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公共知識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的縮略詞，一度被視為具有批判意識和理想情懷的光輝偉岸形象而存在，然而現在卻漸漸淪為輿論場的負面詞彙。
歸根結底，就在於公知的“公”或許就是悖論，除非知識分子的描述本身就具有批判性，認識到自己的描述也只是諸多角度中的一種，只不過能滿足自己的實際慾望而已，否則終究是一種官僚主義態度。
這種官僚主義態度不是表面上對於知識的支配，而是建立在一貫的描寫，連貫的敘述和程式化思想的統領基礎上，通過充分挖掘理由，來深度剖析一種歷史必然性或世界性命運共同體。
社會學家亞明·那塞希指出，我們的社會沒有什麼社會性和共同性可言，社會就是不同的態度和觀點在具體情況下彙集到一起的一個聚合體。
所以從美學角來看，解決問題不再給出所謂中心明確、一勞永逸、面面俱到而又高度整合的設想，而是要正確地去認識不同角度之間的差異。
在一次醫院如何應對患者自殺問題的主題討論中。出席會議的人員有醫院院長、幾位牧師外科醫生、幾位醫生、一位律師、兩位護理人員代表和一位患者權益代表。還在這一陳述環節大家就已是各執一詞，針鋒相對。
行政主管本人大談特談金錢的萬能和冷酷的一面。接下來發言的是一位高級內科醫生，他只是客觀地介紹了自己的姓名和職責;之後是護士長，再之後就是那位精神科醫生，這位醫生對不知什麼人表示了一番謝意。
接下來是兩位教士，一位是稍微年長的天主教神父，另一位是年富力強的福音派牧師，他們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但都表示支持所有各方的觀點。他們“支持在場所有人”，也支持那些在醫院“服務”即“為人服務”的所有人。
緊接著是一位年輕助理醫生，他發言的內容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方面，他全身投入，興致盎然;另一方面，他又顯得行為拘謹，小心謹慎。診所內部架構清晰，上傳下達，他的態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森嚴的等級秩序。
精神科醫生與律師之間的辯論尤為激烈。精神科同事描述了事件的經過。在那位腫瘤患者自殺的前幾天，他就暗示過想要一死了之。大概是覺得腫瘤一時半會兒也要不了他的命，大家也就沒太當回事。
總之，情況都已跟他交代得很清楚，但根據與護士、他的妻子和兒子分別談話的內容，以及高級主治醫生的陳述來看，到最後他也沒有得到最起碼的關注。
這位精神科同事就像是打開了壓力鍋上的排氣閥:“今天會議開始時，我只注意到‘有必要多加關注’這樣的論調，那就是當患者已經無法左右自己，你必須做點什麼去保護他們。如果找我諮詢，我會非常樂意。但這樣做又會落人口實，律師們又可以大肆抨擊醫務人員的家長作風了。”
“很顯然，患者住進像我們這樣設施先進的醫院都無法確保得到重視，真是令人遺憾。所以每個人都有自決的權利——這不僅對患者而言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對那些想要做一些別人不想做的事情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否則他們就不需要自決權了。謝天謝地，白衣天使們可以獨立決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接下來，面色抑鬱的醫院行政主管自己承擔了責任，因為他很清楚，如果任由這類患者自殺的消息在媒體上四下傳播，由此給醫院造成的經濟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高級內科醫生自始至終都表現得最無辜，他帶著防範的口吻說，他只考慮下面這個問題:從醫學角度來看，實在是找不出任何患者自殺的理由。
護士長馬上接過話茬:“對於剛才談到的情況，我們早就習以為常。我們與病人接觸更為密切，但是時間從來就沒夠過，不—是—要—省—人—嘛。(她一字一頓，眼睛還盯著行政主管。)我們不能只在查房或治療時才跟患者見面。這一案例恰好說明了這一問題，是一位年輕護士跟患者悉心交流時發現了問題。她把這一情況告訴給了助理醫生。但我重點想說的是，我們看護人員都很清楚，患者需要更多的關注和陪伴，也需要跟我們不斷接觸。我敢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靈魂正在漸行漸遠。”
聽到了“靈魂”一詞，兩位神職人員隨即加入了討論。那位年輕的新教牧師說道，無論是一個人自身，還是他的監護對象及陪伴身邊的人將死之際，都會表現出“恐懼和弱點”，也會表現出決絕。在結束語中，她說:“有時候，我們知道能做的事情微不足道，心照不宣也就夠了。”
……
設想一下，如果各位發言人口是心非，情況又會怎樣?比如說，如果這位律師沒有首先強調主觀權利的無條件性，那麼他應該是一位糟糕的律師。如果這位精神科醫生最初沒有懷疑病人自殺意願的病理學因素，我們又會怎樣評價他呢?而那位高級護士則不得不指出自己的做法與醫生做法之間的差異:醫護人員往往比大多數醫生更能切身體會到病人的感受。最終，那位行政主管也是無計可施，只能繼續大談特談金錢的“萬能和冷酷”，以及這一事件給醫院造成的經濟後果。那兩位牧師還能在原則上再說些什麼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內科醫生首先探尋軀體診斷標準也是無可厚非。
人們在患者自殺後對這一情形所作出的描述和評估在某些地方明顯相互矛盾，但到頭來所有人都沒錯。這聽起來有些不合邏輯和謬誤，但卻是我們都生活其中的現代社會是多麼不合邏輯和荒謬的一幅真實寫照。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說，還是各種角度截然不同。
從邏輯上來說，我們很容易接受下面這一點:如果存在矛盾表述，在N個不同表述中至少會包含N—1個錯誤表述，那就只有一個是正確的。但放眼社會，若真抱著這種觀點未免幼稚可笑。個體根本就無從應對紛繁複雜的現代世界。
每個人都在從一定的角度去看待社會，只是每個人都是管中窺豹罷了。如果我們總是從以往熟悉的角度去看問題，就可能會鑄成大錯。無論何時何地，問題描述與解決方案之間都會相互競爭，並且都只是眾多視角之一而已。
例如，一個傾向於經濟性的描述不僅依賴於將金錢作為衡量所有事物的尺度，也依賴於對生活的某種基本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商人，而且必須努力工作才能脫穎而出。世界就像一個市場，在這種模式下，所有事物都一覽無餘。
一個更傾向於政治性的描述會著眼於為每個人找到解決方案，這一方案具有集體約束力，它依靠集中管制而非分散的市場解決方案來實現。然而，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人們則會依賴個人表達和審美體驗。
大多數時候，這些不同角度之間經常會直接相互鬥爭，而不會顧及這場鬥爭下的總體情景。對社會問題、難題和挑戰進行公開討論，基本上都無法反映出社會的多重角度性，而且基本上也不會關注到發言者的論點是如何產生的。
現在不要再去習慣性地批評或抵制這種多重角度性，而是要積極主動地接受這一特徵。我們不要大費口舌再去爭辯角度的差異性。我們應當把角度當成一種戰鬥方式!
這個世界上最緊迫的問題:從生態問題到全球不平等問題，從人口問題到世界金融危機問題，從人類食物供應問題到未來的能源供應問題，都不會靠爭辯哪個角度合適而得到解決，也不會因為將哪個角度當成唯一正確的而得以解決。
自19世紀以來，政治及政治經濟就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並在20世紀的極權主義中達到最極致的表現。然而時至今日，不少社會科學知識分子仍然堅持這樣的中心視角。
隨著西方國家聲稱它們成功地控制了蘇聯的勢力範圍，經濟邏輯似乎被認定為是主流角度。無論如何，“自我激勵”“競爭”“個人創業”等概念現在適用於社會的各個領域，就像人民的政治之謎、人民主權論，以及後來的人類集體命運的國際化視角一樣，誘惑十足而又讓人深信不疑。
社會學觀察對世界的特殊貢獻是讓人們認識到:在競爭中或觀點融合中無法找到解決方案，而是要到其他情形中去尋找;不要試圖去消除角度及情境多樣性，而是要將它們進行有效的轉化。
《穿行社會：出租車上
的社會學故事》
作 者：（德）亞明·那塞希 著
跟隨社會學家漫步社會，
感受不一樣的罪與美。
觀點資料來自
《穿行社會：出租車上
的社會學故事》
閱讀更多 北京大學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