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东方欲晓，一代伟人们在此亲手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会上，毛泽东还向全党同志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是如何筹备的，会场是如何布置的，警力是如何安排的，会议期间又有哪些文艺活动呢？……让我们探秘寻踪，共同走进历史深处。
一、中共中央动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过程是怎样的？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安排召开的。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动议过程。
1、阜平城南庄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在会议召开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其中第二项内容即为：“(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问题，二中全会的议题：（甲）中央工作报告（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党的任务）；（乙）关于在民主革命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明确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所议的三项议题，并请诸同志先作大概的讨论，然后再到阜平开会时具体商议。
在接下来的城南庄会议上，对事先所提问题及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以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2、九月会议上，中央提出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9月13日做的结论中强调：“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
3、三大战役期间，中央多次发电明确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
在战略大决战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共中央的具体谋划之中。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可以看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提上了日程。
4、一月政治局会议，特别明确了七届二中全会诸任务。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革命即将胜利，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他们殚精竭虑，倾心绘制着新中国的蓝图，而这一切成果将在七届二中全会中得以全方位体现。
二、筹备工作事无巨细，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会议的分工、会议通知的发出、会议材料的准备、警力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那么各项工作到底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1、明确分工，有条不紊。
起初，中央暂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会议所用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在管。
1949年2月11日，周恩来召集人员商谈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事宜，确定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负责筹备会务。2月12日，杨尚昆约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共同开会商量会务事宜和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阅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备由汪东兴负责。
2、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会议通知。
关于会议的通知，是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改定的。
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考虑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告诉了会议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考虑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等多种特殊情况，简短精炼，要言不烦。“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
◆这是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的《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手稿。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
接下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发往前线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重申参会事宜。依据形势的变化，对参会人员进行更加详细周密的考量。如2月14日，周恩来致电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关于迎接民主人士进京事宜时，又明确：“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欢迎大会。林彪、董必武、彭真、薄一波、聂荣臻等可在此会开过后再来中央开会。”四天后的2月1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关于调整平津领导关系指示电中又做了一个补充通知：“中央决定罗荣桓、薄一波、彭真、叶剑英、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丑俭前赶来中央开会。”充分体现了我党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3、毛泽东亲自确定会议材料。
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央在进城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明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等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政策学习，目的在于要求与会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掌握近期党的革命任务，为建立和建设好新中国做好准备。
1949年2月26日早，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好学习材料的准备工作。信的内容为：（一）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二）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请重印若干发给二中诸人。信中首先指定的学习材料是《政策汇编》，它是由当时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辑的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是一份党内文件的汇编，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八部分，主要汇集了中共中央及各领导人的文章以及中共中央、新华社、中宣部等部门发布的文件、发表的文章等共107篇。一月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即《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文件。
3月3日，毛泽东又函告周恩来，请即将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央宣传部编译一套“干部必读”书目，毛泽东批示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共十二册：《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这成为建国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周密警戒确保安全。
负责会务工作的杨尚昆深知此次大会的重要性，他对会议的安全警卫非常重视。２月下旬他又找来汪东兴和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及参谋长古远兴进一步商讨。几个人将目前的战场形势和可能出现的危险做了细致的分析。最后大家思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即小规模的特务破坏、暗杀和国民党空军轰炸及空降。在研究国民党空军的情况时，杨尚昆特意到军委作战部一局查询了国民党空军当时的编制实力及出动记载，尤其是轰炸机、运输机的配备及伞兵部队作战能力。
根据研究和讨论，杨尚昆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为了保证会议顺利安全地召开，除原有的中央警备团外，建议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执行反袭扰、反轰炸、反空降任务。
毛泽东亲自安排警卫工作。2月23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罗瑞卿电：请你兵团即调一个较好的团来担任中央的警卫，待中央迁移时即行归建。同日，另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加强中央机关的警卫，防敌空袭及伞兵袭击，除令第十九兵团调一个团来中央警卫外，拟从四野炮纵抽调高射炮四至六门，配齐人员附属装备即来中央。
于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派187师参谋长杨尚德带领560团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东北则调高射炮兵中装备最好的第2团1连由副教导员周成崇带领到西柏坡执行任务。杨尚昆和方志纯、刘辉山给他们交代了具体任务：“中央在此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当即商定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为此西柏坡四面山坡上布置了高射炮。
当时中央警备团虽已经抽调７个连800余人进军至北平，准备入城进行接管和警卫工作。但留在西柏坡的第二、三、五、六、七连及直属警卫连、骑兵连仍还有千余人，在团长刘辉山和参谋长古远兴的带领下，担负了这次会议的警卫。按照上级安排，中央警备团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地防止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破坏活动，防御敌人空军的突然袭击，并防止敌军溃散部队之可能的窜扰，保障会议的安全，保障首长行动、休息的绝对安全。汪东兴和刘辉山、古远兴经过商讨，决定在以前警卫布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以西柏坡会场为中心的两层外围警戒，在所有的交通口、桥头设置岗哨，严格检查来往行人的通行证和监视坏人，并增派巡逻哨于各固定岗哨之间进行活动，限制外来的生人进入内线警戒区。核心区的警戒包括会场的警卫和中央首长住地的警卫任务，由何有兴任连长的警卫连担任，常设29个岗哨，设在出入村庄的路口、首长住地、首长经常往来的街道及村内山上的制高点等处。
为保证这次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找到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和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要求方志纯：“这次警卫非常重要，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３月５日上午，杨尚昆最后检查了会场布置、警戒、新闻摄影等工作。下午３时，七届二中全会顺利开幕。
七届二中全会得以圆满举行，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187师560团和四野高炮2团1连这三支部队组成的严密安全网功不可没。
三、土坯屋里绘蓝图，盛况是怎样的？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各种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0人。
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组成大会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会议由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与缺席人员。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在对死难同志静默三分钟后，开始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做报告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讲到晚上八点半。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在报告中，毛泽东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
与会的各中央各部门和地区负责人围绕毛泽东的报告进行讨论，共有27人作了发言。3月13日，大会闭幕时，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
会议最后一天根据主席提议，通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这是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绘制新中国蓝图的一次重要大会，它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战争转向和平，由革命转向建设，由农村转向城市。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则是实现党的各方面工作转变的总枢纽。
四、休会间隙议事忙，议了哪些重要的事？
会议从3月5日至13日，短短的八天时间。但除了正式会议，会议间隙也为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镜头。
1、创建空军提上中共中央议事日程。
3月8日晚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听取了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关于东北航校建设情况的汇报。
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这是我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空军的任务。身兼东北航空学校校长的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看到党中央的决定，结合飞速发展的形势，感到责任重大。征得东北野战军首长的支持后，刘亚楼立即致电在东北的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迅速到京。为了使党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东北航校建设的情况，也为了使航校建设直接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报请参加全会的东北野战军首长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一角。
常乾坤和王弼接通知立即从东北出发火速赶往西柏坡。赶到西柏坡时已是3月8日早上。两人来不及卸下长途跋涉的劳累，结合一路上的思考与讨论，马上投入撰写航校工作情况报告，将航校情况、下步任务和建议逐一详细列出。这个汇报稿长一万多字，以文字为主，并配多处表格数字，逻辑清晰，内容详实。3月8日晚上，常乾坤、王弼来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等，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了不起，很好，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情，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
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和建议，使党的领导人对航校的情况有了基本的了解，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为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训航空人员，为创建空军作准备。
2、中央专门召集了人事座谈会，研究干部配备问题。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次日，为迎接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中央专门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研究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问题。会上决定：中共中央华东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饶漱石任第二书记、陈毅任第三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市长；刘伯承任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山东分局改为省委、由康生、张云逸等负责；浙江省委由谭震林、谭启龙负责；铁路部门党委书记由滕代远担任；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为副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时研究抽调干部到新区工作问题。
五、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但却留下了遗憾，那到底是什么呢？
七届二中全会的参会代表们，大部分很幸运，顺利参会，有的则因为工作和身体等原因没能参会。但有一人，是因为历史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到会”的，他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从而让历史留下遗憾。
黎玉，原名李兴唐，1906年出生在山西省崞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曾历任中共北平市委职工部部长、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河北省委巡视员兼直南特委书记等职。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决定让黎玉到山东，恢复和建立山东省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从此，黎玉在这里一干就是13年。在山东期间，他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道。
然而，1947年6月作为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回到山东，同年11月康生在参加完全国土地会议后也从西柏坡来到山东就任山东分局书记、省政府主席。他们首先推翻了1946年9月华东局制定的《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把山东党打成“富农党”，说他们执行的是“富农路线”，并大行“搬石头”，将山东党的许多优秀干部通通搬掉。同时，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和调离，大力推行贫雇农光荣的极“左”路线。自然，黎玉便成了“富农路线”的代表人物，以后又给他加上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拒绝华东局领导”等10多条罪名，对他的批判也不断升级。但，黎玉始终从战争大局需要出发，从团结同志，维护大局利益出发，忍辱负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党和革命事业的最大利益。同时那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进攻时期，党中央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彻底了解事情的真相，再加上时代的影响，因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作出停止黎玉到会的决定，成为党史上的一大憾事。
1986年3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个月，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为黎玉进行了彻底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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