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禁止諸王奔喪赴京
1、禁止給皇帝奔喪。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駕崩，朝廷發佈《明太祖遺詔》，其中即規定“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止諸王會葬，遂為永制”。永樂二十二年，朱棣本人因突然駕崩，並未留下遺詔禁止諸王奔喪。從《明仁宗實錄》記載看，永樂帝駕崩後，除了時在京城的藩王，仁宗特召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進京奔喪。趙王還因親送梓宮赴山陵而獲得仁宗賞賜。漢王和趙王之所以被召入京奔喪，乃是因為二人是朱棣之子，朱高熾之弟，屬至親，地位特殊，故不在禁令之中。其他遠枝藩王，凡有奏請入京奔喪者，仁宗皆以“國有大戚而藩之寄重”而拒絕，只令各藩遣官代行：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周王橚奏請躬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禮。上遣書答曰：“叔同氣哀感之情至誠且切，但高年遠道，跋涉之勞，非獨侄有所未安，計大行皇帝聖靈亦未必安也，宜止不來。”時各王奏請躬詣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禮，及賀上即位者，上以國有大戚而藩之寄重，悉報止之，令遣官代來 。
洪熙元年五月，仁宗駕崩，禁止諸王奔喪的內容再次重新寫入遺詔之中：“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輙離本國”。只有漢王朱高煦遣世子入京奔喪，可見漢王地位之重隆於其他各藩。六月，唐王朱瓊烴奏欲躬詣大行皇帝几筵致祭，宣宗以天氣炎熱，且遣詔有命，復書止之。自是諸王欲來者皆止之。至此之後，各朝皇帝駕崩，朝廷均在遺詔中禁止諸王赴京奔喪。宣德十年，宣宗駕崩，遺詔言：“宗室親王，藩屏任重，謹守封國”。
2、禁止給皇后和皇太后奔喪
洪武時期，諸王尚有為皇后奔喪之例。洪武十五年，太祖高皇后薨，秦、晉、燕、周和楚等王皆奔大行皇后喪至京師。洪武十七年，孝慈皇后大祥，諸王亦皆赴京。朱棣繼位後，著力削藩，諸王已經不再被召入京奔喪。永樂五年，文皇后駕崩時，朱棣詔趙王入京奔喪，其他藩王遣世子或中官致祭。永樂十一年，文皇后梓宮從南京出發往北京，入葬孝陵。禮部先以文皇后葬期報各王府，各王奏請赴京祭奠，朱棣以道遠勞人，只令遣官來祭，但漢王朱高煦作為文皇后之子赴南京參加了梓宮發引禮。由此可見，在永樂時期，僅許至親藩王入京奔喪。仁宗誠孝皇后張氏，正統七年十月薨，時已為太皇太后，朝廷頒佈遺誥，其中關於諸王奔喪曰：“
宗室諸王，藩屏為重，毋輙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諸子先有君命召者，君命為重，仍聽赴京”。明令禁止諸王赴京送葬，但仍然允許有皇帝特許的諸王赴京奔喪。宣宗孝恭皇后孫氏，薨於天順六年九月，時為皇太后，其遺詔亦禁止諸王奔喪：“宗室諸王，藩屏為重，不必赴京送葬，但遣人進香”，但與仁宗張皇后的遺詔相比，其中已不再有諸王可奉君命入朝之語。這一方面是由於此時，諸王進京早已非常例；另一方面也表明朝廷對諸王防嫌日甚。至此，凡各朝皇后和皇太后駕崩，遺詔中皆禁止諸王奔喪，即使至親諸王也不得入京。 （二） 禁止諸王朝覲
1、禁止每歲常規朝覲
《皇明祖訓》規定親王可每歲朝覲：“凡親王每歲朝覲，不許一時同至，務要一王來朝，還國無虞，信報別王，方許來朝。諸王不拘歲月，自長至幼，以嫡先至；嫡者朝畢，方及庶者，亦分長幼而至，週而復始，毋得失序。”從《明太祖實錄》記載看，洪武年間，諸王入朝頻繁，且多是數王同行。如，洪武十二年，秦王和晉王同時來朝；洪武十七年七月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來朝；洪武二十一年，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來朝。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朱元璋召秦、晉、燕、周和齊五王於八月十二日至京師，代、肅、遼、慶、寧五王於九月十二日至京師。而其一年之中，諸王可朝覲數次，洪武二十五年，周王朱橚來朝，同月晉、燕、楚、湘四王來朝。八月，燕王和湘王再次來朝。建文朝，惠帝削藩，遂絕諸王入京朝覲之事。成祖繼位後，反建文所為，籠絡諸王，故命諸王朝覲，以敘親親。“永樂朝，親王入覲者不絕，蓋文皇矯建文疏忌宗室，倍加恩禮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下詔在京諸王三日一朝：
吾與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來聚，豈不甚愜於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之後每年都詔在外藩王入京朝覲，親王郡王皆有，幾乎絡繹不絕。
宣宗繼位後，禁止諸王入朝的詔旨陸續下達，終宣德一朝，僅見趙世子及安陽王曾入京朝覲一次，後“漢王高煦，以反見誅，遂廢入朝之事”。諸王朝覲不在舉行。慶王朱㮵多次請求朝覲，皆被宣宗拒絕。宣德元年七月，慶王朱㮵奏請朝覲，未允；同年九月，慶王朱㮵再次奏請來年春朝覲，宣宗復書止之曰：
知尊候復常，深用慰喜，承喻欲以新春來京，甚感親愛之厚，亦予心所欲也，但《祖訓》在上，所不敢違。叔祖諸王之表，率朝廷所倚賴，如有人言予不能加禮老長，使之安佚，致遠道勞頓，為予之過；叔祖聞之，亦必不安矣。以是不敢聞命，俟可來時，當專人奉迓也 。
宣宗拒絕的理由有三：第一個理由是不敢違背《祖訓》，《皇明祖訓》明確規定親王可每歲朝覲；若親王系天子伯叔之類，年踰五十可不朝，世子代之。慶王朱㮵生於洪武十一年（1378），到此時宣德元年（1426），為 49 歲；符合《祖訓》的朝覲規定，但宣宗卻以《祖訓》為推辭，表明《皇明祖訓》的具體條例在洪武之後已變得不適用且不可行，因《祖訓》一字不可更易的特殊性，而逐漸成為皇帝藉以實施新規定的口號和託辭，公然以“祖訓”之名違背《祖訓》；以《祖訓》的名義禁止諸王朝覲，具有最高法律的意味，明代諸王朝覲就此基本停止。第二理由是，慶王年事已高，宣宗作為侄孫輩，不宜使慶王舟車勞頓，這自然是謙辭。第三個理由是，等合適的時機，就派專人奉迎，這自然是託辭。宣德五年，慶王朱㮵第三次請求入朝；宣德七年五月，慶王第四次請求朝覲；宣宗皆以慶王春秋高，藩屏事重，路途跋涉為詞拒絕。到了宣德八年三月，慶王第五次奏請入朝時，宣宗直接以《祖訓》：“
親王年踰五十不朝”為由拒絕。不僅慶王，其他藩王凡有奏請朝覲者，皆復書止之。宣德七年，鄭王朱瞻埈、楚王朱孟烷、淮王朱瞻墺、梁王朱瞻垍、蜀王朱友 、荊王朱瞻堈和襄王朱瞻墡先後上疏請朝覲，均未允。宣德九年，代王欲率子孫朝覲，沈王朱佶焞欲同諸弟來朝，皆復書止之。到了天順朝，天順元年和天順四年，襄王朱瞻墡先後兩次朝覲；天順六年朱祁銓亦被准許入朝。但襄王、淮王朝覲已非常例，實屬皇帝一時特恩。特別是襄王朝覲，乃英宗為釋前嫌而有此舉：
唯英廟復辟，以襄獻王宣宗同母弟，曾有疏上章皇后，請視南城起居；又疏勸景帝朝南內。上感其誠，且先有于謙等，以金符迎襄邸之謗，欲慰安之，故命之入朝。情禮優渥，前代無比。其歸國時，車駕又親送至盧溝橋，特賜以護衛，時護衛不設久矣。此後親王不朝者將四十年。
天順以後，諸王朝覲之禁更為嚴厲。即使皇帝本人允許，群臣也會極力反對，崇王朱見澤請求朝覲一事即是實例。弘治七年，太皇太后周氏臥病，崇王朱見澤乃皇太后所出，故奏乞詣闕問安。孝宗本欲同意崇王的請求，命禮部看詳以聞。禮部言：“前此崇王以皇上嗣登寶位，及太皇太后聖壽六十之期，兩次奏乞赴京慶賀，皇上皆從。廷臣集議，諭王勿來。今各處災傷，人民窮困，正上下交修，慎守封疆之時，王之舉措未宜輕易。況太皇太后聖躬近已康復，王若驅馳跋涉，致有風露之疾，反不免上廑太皇太后及皇上之憂，乞諭止之。”孝宗不肯，命禮部會官再議，英國公張懋參與了第二次會議，且與禮部意見一致，孝宗方才作罷。《明史》也記載了此事，當時禮部尚書倪嶽上言反對崇王覲見：“數年來三王之國，道路供億，民力殫竭。今召王復來，往返勞費，兼水溢旱蝗，舟車所經，恐有他虞。親王入朝，雖有故事，自宣德來，已鮮舉行。英宗復辟，襄王奉詔來朝，雖篤敦敘之恩，實塞疑讒之隙，非故事也。”大學士徐溥亦以為言，孝宗不允，致使言官交章上疏勸諫。從大臣的反對意見來看，大臣的主要理由是崇王朝覲往返勞費，供億力殫，並且指出襄王在天順間之所以被允朝覲，乃是英宗“
塞疑讒之隙”，不當仿效。此事表明，宗室藩禁政策實施中，士大夫官員起了推動和強化的作用。宣宗朝以後諸王朝覲已不再舉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禁止諸王朝覲從未作為一項正式的規定寫入相關法律條文中。這自然是由於禁止諸王朝覲的事實與《祖訓》朝覲的規定相左，不能公然違背祖訓。但同時，因朝廷從未頒佈正式禁令，導致在宣宗朝以後，在朝廷屢屢禁止朝覲的情形下，藩王請求入朝的現象仍十分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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