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城西，丘陵起伏，群山逶迤。在這些山頭上，有著一個個高起的土墩。這些墩究竟是什麼？它們何時築在山頭上又有什麼作用？這確實是個謎。
神秘土墩的考古發掘
上世紀50年代初，省文管會的工作人員曾在吳縣的五峰山，發掘過三座這樣的土墩，揭開了探究土墩奧秘的序幕。初步弄清了土墩的結構和內涵。並取“風水墩”的諧音，給它定名為“烽燧墩”。六十年代，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在吳興和長興之間的蒼山上也發掘了這樣的墩，認為它是古代的“戰堡”。
這些墩也深深吸引了我。1981年春節過完，我花了十多天時間，把光福所有山頭跑了個遍。調查中發現僅光福地區就有這種墩二百六十多個。光福的安山，山雖不高，也不大，但它地處太湖東岸，北望無錫馬跡山，南望洞庭東西和胥口漁洋山。山下是相傳吳王泛舟的下崦湖和太湖相通的水道——銅坑口。山上這類墩有十六個，而且幾個小些的墩之間，又有一個較大的。很像現代戰爭設防中的“子母堡”。彈山，是光福群峰之冠，山上的幾個土墩之間，還有一道石牆相連，形式很像微縮的長城。
1981年5月，南京博物館和吳縣文管會在我對光福群山土墩調查的基礎上，在安山發掘了三個土墩。與此同時，蘇州博物館在上方山，常熟在虞山，南京博物院和中山大學在吳縣五峰山和借尼山，進行了不同規模的發掘，弄清了這些土墩的內部結構。這些墩看似土築，實際它的內部都有以石塊疊築的平面為長方形、剖面為梯形、頂上以大石塊覆蓋的石室。安山五號墩的石室長12米；借尼山的石室內高近3米，石壁平整如牆；虞山石室的一端帶有喇叭口的通道；上方山土墩的高廣雖比不上七子山各墩，但它是所發掘的這些墩中最高大的一座。這座墩長42米、寬23米、高7米多。墩內石室長9.6米、寬1.84米、高6.15米，石壁厚達1米以上，外口的通道長10餘米。石室頂部以150×90×60釐米的大石塊覆蓋，石塊上還有六七十釐米厚的泥沙混合土層。其它山頭的土墩石室，形制雖小一點，但結構卻基本相同。
這種土墩石室中，常有以幾何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為主的文物出土。在不少墩中，還發現大量的草木灰、木炭、紅燒土塊和禽獸骨。上方山六號墩內還發現一座泥條盤築的灶，灶內滿是炭屑塊，門頂和兩壁有大面積的煙炱。經中國科學院碳十四測定，判定這些積炭是距今2910年上下的遺物。說明這些土墩石室正是春秋時代吳國統治這一地區時建造並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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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文獻如是說
提到這些山頭的神秘土墩，人們馬上會聯想到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周幽王無故舉烽燧，調動全國兵力以博褒姒一笑，以至後來國破家亡。故事中的烽燧實際是古代邊防報警時常用的兩種信號：“晝則燔燧”，以望其煙，因為燒煙常用狼糞，所以有狼煙之稱；“夜乃舉烽”，以觀其火，因而又有烽火之謂。《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記載：“邊防警急，……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又注云：“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燔之。”“桔皋”是一種可以上下牽引的木製機具；而“兜零”是一種盛裝狼糞薪草的籠子，都是準備舉烽和燔燧的器具。
這種裝有桔皋和兜零的墩，在邊防線上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座。一旦發現敵人侵犯，立即舉火、燔煙示警，報警信號一節傳遞一節，全線戌兵立刻做好迎戰準備。看守這些墩，負責舉烽、燔煙，有專門的守軍，被稱為“烽子”。《太白陰經》對“烽子”的分工作了記述：“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觀望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牒傳遞……。”
關於這些土墩，蘇州一帶的地方誌也有很多記載。《吳縣誌》橫山條有：“山之嶺九，九嶺各有墩，中空，為藏軍處。《圖經續記》雲‘此山鎮郡西南，臨湖控越，實吳時要地’。”《吳興掌故集·山墟類》有：“吳憾山，相傳吳王夫差憾勾踐之傷其父，舉兵伐越，築壘於此。”《吳縣誌·古蹟門》有：“望越臺，俗稱‘煙火墩’吳王時所築。”《太湖備考·洞庭東山條》載：“碧螺峰西之墩為演武墩。”天池山古地圖上，則將天門樓西的這種土墩石室標為“藏軍洞”……
歷代的文獻記載，對這些土墩石室的性質與作用有著比較一致的說法，認定它們是古代的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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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眾說紛紜
上世紀80年代初，省考古學會和吳文化研究會相繼成立，自然，石室土墩也成為研究吳越文化熱烈爭論的命題之一。1982年6月，以神秘土墩為中心的吳文化學術討論會在常熟舉辦，會上有人提出這是春秋時期的墓葬，還有人提出這是山越民族的居住遺址和祭祀遺蹟。對土墩石室性質及其歷史作用產生了不同看法。
墓葬說的論據主要有兩個。其一，土墩石室中出土的器物變形、起泡、火候不勻，粗製濫造的現象普遍存在，說明這種遺物不是給活人所用，而是為死者燒造的冥器。其二，有一部分石室的進出口被堵住了，這應該是墓葬的“封門”，門封住了，人怎麼進出？
所謂冥器，是指專為隨葬而製作的器物。一般冥器都用加工簡單、造價低廉的材料製作，沒有實用價值。土墩石室內出土的遺物，以原始瓷和幾何印紋陶器為主。同類器物在各地遺址中曾大量發現，說明這些器物是當時人們使用的主要生活器具。在中原地區，原始瓷器甚至與青銅器一樣珍貴。土墩石室中出土的一小部分原始瓷器，是有變形、起泡的現象，但這不能作為判斷是否冥器的依據。因為，對冥器的製作，哪怕是一件最簡單的紙折品，其製作也是十分精心的。原始瓷器變形、起泡，只能說明其製作不易。而屬於食力的軍卒，當然不可能像領主那麼講究，對於這些變形、起泡的用具，當然還是應該物盡其用的。
再說，土墩石室中的出土遺物，也不具備隨葬品的組合形式。埋葬習俗是社會意識形態和人們生活習慣的一種反映。在奴隸制和封建社會，人們希望死者靈魂不滅進入另一個世界，隨葬品是為墓主人到另一個世界去而準備的。因此，隨葬品具有一定的組合形式，一般都以炊器、盛器和食器等為組合。而土墩石室內的出土物只有盛器，炊器極為罕見。另外，隨葬品數量的多寡和精美程度，都應與墓葬規模的大小成正比。但土墩石室不論其規模大小，出土遺物並無精陋之差異，數量也不因為墩高室廣就一定多。這些都與墓葬規律不相符合。
對於封門一說，由於門口和通道內的堆積物不含文化遺物，所以雖想分清其堵塞年代而不能。但土墩石室的有些現象應該引起足夠重視：上方山、虞山等地土墩石室前的通道，都砌成喇叭口，向外敞開。有些墩的門前砌有臺階，這些設施顯然有便於人們出入石室的作用。另外，不少石室中都有大量草木灰燼發現，虞山維摩寺石室內的灰燼堆積厚達40釐米以上，還有經火燒紅的石塊。墩內的出土遺物，都不陳放有序，也不都發現於石室的底部，而出在不同層次的灰燼或浮泥堆積中。出土器物不僅有完整器，還有碎片，不僅有生活器皿，還有禽獸的骨頭等。這些遺物更像是人們在室內生活時留下的。如果是墓葬，為什麼發掘那麼多墩，至今一截人骨也沒發現。由此我們不妨推斷：石室封門的時間，不是在建造石室的同時，而應該是石室廢棄之後因自然坍塌而封住的。
在以往的調查與發掘中，春秋時期的墓葬不在少數，吳地以平地掩埋的“土墩墓”為多，而越地則多“獨木棺”墓，這是當時不同族屬的基本墓式。
說土墩石室是祭祀遺址也很難成立，因為在發掘中沒有發現祭祀所必備的禮器。稱其為“山越民族的居住遺址”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很多山上沒有水源。這與古代人類選擇居住地的規律是相違背的。
排除了上述這幾種觀點，神秘土墩的用途就很明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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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的“長城”
長城始築於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各諸侯國為了互相防禦，都在形勢險要的地方修築長城，並稱之為“邊牆”。秦始皇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後，為了防禦北方匈奴的南侵，將秦、趙、燕三國的北邊牆予以修繕連貫為一，成為今天的萬里長城。長城稱之為“邊牆”是十分有道理的，它是包絡一個國家國境的一種軍事防禦設施，因此它的工程更浩繁，意義更非凡。
我個人認為，對於這些土墩石室，不應該一個一個單體去研究，而應該宏觀地、從整體佈局來研究它。春秋時代，地處江南的吳國，也曾據雄稱霸，成為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吳越春秋·吳太伯傳》有這樣的記載：“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週三裡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吳國為了防止“侯王用兵，及於荊蠻”，也築了“城”，除了“周長三里二百步”的宮城之外，還有三百餘里的外郭。“人民皆耕田其中”，說明外郭包容了吳國的疆域。這種外郭，應該就是具有軍事意義的防禦設施——邊牆，也就是吳國最早的“長城”。
春秋時期，各國都十分重視軍事，吳國同樣如此，所以才能出現孫武這樣的大軍事家，孫武向吳王闔閭所獻兵法十三篇，其《地形篇》就有：“地形有通者、有掛著、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說明先佔領制高點的重要性。所以安山、胥山，臨太湖東北梢的七子山、上方山，這類設施既多又大。另外，吳越兩國，地隔寬闊的太湖，這一特殊的地形條件，決定了雙方作戰的主要手段是水上機動、登陸決戰。在廣闊的水面上機動，如何提前發現敵人的攻擊方向，是關係到戰爭勝負的首要問題。因此，利用“高陵勿向”的高地，建築“藏於九地之下”的石室，屯兵駐守“居高陽以待敵”，形成“一虎當溪，萬鹿不能過”的態勢……這些都是孫武所主張的。在這些墩內的駐兵，平時擔負瞭望觀察職能，發現敵情。臨戰時，發出信號，指示敵方的動向。這在當時的交通、通訊條件下，是指揮者得以有效採取“針鋒相對”“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措施的唯一手段。因此，這類石室土墩，又應該是臨戰時的信號指揮系統，並是平原水網地區積極防禦的陣地設施。
吳國地處低山水網，正像闔閭所分析的：“有江海之害”“險阻溼潤”。同時吳國的國境又在不斷變遷之中，沒有很固定的國境線和賴以作為屏障、據險可守的延綿山嶺。因地制宜地築造這類土墩石室，正是體現了孫武的軍事思想，達到了“邊牆”和“長城”和效果。因此，這些墩就單個來說，應該是“藏軍洞”，是“戰堡”，是“煙霧墩”“烽燧墩”。而就群體而言，應該是吳國築造的特定形式的長城，它們的築造是非常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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