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步驚現古苗文石刻
2011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在進行第三次文物普查時，在該縣丹口鎮陡衝頭村發現了13塊古苗文石刻，這些石頭上刻滿“天書”，似圖非圖，似畫非畫，似篆非篆，似漢字非漢字，令人“概莫能識”。有的聳立在高高的田坎上，有的橫臥在草叢中且已破損斷裂，還有的已被溪水衝倒且被厚厚的泥砂和深深的灌木填埋······這些寫滿“天書”的石刻一經發現，城步文物局即向湖南省和邵陽市文物局進行了彙報。邵陽市文物局於2012年3月組織省內外專家對這些石刻上的文字進行考察研究。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黨委副書記、民俗學碩士生導師、南方少數民族文字專家、著名女書研究專家李慶福教授和湖南師大歷史文化學院李紹平教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教授、省“三查辦”主任吳順東等一行專家學者深入城步陡衝村，經調查考證，並與該縣現存少量古苗文字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後，確認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傳了兩個半世紀的城步古苗文字。古苗文字石刻在省內外尚是首次發現，從而證實了苗族既有苗族語言亦有苗族文字的歷史事實，對研究我國苗族文化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這些古苗文石刻，儘管歷經世紀風雨侵蝕，但因它們藏身在海拔較高且交通極其偏僻閉塞的南山山脈，以故躲避了明清封建統治者的劫掠以及“破四舊”和“文革”的磨難，僥倖保存至今。
二、古文獻資料記載和保存了苗族祖先發明並廣泛使用苗文字的史實
苗族有自己民族的語言，至今仍在使用。苗族也曾有過自己的文字，後在頻繁的大遷徙中失傳，這從苗族的古歌和傳說中可以得到印證。至今流傳的湘西苗族古歌《在中球水鄉》就有關於苗文丟失的傳說。據古歌敘述，苗族先民在遷徙過大河時，“代扎”（漢人）將笨重的青鋼木船偷換了“仡雄”（苗人）的杉木船，杉木船很輕，“代扎”帶著文字乘杉木船走了，“仡雄”的青鋼木船走得很慢，“追也追不上代扎，趕也趕不上代扎”，結果，苗族從此丟失了文字。
貴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簡史》一書指出：“在苗族史歌和民間傳說中，都說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失傳了。”據嶽麓書社出版的《城步苗款》一書記載，城步苗族世代流傳的《苗款》中的“天地起源款”就記錄和保留了部分城步古苗文字：“初初年間，漆空虛，上陽朝 間，亂陽世界，包羅天地，先置黑地，後置明天。上出 立乾坤。”這句苗款的意思就是在天地形成以前，也就是混沌前期，或叫天地世界開闢前的狀態，天是漆黑的，什麼也沒有，是空虛的。那個時候，天沒有日月，是個沒有光的黑世界，包括天和地，都是渾渾沌沌。到後來，也就是混沌初始，日月開始萌芽，似黑不黑，似光不光的混沌時期。先有黑地，後才有明亮的天，這個時候才開始立乾坤。這段苗款中出現的“ ”二個苗文字，按湘西南桂北苗族地區的方言，讀為“海冒”，意為漆黑，譯釋成漢語，就是“混沌”前的狀態。苗款中出現的“”三個苗文字，苗語讀為“霧麻麻”，意為有微光，譯釋成漢語為“混沌初始”狀態。《城步苗款》中共保留了十三個古苗文方塊字。如下圖：
另外，清代末期文人陸雲士（又名陸次雲）所著的《峒溪纖志·志餘》一書中專門保留了“苗書二章”。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城步苗文資料。陸在書中說：“苗人有書，非鼎鍾，亦非蝌蚪，作者為誰，不可考也，錄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其中一章名曰《鐸訓》，如下圖：
城步古籍中保留的這些苗文字，有力地印證了苗族歷史上確曾有文字，並與漢字相似。1952年，邵陽市著名歷史學家馬少喬先生在城步蓬洞沙基參加土改工作時，有天傍晚在河邊散步時曾發現一塊苗文碑，但當時蔬於收藏，以後修水利時被當地群眾作壩基石用了，苗文碑石再無處可尋。上世紀七十年代，城步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丁中炎同志在巖寨鄉下鄉，在該鄉大寨村的回龍橋頭，驚喜地發現了一塊苗文碑，他要求當地幹部群眾認真加以保護，當時確有幾名群眾將此碑抬進了大寨古樓裡面存放，但時至今日該碑已無處可查，可能毀於“破四舊”或“文化大革命”了。
三、明清城步苗族起義軍曾廣泛使用過苗文字
作為苗族聚居區，城步本是“化外之地”，明以前隸屬武岡、武強、武攸、靖州、臨岡、時竹等州縣管轄。據清《寶慶府志》、《城步縣誌》等史料載，明正統元年至元順年間（公元1436—1464年），城步爆發了蒙能、李天保領導的苗民大起義。明弘治年間，城步再次爆發了李再萬領導的苗民大起義。在這些聲震朝廷的湘桂黔三省邊境苗民大起義中，苗族義軍曾廣泛使用過苗文。據《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等文獻記載，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至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城步再次爆發了苗族首領粟賢宇、楊清保領導的苗民大起義，在起義過程中，起義領袖為了逃避清廷的通緝、圍剿，所刻制的印信、圖章，所印發的文告以及往來書信、手札，均系苗文。這種似篆非篆的文字，就是城步苗族先民精心創造的“苗文”。“苗文”最早在城步橫嶺峒一帶使用，到了清朝乾隆年間，已在城步五峒四十八寨廣泛流傳使用，進而影響到湘桂黔邊境的綏寧、通道、龍勝、錦屏等苗族地區，但與苗民分界居住的漢民並不認識“苗文”，高高在上的清廷官兵更是視“苗文”為“天書”了。
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務臣張廣泗給乾隆皇帝上了一封奏摺——《張廣泗奏查獲楊成保等人折》，奏摺上寫道： “……又據岑阿定供出，韋阿春亦買有假印一顆，並據該州將抄錄符紙臨摹呈送到臣，臣將送到符紙詳細查閱，類系巫師祈禳，並無句讀文義可尋，印摹似篆非篆，亦不成文，實系愚頑匪類，希圖誑騙財物起見。”（摘引自《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上冊·349—350頁）。奏摺中所提“並無句讀文義可尋，印摹似篆非篆，亦不成文”的文字符號即為“苗文”。乾隆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貴州布政使陳惠榮也給乾隆皇帝上奏摺——《楊成保捏稱仙女出世惑眾情形折》，上有：“其首犯黎阿蘭、陸石保等，現已懸賞，責成土官嚴拿，尚未報獲。再驗其牌票，系用黃白紙朱書詞語，不可解說，其旗長有尺餘，每一條用紅土寫一十字或耳字，其印方止寸餘，亦有三尖者，篆文不可識別……”（摘引自《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上冊·359頁）。奏摺中所言“用黃白紙朱書詞語，不可解說……篆文不可識別”的文字符號亦即城步“苗文”。另外，貴州總督、雲南巡撫張允隨、貴州提督王無黨也給乾隆皇帝上奏摺——《奏駱阿喬等捏造妖言售賣印符惑眾折》，奏摺中說：“竊臣張允隨奉旨赴黔，於途次接督臣張廣泗手札並抄諮內開，本年本月初三日，據署都勻府陳於中、都勻協副將王友文會稟，拿獲府屬平浪司地方苗人駱阿喬、楊成保、楊計留，供出為首平州司王蠟寨匪犯黎阿蘭、陸石保捏造妖言，賣給印符……所散符紙、假印，亦無句讀篆文……”（《清代前期苗民起義檔案史料》上冊·390—392頁）。這些奏摺中提到的“符紙、假印，無句讀篆文”的文字符號同樣屬“苗文”。
直到此次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清廷方才醒悟，從而認識到這種似篆非篆的圖文，實為城步苗民內部使用的特殊文字——苗文。在城步苗民起義被鎮壓後採取的五項措施中，其中一項就是消滅苗文，以防止苗民使用這種文字再次舉事。乾隆皇帝下旨規定：“從前捏造的篆文，即行銷燬，永禁學習，如有違故，不行首報，牌內一家有犯，連坐九家，治寨長失察之罪。”（見《朱折》馮光裕折，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於是，朝廷對苗族居民進行逐寨逐戶地全面搜抄、清查、銷燬，永遠嚴禁學習和承傳使用苗文。眾所周知，清朝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後的，在清廷的殘酷鎮壓下，城步苗文在湘桂黔邊區漫漫消失了。
四、城步民間現仍在使用一些常用苗文字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紀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較為簡易的苗文來記工分或記數，這些常用的代表數量的苗文字如下圖：
另外，時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縣境內一些上了年紀的苗族木工，他們在做木工時，將一些苗族文字書寫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記號，這些苗文字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如下圖：
以上事實證明，苗族確實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人民與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創造了絢麗多彩的中華文化。現在苗族只有語言而無文字的史實，完全是歷朝封建統治者對苗族人民實行殘酷的政治、文化壓迫所造成的。城步苗族有苗文的歷史事實，表明苗族人民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一樣，具有創造自己語言和文字的能力。苗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她為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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