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門八關”示意圖
盛京(瀋陽)“內城外郭”圖
想必如今的瀋陽人都知道，瀋陽城曾有8座城門，外加一座封閉的明代遺存“九門”。儘管人們不大清楚這些城門的具體位置、當初都叫啥，但最起碼都知道，眼下還有兩座新修的城門：東邊的撫近門(大東門)；西邊的懷遠門(大西門)。
然而，人們未必知曉，那年月的瀋陽方城外圍，還有一圈兒“邊牆”、8座“邊門”。“邊牆”、“邊門”建於何時，當初有什麼用途，都在如今的啥位置？咱們這就說道說道。
營造都城四門改作八門
瀋陽成為名副其實的“城市”，要從遼國“瀋州”城起始。後來，經過金國、元朝、明朝，直至清朝。
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農曆九月初一，35歲的皇太極繼位，成為後金政權的第二代大汗，詔以第二年(1627年)為“天聰元年”。皇太極登基後，在明朝“瀋陽中衛”基礎上，著手改造瀋陽城。《盛京通志》記載，改造後的瀋陽城，城牆高3.5丈，寬1.8丈，女牆高7.5尺，周圍長9裡332步(一步為5尺)，四面垛口651座，城樓8座，角樓4座；護城河寬14.5丈，周圍長10裡204步。瀋陽城的8座城門建於何時？且看《滿文老檔》記載：天聰四年(1630年)農曆四月初五，瀋陽城北面城牆未曾修築，仍然是明朝“瀋陽中衛”的原有城牆，其餘三面城牆早已修築。從天聰四年農曆四月初六起，開始修築瀋陽城北城牆。
有關專家分析，大約後金天命十年(1625年)或者十一年(1626年)，在修築東、南、西三面城牆時，便將明朝“瀋陽中衛”的4座城門改為8座城門。當時，努爾哈赤尚在人世，且居住在瀋陽城內中軸線北端，因此，明朝“瀋陽中衛”的北門(鎮邊門、九門)並未封堵。那年月的瀋陽城8座城門，僅僅開闢了8個門洞。後金天聰五年(1631年)之後，皇太極全面修繕瀋陽城時，才將8座城門修葺一新，使之具備後金乃至大清國都的規模和氣勢。
看重陪都修築邊牆邊門
清代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關之後，盛京(瀋陽)成為大清帝國的“陪都”，其地位僅次於北京。當年，隨著全國形勢逐漸趨於穩定，很多跟隨大清皇帝進軍中原的滿族“八旗”人口，相繼奉命回到山海關之外的祖居之地。不少漢族百姓，也看好關外幅員遼闊、地廣人稀、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紛紛從河北、山西、山東等地遷徙關外，來到盛京(瀋陽)地區，或務農、或務工、或經商。於是，盛京(瀋陽)城的人口逐年增多。基於抵禦沙俄入侵、經營“陪都”這個“根本重地”考慮，清廷十分重視盛京(瀋陽)地區的發展建設。
清代康熙十年(1671年)農曆九月、十月間，康熙皇帝第一次東巡祭祖，耳聞目睹了“陪都”盛京(瀋陽)地區的相關情況。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皇帝下旨，修繕、擴建“陪都”盛京(瀋陽)城，除了維修原有的城牆、城門等設施之外，還作出一項十分重要的決定：在盛京(瀋陽)方城之外，修築一圈兒平面近乎圓形的土築圍牆，稱之為“邊牆”，以適應盛京(瀋陽)地區人口不斷增加、擴展城區的需要。
史料記載，盛京(瀋陽)“邊牆”高7.5尺(2.79米)，周長32裡48步(16.08公里)，面積11.9平方公里。“邊牆”均為夯土築造，設8個“邊門”。“邊門”均為磚砌兩個門柱，上有一橫枋，橫枋之上起脊灰瓦。各個“邊門”均與盛京(瀋陽)方城八門相對，並按照盛京(瀋陽)方城八門的俗稱命名，即撫近門(大東門)外，為“大東邊門”；內治門(小東門)外，為“小東邊門”，其餘以此類推。“小西邊門”還修建了一座門樓，上嵌“陪都重鎮”四字門額。盛京(瀋陽)方城八門之外、各個邊門之內，稱之為“關廂區域”，如“撫近關(大東關)”、“內治關(小東關)”等等。
內城外郭提升沈城規格
修築盛京(瀋陽)城“邊牆”、“邊門”，對盛京(瀋陽)城市發展具有十分重要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其一，提高了盛京(瀋陽)城垣建築規格。我國古代城池建築的完備形式，為“內城外郭”，以便按照等級制度、使用功能，充分、合理地劃分管理區域、商貿區域、居住區域等等。千百年以來，人們已經習慣把是否有外城(郭)，看做衡量一座城市級別大小、地位高低的標準之一。盛京(瀋陽)城之所以形成“內城外郭”制式，與盛京(瀋陽)的“陪都”地位、發展需求密不可分。
其二，加強了盛京(瀋陽)城防禦功能。儘管“邊牆”僅為7.5尺高的土牆，難以抵禦敵軍的千軍萬馬，但“邊牆”畢竟在盛京(瀋陽)方城之外，增加了一道屏障，若要進出盛京(瀋陽)城，必須通過8個“邊門”，接受守門士兵盤查，加強了盛京(瀋陽)城的治安保衛。
其三，擴大了盛京(瀋陽)城市區域面積。原有的盛京(瀋陽)城區，只限於方城之內。修築“邊牆”之後，盛京(瀋陽)城區面積向外擴展了約6倍，從而形成兩部分：方城之中的“內城”；“邊牆”與方城之間的“外城”(關廂)。
修築“邊牆”之前，盛京(瀋陽)方城之外，除了廟宇很少有人居住，誰都不願意夜裡黑燈瞎火地被關在方城城牆之外。修築“邊牆”之後，人們不再一味地擠在方城內，而紛紛在“關廂”內安家、開設店鋪。清朝末年的盛京(瀋陽)地圖顯示，當年盛京(瀋陽)“關廂”地區已有上百條衚衕，有許多茶館、飯店等買賣店鋪，並且還有“八旗”某某“牛錄官廳”。一些諸如“副都統”、各部侍郎等高級官員的公館(府邸)，也都建造在“關廂”地區。與此同時，一些學校、教堂，甚至“奉天省諮議局”如此重要的辦公機構，也設在“關廂”地區。
當年，清廷盛京衙門明確劃分了“八旗”居住界限：“大東關”為鑲紅旗界；“小東關”為正紅旗界；“大南關”為鑲黃旗界；“小南關”為鑲藍旗界；“大西關”為鑲白旗界；“小西關”為正黃旗界；“大北關”為正藍旗界；“小北關”為正白旗界。
外圓內方招財進寶福地
修築“邊牆”、“邊門”之後，盛京(瀋陽)城形成了“八門八關”格局。有人還將方城、“邊牆”組合起來，說是“外圓內方”，狀若銅錢，寓意盛京(瀋陽)是招財進寶的風水福地。更有人將盛京(瀋陽)城垣佈局，與“陰陽八卦”聯繫到一起。
清代光緒四年(1878年)，盛京(瀋陽)才子繆東霖在《陪京雜述》中記載道：盛京(瀋陽)方城內“中心廟”(瀋陽故宮北牆外)為“太極”；鐘樓、鼓樓為“兩儀”；方城外四塔為“四象”；八門為“八卦”；郭(邊牆)圓像天，城方像地；值樓、敵樓各三層共三十六為“天罡”；內池七十二為“地煞”；敵樓、角樓共十二為“四季”；八門、甕城各三為“二十四節氣”。
上世紀之初出版的《東三省古蹟軼聞》，與繆東霖所見略有不同：盛京(瀋陽)“陪都”城按照“周易八卦”建造。清朝“太廟”(瀋陽故宮正門東側)為“太極”； “太廟”之前為“十面”(經幢，現存瀋陽故宮大政殿廣場東牆)，其後有“羅兒大天”(一眼水井)，為“太極”中陰陽二魚的魚眼；“太極”生“兩儀”(鐘樓、鼓樓)；“兩儀”生“四象”(四塔)；“四象”生“八卦”(八門)；八八生六十四卦(城牆樓櫓)；六十四卦生七十二地煞(滲水泡子)。這種說法，為當年瀋陽人津津樂道。
為圖吉祥大西邊門偏南
修築“邊牆”過程中，有兩件事必須說道說道。
其一，當年，盛京(瀋陽)城外東南端，有條“萬泉河”(小瀋水)緩緩流過。為增加城市水源，既不能阻斷河水，又不能影響修築“邊牆”。於是，能工巧匠們特意在“邊牆”東南處，建造了兩座各十餘丈寬的“水柵”。“萬泉河”水從東側“水柵”流進“邊牆”內，再從南側“水柵”流到“邊牆”外，迴歸河道，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自然資源。
其二，連通盛京(瀋陽)方城八門與“邊門”的8條大道之中，有7條均為徑直相對。當年，站在方城八門城樓之上，便可遙遙望見八門相對應的“邊門”。然而，惟有懷遠門(大西門)與“大西邊門”之間的大道不徑直相對，而是自東向西逐漸向南偏斜。原來，那年月的懷遠門(大西門)外，是盛京(瀋陽)衙門處決犯人的刑場。刑場不遠處，是埋葬無主屍首的墓地(亂葬崗子)。因此，當年的沈城百姓稱懷遠門(大西門)為“鬼門”；婦女們還有一句掛在嘴邊兒的頂級狠話：“挨千刀的，出大西門去吧！”
當年，盛京(瀋陽)有個民間傳統觀念，認為人死後要去往西方“極樂世界”。所以，稱人去世為“歸西”、“駕鶴西去”。這種民間傳統觀念，恰與懷遠門(大西門)外刑場、墓地巧合，認為懷遠門(大西門)徑直對著“大西邊門”不吉利。於是，修築“邊牆”、“邊門”時，人們便有意將“大西邊門”向南偏斜，以便避免形成直通方城內的“西方大路”。
邊牆沿線轉了好大一圈
以市府廣場西南角作為起點，描摹一番盛京(瀋陽)“邊牆”走向、“邊門”原址。
市府廣場西南角，為“小西邊門”原址；據此向東北方向延伸，沿惠工街到惠工廣場，由惠工廣場沿聯合路，到聯合路與小北關街十字路口，為“小北邊門”；沿“奉海鐵路”至大北關街與北邊城路鐵路道口，為“大北邊門”；再沿“奉海鐵路”折向東南，至東邊城街與小東路十字路口(老龍口酒廠門前)，為“小東邊門”；沿東邊城街南行，至大東路十字路口，為“大東邊門”；沿堂子街東側向南，穿過萬泉公園“水柵”(俗稱“牆豁”)，再沿先農壇路向南，經過萬柳塘公園向西，過勒石巷到大南街，為“大南邊門”；沿南關路西行，到南關路與小南街十字路口(西南側)，為“小南邊門”；從“小南邊門”斜向西北，沿順通路西北行，至青年大街，為“大西邊門”；沿青年大街北上，直至回到市府廣場西南角“小西邊門”為止，為“邊牆”沿線。
上世紀20年代，依據盛京(瀋陽)城“八門八關”分佈位置，瀋陽曾劃分為5個區：方城內為1區；以此由東順時針類推，依次為2區(大東中部)；3區(瀋河南部)；4區(瀋河西部)；5區(大東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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