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蒙汉对应的“不浪”群

作者丨王克明(书房记团队作者)

按:王克明先生《原音词浅论》一文运用学界研究成果,通过与汉语上古拟音和蒙语等语言语音的对应比较,对陕北方言中成群的嵌L形态词语和圪头词语等,做了较新视角的探讨,认为这些词语来源于单音汉语形成前的原来语音形态,具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继承性,称谓其“原音词”更切近本质。论文收载于邢向东教授主编的《西北方言与民俗研究论丛》第三集。作者稍有修订后,“书房记”分五篇连载,每篇保留文中小题,外加新拟标题。

通过古代文献研究比较陕北话词语,可以探讨陕北方言的历史继承性。进一步,陕北话词语里,有没有比文字记载的近古、中古、上古的继承,更为久远的继承?在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同时,陕北方言有没有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始继承性?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1. 蒙汉“不浪”群发生学关系提示的“原音词”认知

通用的“分音词”称谓,也作嵌L词、缓读词、切脚词、析音词、反语骈词、分音式单纯入头词、前冠衍接式韵律词等,专家学者多已备述。“分音词”称谓表述了对这类词语的定义,认为它们是从单音词发展为语音相类反切、嵌入L声母而原词义不变的连绵词。

秦汉文献有少量这种词,宋元书中多了起来,根据现在一字对一音的汉语言经验,认为文献显现了语词分音过程,形成了“分音词”的认识和称谓。但同时存在另外的可能性,即先秦文献里“不律”类不太多,宋元时代这类词成其大势,不一定是先秦说的少,而是技术条件的限制,记载的少,先秦典籍文字总量也较有限。宋元时期,这种词不一定是比先秦说的多了,而是记的多了。先秦按词义记,是一个字。宋元按词音记,是两个字了。

众所周知,陕北方言乃至晋语里,“棒”说“不浪”。这是记音,没有字形。按词义写,就是一个汉字,棍棒的“棒”,《说文》作“棓”。棒子、棍子、桩子之类,相对不太细长者,都泛称“不浪”。如手指头不浪、打架拿的木不浪、埋半截的桩子不浪、高高竖起的电杆不浪等。乞丐使用的栒子棍类,因细长而不叫“不浪”,只能叫棍棍。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不浪”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的唯一存留,是“拨浪鼓”一词,现在被解释为因“拨浪拨浪”声响而名“拨浪鼓”。这样的解释是错的。真实的是,因为鼓下面插着一根“不浪”,所以叫“不浪鼓”。若按词义念单音节,是“棒鼓”。元代“棒鼓”曾写作“不郎鼓”、“不琅鼓”,《四春园》杂剧有“我摇动不郎鼓儿”,《渔樵记》杂剧有“摇动这不琅鼓儿”,也都是记音而无固定用字。

为什么“棒”说“不浪”?根据分音理论,是“棒”缓读嵌入“L”声母所致,先有“棒”单音而后分成“不浪”,因此“不浪”是分音词。语言中的真实演变与理论阐说的先单后分顺序是否一致?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蒙古族有一种打猎的工具,是一端略弯曲的木棒,叫 bʊlʊː,1 译名“布鲁棒”。 bʊlʊː 是器物名词,本泛指棍棒,与陕北的“不浪”音义对应。bʊlʊː 亦用于狩猎,猎具发展定型后,沿袭棍棒旧称。不仅是布鲁棒,蒙语的棒子、桩子、棍子等词,音义都与“不浪”一致。它们的读音和汉译是:杖、棒、长棍 bərəː(巴利亚),2 布鲁棒 bʊlʊː~bɪlʊː(必鲁),棒子、棍子 bɔrɔːxœː(布鲁亥),桩子 bʊlaːr、bʊlaː(布拉),鼻勒(穿驼鼻木栓) bʊɪl(百勒),木槌、棒子 balbʊːr(布拉伯勒)。这些词形成了蒙语中的“不浪”群,具有共同发生的意义。元代时,妇女拖垂衣背的辫子,长条形状,当时也曾以“不狼儿”名之。3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阿尔泰语系的蒙语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是黏着语与孤立语的不同类型,应该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会有成群形态的蒙语词音义与“不浪”相通?徐通锵先生在《历史语言学》中指出:“语音对应关系的解释力和普遍性远远超过形态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原则”。4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依据汉语和阿尔泰语的同质关联部分,认为它们有发生学关系。

本世纪之前,陕北方言里“不浪”完全占有单音“棒”的位置,其使用具有广泛性、日常性、单一性。“某一人类集体用来表达这些无处不在的事物和情景的词构成该集体的语言中的基本词汇。”5“不浪-棒”正是这样一个基本词汇。人类最早的工具或武器,应是树上折下的一根“不浪”,远早于石器的使用。因此它不是从蒙语借用或受蒙语影响的词汇,而是自身起源的汉语词汇,是陕北方言里一个年深日久的基本词汇。蒙语里的“不浪”,以其成群的形态来观察,可以确定是草原游牧文化中,甚至远在那之前的文化类型中,生活里的必须词汇,同样是蒙语中年深日久的基本词汇。

作为词项,“棒”已列在M.斯瓦迪士200个基本词汇表中,确定为用于比较历史语音对应关系的一个人类语言基本词汇。鉴于超越语系的语言比较是通用的学术方法,符合历史语言学的原则,故而有理由认为,“不浪”是汉语和蒙语共同的基本词汇。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由于“棒”是基本词汇,且判断蒙语没有经历过单音词阶段,所以,无法用分音理论解释蒙汉共存“不浪”的现象,也无法脱离蒙语“不浪”群,单方面解释汉语“不浪”的形成。但可以参考复辅音理论认识这方面问题。陈独秀先生1937年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一文中简明解释:“盖自单音象形字固定以后,无法以一字表现复声母。而在实际语言中,复声母则仍然存在,于是乃以联绵字济其穷。”汉字“棒(棓)”固定后,字形不表现复辅音。但实际语言中,复辅音余迹仍存,如洪迈所记“旁为步廊”。其前辅音独立为一个音节后,形成了嵌L形态的语词。

邢公畹先生曾说:“一个带复辅音声母的原始语词到不同的方言里,有的以第一辅音为声母,有的以第二辅音为声母。”6 汉语言语音的偏失造成复辅音分化,从而进入单音化过程。如“罅”义缝隙,上古音 qhraas。北方话古音 ha,广州话和客家话是 laa。北方话继承了复辅音的第一辅音,广州话和客家话继承了第二辅音。7 陕北话则双双继承,音“喝腊(圪腊)”,成为今天认知的嵌L词。汉语中,与单音词“棒”同时存在的,有单音词“桹(榔)”。“桹”是渔人用以敲击船舷驱鱼入网的长木棒,即长“不浪”,潘岳《西征赋》有“纤经连白,鸣桹厉响”。这两个词义相同的词,“棒”是以原始语词的第一辅音为声母,“桹”是以其第二辅音为声母。它们形成同词异字的异文现象,可以认为是从复辅音分化而来。陕北口语把两个辅音都保留,因有“不浪”存世。

董、高、周、王、郭诸公的上古音拟音,“棒(棓)”均无L复声母。8 从蒙汉的“不浪”词语反观历史语音,这个词L复声母的上古拟音,应更近历史语言真实。本文上古音采用郑张尚芳构拟音系。9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棒(棓)的上古音是 brooŋʔ。与棒同一词项,梆上古音 brooŋ,柲(兵器柄)上古音 bliiɡ、priɡ,柄上古音 praŋʔ、praŋs,朴上古音booɡ、phruk(李方桂)10。柄等词语以棒为本,名称应是从“棒”发生,语词因此相关。桩上古音 ʔr’ooŋ,桹上古音 raaŋ,杖上古音 laŋɡ,棁(木杖)上古音 lhood,枹(鼓槌)上古音 bɯu,它们的语音发生也与棒相关。希腊语的旗杆矛、长矛音 lonkhē,与杖对应相关。古北欧语谓用棍棒打是 bauta,原始印欧语棒的词根是 baud-,与枹有对应性。11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在棒的基础上加缚石斧,是石器时代人类的常用工具,棒和斧的词语因此也有发生学关系。“斧”的前上古音是 plaɡ,上古音缩为 paʔ,其梵语是 parasú-š,希腊语是pélekys,6000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利亚语是 balaɡ。12“由于梵语和希腊语的‘斧’一词与苏美利亚语相联系,裴特生认为这个词存在于印欧语的时间十分古老,‘这个借词是发生在庞大的印欧语统一体还没有分裂以前’。”13

“语言是爆发式地产生的。一旦一些物体被赋予了名字之后,人们需要提到的一类事物、动作、状态和性质的名称也会马上形成。”14 以棒(棓)为基本词,与梆、柄、斧、柲、朴一起观察,包括桩、桹、杖、棁、枹,可知在汉语早期,也有一个共同发生的“不浪”群。这个与蒙语“不浪”群对应的汉语“不浪”群,在汉语单音节化的进程中被遗忘了。蒙汉“不浪”语音对应一致的集群性表现,排除了对应偶然形成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互为借用词语的可能性。而认可蒙汉集群形态词语的基本词汇属性,会导致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论:汉语方言的“不浪”和蒙语的“布鲁”有发生学关系,它们不是相互借用的相似性,而是共同起源的对应性。它们来自同一个原始的词语。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鉴于“不浪”不是单音词分音而成,而是先有复辅音,后为单音词,是原始多音节语言的遗产,是“棒”的原始语音基本形式,所以对这类词语的“分音词”等称谓不够贴切,名之为“原音词”更切近本质。“原音词”是谓:一,是继承单音化之前原本语音形态的汉语词汇;二,是保有上古甚至远古原始语音信息的记音汉语词汇。

历时语音比较观察到的情况,与从古籍文献观察到的情况相反,不是上古“分音”少而宋元多起来,而是上古复辅音字词更多。郑张尚芳上古音系18000字词中,有 l、r 复辅音构拟的在4500字以上,不少于25%,比例远远大于先秦文献对“不律”类词语的记载,亦远远高于宋元时期的原音词记载比例。

为什么陕北人把“棒”说成“不浪”?

注释

1 本文蒙语音标引自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蒙汉词典》,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引用时个别声调符号未显示。

2 2005年陈子明先生委托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请他们原来插队的内蒙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国境线边懂汉语汉字的蒙族居民为本文中引用的蒙语词汇译写汉字。蒙语音标后括号内为蒙民所译汉字。

3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拉萨图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151页引述郑所南《心史》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4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3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5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6 引自雷春辉《从“来麦”“令命”同源看上古汉语复辅音ml-的存在及演化》,现代语文2011年第5期。

7 http://tieba.baidu.com/p/1986116119。

8 董同龢、高本汉、周法高三家所拟“棓”周秦上古音参见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146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王力、郭锡良“棒”上古音拟音,参见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31页,中华书局1999年。

9 除注明外,本文所列上古音引自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古音字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五篇连载同。

10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7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1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145页。

12 引自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160页。

13 周及徐《历史语言学论文集》161页。

14 [澳]罗伯特·迪克森著 朱晓农等译《语言兴衰论》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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