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良弼（1869—1945），字庭（廷）梦，道号良悟，山东蓬莱安香丛家村人，因创办振业火柴公司，改变了进口火柴独占山东市场的局面而名留青史。
一
丛良弼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兄弟4人，大哥二哥在家种地，三哥丛舜五在外经商。丛良弼因为排行最小，年幼不能干农活，家里让其读了几年私塾 。十几岁时，丛良弼辍学回家，在亲友引荐下，肩背褡裢，怀揣1吊铜钱，独自离开丛家村，来到烟台东顺泰（太）商号当学徒，学做生意。东顺泰是牟平人金某开设的商号，主要从事中日贸易。因为聪明能干，吃苦耐劳，丛良弼深为店主赏识，1895年被派往日本大阪川口九十六番东顺泰外庄，打理生意。后来金家买卖不干了，金老板看丛良弼很有才干，便将他介绍给一些股东，并将东顺泰商号转让给丛良弼。丛良弼成为东顺泰的总掌柜后，继续从事中日贸易，向日本输出柞蚕丝、丝织品、花生油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自日本输入棉纱、火柴、杂货等工业品。
日本火柴工业发轫于1875年，1894年前后获得长足发展，产品开始大量远销中国以及东南亚诸国。日本火柴向山东倾销，初期由日商开设的洋庄直接经营，后来逐渐由中国商号代销。华商在日本开设的商号，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经营日本火柴的生产与出口，后来逐渐形成了垄断。例如，以神户或大阪为基地的怡和号、怡生号、同孚泰号、利兴成号、东顺泰号、丰泰仁号等，都与多家日本火柴制造商签订协议，在生产和销售的诸环节给日生产厂家资金支持，产品在中国市场自行销售，旅日华商对所有出口中国的火柴商标实行全面控制，在火柴盒上贴上各自的标记，而不注明日本生产厂家的名字。例如，东顺泰代销的日本火柴，必须注明“东顺泰监制”字样，商标有“津昌”“三光”“山狮”“松茸”“东旭”等牌号，行销于山东、天津、河南一带。
火柴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由欧洲输入山东，至光绪初年，欧货之外又有日本火柴输入。同全国一样，早期普通人很少使用火柴，故输入数量有限，后来消费增加，输入数量大增。例如，1912年仅从青岛港进口的火柴就高达770万罗（1罗为144合） 。随着外国火柴倾销加剧和国内市场火柴销量扩大，促使民族资本家从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立场出发，开始投资兴办火柴工厂。在派驻日本期间，丛良弼学到了一套关于火柴生产工艺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在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丛良弼感到火柴工业不仅利润丰厚，而且技术较为简单，多为手工操作，易于在国内设厂仿制，加之国内人工又极为便宜，且从经营前景上看，与其从日本贩运，不如在国内自设工厂制造，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
值得一提的是，丛良弼之所以能够将创办火柴厂的设想变成现实，得益于1912年的回国之行。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鼓励劝导全国各地成立商会，此后不仅国内大兴组织商会之风，而且海外华商也纷纷响应。1909年5月2日，在中国驻日大使胡惟德、驻神户领事张鸿的劝导和督促下，神户华侨在中华会馆成立了神户中华商务总会。5月9日，大阪华侨也成立了大阪中华商务总会 。华侨推举12名议董，由其相互推选总理，最后选举“经商年久众情悦服”“众望交孚”的丛良弼担任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总理，张益三担任协理 。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后，附设在丛良弼此前发起组织的北帮商会公所内，并在上奏清廷后，获得关防（即正式印章） 。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名，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国是，丛良弼以大阪中华商务总会总理的身份出席会议，深受启迪，从而确立了回国创办火柴公司的设想。
二
丛良弼自1913年在济南创办振业火柴公司后，先后于1921年、1928年在济宁、青岛开设了分公司，并于1923年在潍县与张荆芳合资开办了裕鲁颜料公司。其先后创办的3家火柴厂在当地都有相当的影响。
1.济南振业火柴公司
1913年，丛良弼在日本大阪招商集股，准备创办火柴厂。除丛良弼本人外，主要股东还有牟平丰太（泰）仁商号在大阪的分号德顺和掌柜贺俊生、贺介忱，福山金迪生（东顺泰金老板的儿子），东顺泰二掌柜蓬莱山北头村郝获堂，以及天津的李肃然等，资本额定20万元，实际只收齐10万元 。在振业火柴公司集股过程中，牟平人起了重要作用。据统计，10万资本中牟平籍股额约占半数，仅贺家占就四分之一强。依照清末《公司律》，董事名额取决于股权多寡，在投资数额方面，贺家居于优势地位，但因丛良弼是公司发起人，所以董事长一职仍由丛良弼担任 。
1913年7月28日，丛良弼用所募集的资金，在济南石棚街设立振业火柴股份有限公司，是为济南第一家火柴厂。之所以公司定名为“振业”，系取实业救国之意。公司成立后，呈报山东督军和北洋政府工商部备案，并且获准在济南周围300华里以内制造火柴15年的专利权。
公司成立后，资金周转十分困难，仅厂房一项，即占用资金将近十万元，将所集股金消耗殆尽，机器设备又花费五千多元，而原料、工资尚无着落。于是丛良弼就让东顺泰全力支援，宁肯东顺泰的生意不做，也要支援振业开工。但是郝获堂不同意，两人意见分歧，丛良弼不得不辞退郝获堂，以便东顺泰全力支援振业。后来东顺泰停止营业，全部人员转入振业火柴公司。
近代火柴工业的生产工艺相对简单，工厂的机械化程度比较低，明显带有工厂制度与手工生产相混合的特征，振业火柴公司也是如此。当时火柴制造的工序基本分为4个步骤：第一，制梗制盒，包括锯木、扦皮、旋梗、切梗、晒干、切盒、捆把；第二，糊盒、刷砂，糊盒完全靠社会劳动力，计件工资；第三，制造火柴，包括整梗、排梗、蘸油、蘸头、烘干、卸梗；第四，包装，包括装盒、包封、装箱（或打蒲包）。4个环节中，制造火柴最为关键，其中排梗工序，劳动强度最大。尽管各工序采用了流水式分工作业，但是除制梗制盒是电力加手工操作外，从整梗到蘸油、蘸头、卸梗、装盒、包封、装箱和打包，都是手工操作，工人工作时间一般长达十几个小时，劳动保护很差，生产效率低，浪费大，成本也很高 。振业初创时主要设备有排梗机26台、卸梗机21台、理杆机2台、整梗机2台、油盘药盘各1个。随着企业的发展，振业设备也在逐渐更新，1917年扩建了厂房，1919年增添了电锯设备。
振业开业时工人即达800余人，日产火柴40大箱，每大箱为6小箱，每小箱为240包。到1930年初期日产火柴约60余箱，每箱14400小盒 。振业火柴有“三光”“山狮”“推磨”等品牌，其中以“三光”火柴质量最佳，产品畅销山东济南、泰安、滕县以及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济南振业的黄金时期，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1913年火柴年产量为25万件，1924年升至34.06万件，1933年达50.88万件，1924年、1925两年产量分别相当于1913年的136％和204％。但是，此后因南京政府增加税负和日本火柴挤压，公司经营困难重重，亏赔不堪，被迫于1936年10月停产 。
抗战爆发后，火柴成为紧俏商品。1940年日本侵略者实行火柴专卖，限令停产的火柴厂复工，否则将被“借用”，振业因而于是年4月恢复生产，并且被迫加入日本人控制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由于联营社规定原料由其配给，价格由其决定，产品由其运销，因此公司亏赔不已，难以维持 。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李延年进驻济南，以接收为名对全市工商企业进行敲诈掠夺，振业火柴公司也不例外，国民党敌伪产业处理局派员前来接收。经过营业部主任蔡吉庭多方力辩抗诉，提供证据，再三申明振业系股份公司所有股东都是中国人，后经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核实，确认振业火柴公司实无日伪敌产，才幸免充公之灾。此后公司进行了改组，贺俊生任董事长，丛贯一任总经理。因为原料缺乏，尚未开工，闲置未用的仓库、车间被进入济南的国民党军队占用。1946年11月，因驻军用火不慎，引起火灾，整个包装车间毁于一旦，损失惨重。但是，经过全厂人员的积极努力，很快恢复了生产，1947年产量又达到2165大箱。1948年9月济南解放，振业逐渐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1955年参加公私合营，并以之为基础组建了济南火柴厂。
2.振业济宁分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火柴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振业济宁分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建的。济南振业自开办以来，获利丰厚，于是丛良弼从盈利中拿出10万元，于1918年开始筹建济宁分公司。是年丛良弼委派协理丛竹轩和高级职员刘濯之前往济宁，在南关八铺棚购买53亩土地，开始基建，前后大约经历3年时间，1920年土建工程基本竣工，先后建厂房两座，仓库三座，营业室一栋及宿舍等，房屋共七百余间，8406平方米。1921年3月，工厂开始投产。
济宁分公司初创时经理为丛竹轩，1924年由丛良弼妻弟迟启东继任，后继者有陈养恬、刘濯之。济宁分公司初建时，职工410余人，设备有排梗机15台，卸梗机12台，药盘、油盘各1个，锅炉1台，主要设备投资约22900多元。工厂1925年之前主要生产黄磷火柴。注册商标初为“国旗”，1928年改为“童旗”。此外，还制作济南厂的“推磨”“三光”“山狮”等牌子的火柴。1921年日产火柴20箱，全年生产5552大箱，价值22.88万元，售出4809大箱，销售额达19.8万元，净利润1.64万元 。此后，平均每年生产火柴15万件左右。1922年火柴产量比第一年增长近一倍，再加上降低了成本，售价下落，产品十分畅销，获利高达6.3万元，是1921年的3.8倍。此后该公司稳步发展，效益年年看好，到1924年产量已是1921年的2.5倍，利润是1921年的5.6倍。从建厂至20世纪20年代末，为济宁分公司的鼎盛时期，尽管这一时期国内战乱不已，同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却在竞争中站稳了脚跟。1925年盈利12.1万元，1926年盈利14.2万元，分别是1921年的7.4倍和8.7倍。以后数年，公司的产值、利润逐年增长，济宁分公司俨然成为国内瞩目的火柴大厂。到1934年，生产火柴16833大箱，比经济效益最好的1926年增产近一倍 。总之，济宁分公司20年代可谓产销两旺，产品不仅占领了鲁西南，而且初步打开了苏北、皖北、豫东市场。
尽管济宁分公司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走下坡路，30年代逐渐衰落，1934年虽达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火柴产量的顶峰，却亏损4.87万元，每箱火柴亏赔2.73元。抗战爆发后，济宁分公司同样被迫加入火柴产销联营社，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企业勉强维持运转。日本投降后，金乡、鱼台、巨野伪军以及保安队相继撤退到济宁，约三千军人进驻分厂，士兵拆卸盗卖机件，分公司职工只得将全部机器拆卸，收藏入库。1946年济宁第一次解放，工厂短暂开工，产品供应解放区军民所需。1947年济宁分公司被国民党七十一师佘锦源部某团占驻，被迫停工。直至1948年7月济宁再次解放，分公司才逐步恢复生产。
3.振业青岛分公司
“一战”前后，占据青岛山东市场的火柴基本上是日本货，其来源一是自日本进口，二是在青岛制造。青岛回归中国后，为进一步开拓市场，1925年丛良弼从振业盈利中拿出20万元，筹建青岛分公司，在曹县路购置大片土地，筹建青岛振业分公司。新厂占地49亩，曹县路29号为生产厂区，包括管理机构、仓库和职员宿舍；31号是工人宿舍，附设有医务室、职工澡堂等。振业青岛分公司经过3年筹建，于1928年5月正式开工 。
青岛分公司第一任经理是吴心斋。技术负责人还是张厚庵，起初约定他在济南、济宁、青岛3个厂之间轮流巡回，后来则专驻青岛。青岛分公司在鼎盛时期，有工人1000余人，最高日产量为480桶，6桶为一大箱，即日产量80大箱，折合1150件，每大箱售价42元。商标是“津昌蜘蛛”牌和“三光”牌。青岛分公司初建时即生产硫化磷火柴，不仅比华北、东北各地国产黄磷火柴进步，而且从外包装到火柴质量均好于日商产品，所以很快打开了市场销路，赢得了信誉。
在振业青岛分公司的带动下，从1928年起，华北火柴公司、信昌、明华、振东、鲁东、华鲁、兴业、华荣等火柴厂相继投产。到1934年，青岛已有大小火柴生产厂13家，火柴产量则占全省的三分之二以上，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成为国内重要的火柴生产基地，产品销往陇海、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的广大城乡市场。
抗战爆发后的头两年，青岛火柴业尚称平静，既未再设新厂，也无旧厂被淘汰。1941年“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在上海开张，由日人植田贤次郎主持，山东分社设在青岛，青岛分公司被迫加入，振业董事长丛贯一出任理事长。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连连失利，军需品越来越短缺，工业原料更加缺乏。火柴引梗用的石蜡来源断绝，一度用棉籽油代替。后来连这类植物油也无法保证，只好以硫黄代替。用这些材料生产出来的火柴是黑头的，发火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引梗，在燃烧过程中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又被老百姓称为“阴火”。抗战后期振业分公司亏损越来越严重，1944年损失9万余元，1945年上半年又亏损14.8万余元，最后资金耗尽，被迫全部停产。
抗战胜利后，青岛地区火柴工业恢复较快，到解放前夕青岛的全部火柴厂大大小小共计21家。尽管火柴厂数量增加，但是振业、青岛等几家大厂只是局部开工，产量有限。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青岛分公司为政府接管。
从1913到1949年，丛良弼创办的振业火柴公司走过了36个春秋。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3个时期：1913—1918年是草创阶段，1920—1936年为鼎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停滞和衰落阶段。在高峰时期，振业火柴公司3厂股金总额达100万元，工人近三千人，1933年产量占当时华东、华中、华北3地区64家火柴厂年产量的15.3％。据1934年《济南大观》记载，济南、青岛、济宁3厂年产总量9.7万余大箱，全系硫化磷火柴，销售区域为河南、山东、江苏、安徽、陕西、山西、河北等省， 在当时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三
丛良弼不仅是卓有成就的实业家，而且还是当时著名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和爱国者。
丛良弼的社会慈善活动与其在道院活动相辅而行。
济南道院成立后不久，丛良弼就加入该组织。红卍字会济南分会成立后，丛良弼也随即加入。据说因为受到济南当地人的排挤，丛良弼等人决定集资在青岛筹设道院和红卍字分会。1922年7月青岛道院在新泰路成立，红卍字分会也随之设立。因新泰路房舍狭小，1932年丛良弼、贺善果等人带头捐资，并向商界富绅劝募，共集资50余万元，在大学路、鱼山路交叉地带购得一块地皮，开始兴建道院房舍。新道院建设分为两期，1933—1937年修建了大殿和藏经楼，1937—1941年在道院南侧修建红卍字会办公楼。大殿专供道院使用，不挂牌，不对外，只供奉“五祖”和道友打坐、诵经、祈祷、扶乩、修身养性之用。
青岛道院成立后，丛良弼担任道院“统掌”，即“掌籍”，同时担任青岛红卍字会首任会长。1936年初，丛良弼在获得酬金5万元后，不再过问振业火柴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晚年的丛良弼白须冉冉，一副道人风貌，醉心于道院的修行活动以及红卍字会的各项慈善事业。青岛红卍字会设立慈济院、慈济医院、慈济商校、女子小学、救济队等组织，丛良弼与副会长贺善果各为这些组织捐资5万元。这些组织在青岛以及周边地区开展各项慈善活动，每年冬季为穷人施粥、施棉衣，平时为人诊病施医，救济社会贫困民众 。
丛良弼还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现坐落于蓬莱钟楼南路东南侧的第三实验小学，其前身是丛良弼创办的“私立良弼小学”。1923年秋，丛良弼的长子丛超杰从北平平民大学毕业回家，力倡要救国非从普及教育做起不可，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1924年初，丛良弼和蓬莱士绅陈立东各出一半经费，创办荫德小学。学校聘请丛超杰任校长，徐观民任教务主任，招收38名学生，编为三级，合在一个教室上课。同年秋天又招生37名，编作四级，分两个教室上课。由于丛良弼主张再行购买校舍，扩大招生，而陈立东主张缓慢推进，两人意见分歧，陈退出学校，1924年学校费用880元归丛良弼一人负担 。
在丛良弼的指导和关心下，丛超杰特别注重教师的选聘和设备、图书建设。丛超杰聘请山东第四师范毕业的徐观民任教务主任，留徐在家居住，待为上宾。徐调任教育局后，继任者是山东第八中学毕业的司麟卿，司麟卿后任校长。抗战前教员近20人，其中大学毕业者五六人，另有师范毕业生数名，教员多品学兼优之人。例如，语文教师周如泉熟谙古典文学，《战国策》《古文观止》《说文解字》《唐诗》样样精通。周如泉后来从政，山东八中毕业的王杏东继任，王杏东古文功底也很好，教学方法新颖，颇受学生欢迎。英语老师周兰亭，黄县崇实中学毕业，英语基础扎实，能和外国人流利对话 。
丛良弼重视教育，舍得投资，他不仅花巨资增加校舍，而且逐渐提高常年经费，刚开办时年经费800元，1935年提高到3850元。正是因为有充足的经费做支撑，所以良弼小学不仅教师薪金优于一般学校，而且图书设备更是其他小学不能相提并论的。学校设有图书馆，丛良弼把家藏的《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借给学校，还购买了《儿童文库》和大量当代名人著作，全校藏书8000余册，价值2585余元 。同时，学校还置办理化仪器380件，化学药品160种，各种标本360件，模型11件；体育场配备新式篮球架、秋千等等。凡此种种，一般小学难以望其项背。
正是因为丛良弼办学卓有成效，所以赢得社会各界好评。1935年学校举行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蓬莱县长、教育局长及各界代表前往祝贺，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山东省党部书记张叶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教育厅长何思源、青岛市长沈鸿烈以及齐鲁大学等近百个单位和吴佩孚等名人寄来题词贺信，褒扬校董丛良弼勠力办学，校长选贤任能，教员启愤悱发。
如同近代中国许多实业家一样，丛良弼不仅身怀“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且以具体行动将其付诸实践，处处表现出可贵的民族气节。
1938年1月10日青岛沦陷后，日军急于寻找头面人物为其服务，于是将目光投向曾在日本居住十余年、会说一口流利日语、在工商业和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丛良弼，希望他出山，就任青岛市市长。据丛良弼长孙丛肇栋回忆，1938年初春的一天，日军来到齐东路二号“蓬莱丛寓”，千方百计劝说丛良弼出任伪青岛市市长一职。对此丛良弼表示自己虽在日本居住过，日语却早已忘光，自己一生与军、政、警无缘，而且现已年过七旬，朝不保夕，不能出任市长。尽管丛良弼已经婉拒日军请求，但是他们并不死心，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4次到丛良弼家中劝说，人数一次比一次多，态度一次比一次蛮横，条件也一次比一次降低。但是，丛良弼一概拒绝了日军的要求。最后一次，日军威胁说如果再不合作，可能对其不利，丛良弼则回敬道：“还能怎么不利？顶到头也就是个死。我已七十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少亡。”说毕甩袖而去。
眼看得不到丛良弼的合作，于是日军就派特务日夜监视丛家，丛良弼坐车一出大门，特务们就紧随其后。当别人问他怕不怕时，丛良弼总是平静地回答说：“我是个办工厂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日本人还能把我怎么样？” 后来，日军又多次派汉奸来丛家做说客，劝说丛良弼到电台发表讲话。丛良弼推辞不去，日本人就从电话杆上扯出两条电线，直接送到他的公馆里，让丛良弼在公馆里对着麦克风讲话，从电台上播送出去。丛良弼无奈，只好敷衍一下，讲些毫无实际内容的搪塞之辞，敷衍过去 。
抗战时期丛良弼还参与了营救被日军囚禁的中国军民活动。1942年冬天，日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马石山一役，日军掳掠2600余名军民，将他们囚禁在青岛体育场看台下的小房子里。时值数九寒冬，难胞既无棉衣御寒，又缺食物果腹。日军每天只给600斤地瓜干，一个水龙头供水，难胞你抢我争饮水，拥挤成堆，敌兵用刺刀乱刺。饥寒交迫之下，因伤重而死、饥寒而毙者，与日俱增。在青岛商会、红卍字会的贺善果、曹承虔、乔智金、丛良弼等人共同努力下，经过与驻青岛桐部队进行艰难交涉，先是获准让红卍字会等团体给难胞送饭，既而获准送医疗为伤病人员医治，最后获准保释大部分难胞。被保释的难胞安置在鱼山路红卍字会楼下大厅内，发给每人棉衣、棉被。安排专人每天用大锅为病者熬药治病。等难胞恢复健康以后，红卍字会又代他们领取“通行证”，并发给路费，任其各自回家。在营救期间青岛各界发起捐助活动，全市捐款总计20余万伪联银币，贺善果、丛良弼等人各捐款5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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