台；接着打到浙西，再克开化。这一连串的作战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933年，彭干臣改任彭(湃)杨(殷)陆军学校教育长、校长。军校设在赣东北横峰县葛源镇。军校学员由红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选派，每期6个月，每期训练100余名学员。彭干臣曾把自己名字最后一个“臣”字改为“成”，意思是：党叫干的工作立志干成功。彭杨军校为赣东北红军培养了几百名军事骨干。正当他为培养红军干部大展才智之时，党内肃反扩大化寒流袭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代表”，对在白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处处怀疑，彭干臣成了“理所当然的肃反对象”。彭干臣虽被囚禁，但信仰如初，相信乌云终有一天会散去。他念念不忘党的事业，心系红军的安危，表现了他对党的耿耿丹心和对红军的殷殷之情。

北上抗日牺牲

1934年冬，方志敏奉党中央的指示率由红7军团与红10军合编的红军第10军团转战于浙赣、皖赣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吸引敌人，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为加强领导力量，重新起用彭干臣等在肃反扩大化中受迫害的干部。彭干臣由此得以随方志敏率领的红军第10军团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他既是率领部队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又是和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同甘共苦的普通一兵。他关心部属，爱护干部战士，经常主动找他们促膝谈心，问寒问暖，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生动活泼的语言和身体力行的作风，给干部战士以启迪和鼓舞。正因为如此，彭干臣受到红军第10军团干部战士的衷心爱戴。

1935年1月，红军第10军团在上饶、德兴间怀玉山地区不幸陷敌重围。红军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予敌以很大杀伤，但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只有少数人突出重围，多数人被围困在崇山峻岭之中，坚持斗争。时值严冬，风雪交加，许多指战员几天粒米未尝，多以草根充饥，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广大指战员坚持战斗，最后，彭干臣和大部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志敏等被俘，干部战士的悲痛与怀念之情难以抑止。彭干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就的我军早期高级指挥员，在其短暂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工作岗位多么频繁变动，任务多么艰巨，他对自己的革命选择从来无怨无悔，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旺盛的斗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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