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美国最大最综合的亚洲文物收藏，超过35000件，其中中国文物15000件左右，包括大量完好精美的佛像，还有绘画、书法、屏风、雕塑、青铜器皿、瓷器和漆器，甚至还原了一个明代的苏式园林。除了中国、日本，也有不少东南亚和南亚艺术——尼泊尔、印度、缅甸和高棉。如亚洲馆馆长何慕文所说：
“大都会亚洲艺术品的收藏，以独特的方式表明了大都会作为一个大熔炉的角色——在过去140多年里，大量显要、充满激情的私人收藏家在这个城市来来往往，塑造了大都会今日的面貌。”
主笔/陈赛
摄影/蔡小川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馆塞克勒厅，摆满了佛教造像（蔡小川 摄）
在大都会，迷路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
从大都会的正门入口，正对着一个宏伟的楼梯，往左转是欧洲绘画馆，那是大都会最受欢迎的展厅，摆放着大量的欧洲名画，往右转，则是规模庞大的亚洲馆。
很多人是迷路来到这里的。有人找凡·高找错了地方，也有人找厕所找错了地方， 也有亚洲人来找乡愁，中国人误入南亚馆，日本人误入中国馆，因为日本馆、朝鲜馆、南亚与东南亚的展厅全都是打通的。
在南亚馆一个6世纪的笈多佛像身边转个视线，就可以看到中国馆里一个6世纪北魏的佛像，你能看到两种文明之间的连接与分叉。印度的佛像有一双印度人的眼睛，佛衣呈现身体的美感，而中国的那尊佛像，衣服的作用是遮蔽身体。
日本馆正在举行一个题为《自然中的诗意》的特展，我们看到日本人如何从试图画的像中国画，而转向完全日本风格的山水画。
在韩国馆，一个朝鲜时代的月亮壶，在技术缺陷中找到独特的审美，以刻意远离了中国瓷器的传统，而变成韩国人特有的审美和哲学。
这就是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魅力。所有的文化都是连接的。你来寻找乡愁，很可能找到的是异域风情，你来体验异域文化，则很可能找到了乡愁。
何慕文告诉我，曾经有几个中国的年轻人找到这里，开口就问，《清明上河图》在哪里？一听没有，立刻悻悻离去。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馆馆长何慕文（蔡小川 摄）
“我们这里没有类似《蒙娜丽莎》的作品，但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人们必须留下来，四处看看。”
第一次相遇：瓷器（装饰艺术）
1879年到1915年期间，大都会的中国艺术收藏以明清的装饰艺术为主，以瓷器为主，也包括珐琅、金属和纺织品等等。
大都会二层四面环廊里展出的全部都是陶瓷。虽然没有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大维德瓷器馆看到的那种令人眩晕的美感，但展列的方式很有历史感，从早期青瓷、白瓷、唐三彩，到宋代五大名窑、元代青花、明、清之际的景德镇青花、红釉、黄釉、斗彩、五彩、墨彩应有尽有。但按照策展人陆鹏亮的说法，这里要讲述的是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关于“中国陶瓷与整个世界文化的贡献和联系” 。
英语的瓷器“porcelain”一词来自马可·波罗，意大利语中的porcellana意为小猪，也是紫贝壳的俗称，马可·波罗在向读者介绍他在中国见到的坚韧优质、带着贝壳般光泽的瓷器时，所能想到的唯一的相似物就是这种紫贝壳。
在很长一段时间，对西方人来说，瓷器都是一个谜。早期的阿拉伯商人以为瓷器是用石头做的。14世纪的旅行者Ibn Battuta认为它是用黏土和碾碎的石头制造的。到17世纪中期，英国人仍然认为瓷器的原料是贝壳。17世纪，日本才造出了瓷器，而欧洲则要更晚一个世纪。
其实，大部分人经过这里，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是行色匆匆，在走廊里扫一眼，拍几张照片就算了，浪费了策展人的苦心。比如在唐代的瓷器中夹杂着埃及出土的唐三彩；宋朝的油滴釉、木叶纹（中间是一片真的树叶，烧后留下叶脉）旁边摆着的是日本的天目茶碗；宋朝的青瓷与高丽的青瓷摆在一起，一个草绿色，一个蓝绿色，乃因为两国陶土不同。一种名曰“甜白”的白胎瓷器，这个称呼得自晚明，因为16世纪才有白糖的出现。还有各种“仿中国艺术风格”，是中国工匠试图满足西方人的中国趣味制造出来的。
明轩——大都会博物馆仿照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小院建的园林（蔡小川 摄）
在《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一书中，作者沃伦·科恩提到，艺术品收藏是文化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国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亚艺术品的收藏不仅影响到美国人对中国、日本的理解，也影响了美国人的品位、艺术观念以及整体文化。
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人开始欣赏和理解中国艺术和日本艺术之美，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少数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和日本艺术的成熟与价值，私人藏家和博物馆也开始收藏这些艺术品。
艺术品经纪人兼收藏家塞缪尔·阿维瑞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美国艺术品收藏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在他的影响下，纽约、芝加哥、克利夫兰、辛辛纳提，还是在底特律，美国的每一处主要收藏实际上都包含了中国陶瓷器。
1879年，大都会博物馆的几个董事联手，从他手中购得第一批约1300多件中国瓷器，大部分是乾隆、道光年间的瓷器。对大都会而言，这是他们对东方艺术品的首次大规模涉猎。
大都会的第二批瓷器来自本杰明·奥尔曼特的捐赠。奥尔特曼是纽约百货业巨头，是当时在收藏方面唯一能与摩根相提并论的人。按照《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中的记述，奥尔曼特终身未娶，朋友极少，没有社交生活，除了生意，唯一关心的只有他的艺术收藏。他不仅给大都会博物馆捐了一批清朝的瓷器，还有51幅欧洲大师的油画。欧洲油画和中国瓷器是当时美国富人最热衷收藏的两种艺术品，这也是对当时欧洲贵族品位的模仿。
19世纪末，除了中国瓷器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亚洲装饰艺术进入大都会，包括大量的日本艺术品，包括瓷器、漆器、纺织品等。当时大都会一个叫查尔斯·史密斯的董事和第三任新婚妻子去日本东京度蜜月的时候，买了200多件日本瓷器，直接就打包运到了大都会。
亚洲艺术馆策展人孙志新（蔡小川 摄）
毕晓普（Heber R. Bishop）也是大都会的受托人之一。他在古巴靠糖业发家，后来转而投资钢铁、铁路和金融。作为收藏家，他对玉器情有独钟，尤其收藏了大量的清朝玉器。1902年，他去世前把1028件清代玉器都捐赠给大都会时，摆满了整个二层环廊。这些清代玉器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年间的精品，造型典雅，做工精致，玉料也非常好，有摆件、仿古礼器、文玩，还有一件玉版填金的御制七佛塔碑记。此外，还包括300多件未完成的玉石标本，为后人的玉器研究提供了琢玉、画线等工艺流程方面的宝贵资料。
亚洲艺术馆策展人陆鹏亮（蔡小川 摄）
第二次相遇：佛像雕塑（1915～20世纪70年代）
1915年，大都会正式成立了远东部（1986年改名亚洲部），第一任馆长是一个荷兰学者，叫博世·瑞茨（Sigisbert Chretien Bosch Reitz）。他的社会关系广泛，兄长是荷兰女王的宫廷大臣。上任后，这位馆长将亚洲馆的收藏从瓷器转向更全面的方向，包括雕塑、青铜器、甚至书画。1924年还经过代理人弗格森（John C. Ferguson）将中国现代考古尚未开始之前唯一有出土地点记录的一套青铜器收入馆中（陕西宝鸡戴家湾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夔纹铜禁”）。
在二楼亚洲展厅的入口进来，有一整面墙，大概60多平方米，都被一幅巨大的彩墨壁画占满了：药师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胁侍两侧，周遭有8大接引菩萨，12神将，各率7000药叉眷属，护佑各地受持药师佛名号众生。
其实，我对这些药师佛、菩萨、神将、药叉的来历本领毫无了解，我只知道，这幅壁画绘于元代，题为《药师经变》，曾经属于中国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
任何人站在这幅巨幅壁画前面，内心大概都会感到强烈的震动。因为太大了，而且越往上，佛像越大。人仿佛可以直接走进去，走进700年前的中国。抬头一看，接上佛的低垂的目光。
一些部分的佛像颜色已经褪到几乎不可辨识，但可以清晰地看到石块与石块之间的裂缝。这些壁画显然曾经被一块块拆开，又被一块块补齐，看上去饱经风霜。让你不禁疑惑，这些画是如何从寺壁上被整幅地揭下来，又是怎样地漂洋过海？
唐 三彩仕女坐像，其发髻、服饰、鞋子都是唐朝的典型风格（蔡小川 摄）
过去时代的艺术能够留存下来，几乎都是意外。大部分的艺术都被之后的时代摧毁，材质的磨损，金属、木头、石头，循环利用，在神庙里腐烂，或者被信仰不同神、英雄与道德秩序的人们砸成碎片。当初这幅壁画的创作者，若能穿越时空，看到700年后自己创作的壁画以这样的方式被放在博物馆里，暴露在公众凝视的目光之下，不知是欢喜呢，还是惊恐？
大都会显然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布置这幅壁画，灯光调得很暗，墙壁的颜色是一种含蓄的暗色。尽管如此，我们这些站在博物馆里的现代人，恐怕很难想象，700年前，当人们来到水神庙，看到满墙这样的壁画，色彩斑斓，那种佛法的神圣庄严，该是多么的震撼。
亚洲馆策展人孙志新告诉我：“对西方的观众来说，这幅壁画帮助他们理解中国700年前的文化，佛教的兴盛，宗教和人的关系，宗教与政府的关系，是任何语言不能表述的。”
北齐（550~577年）时期彩绘石雕菩萨头像，出自河北省南响堂寺石窟（蔡小川 摄）
1965年，美国医生阿瑟·塞克勒以母亲的名义向大都会捐赠了这幅壁画，这个展厅也以塞克勒冠名。除了壁画之外，展厅里大部分展品都是私人收藏家于20世纪早期收购的佛像雕塑。按照馆长何慕文的介绍，这是大都会与中国艺术的第二次相遇。
一个西方人站在这里，会好奇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轻易地舍弃了一种艺术的传统。但我们知道，佛像在中国从来不是艺术。
当时的中国正值清朝灭亡，民国初期，新的中国要接受科学，反对落后的传统宗教迷信，而且佛教还是外来的，所以很多寺庙都被拆掉了。反而是西方人欣赏这些老石头，于是这些文物被大量的卖给外国人。
北齐（550~577年）时期石佛手，出自河北省北响堂寺石窟（蔡小川 摄）
“在西方，埃及、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欧洲，雕塑都是极重要的传统。所以，当中国的这些佛像雕塑进入市场时，欧洲和美国的收藏家都很容易接受。并不是外国人很懂得佛教，而是他们欣赏这些雕塑。”
比如1915年，银行家罗伯特·勒曼从一个法国的古董商手中收购了一尊5世纪中国北魏时期的彩绘菩萨石像（云岗），并于1948年捐赠给大都会。那尊菩萨双腿交叉、平静的面庞、巨大的手、一定是传递了某种平安祈福之意，也许让他想到了欧洲中世纪的雕像。
“这尊佛像的整个身体都是被抽象化了的，包括她的衣服，由此强调她美丽的、悲悯的面容和手的姿势。欧洲中世纪的基督雕像也是如此，通过淡化肉身的特征，而强调他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
彩绘石雕观音菩萨像（蔡小川 摄）
五代/辽 彩绘木雕菩萨像（蔡小川 摄）
明 彩绘木雕善财童子像（蔡小川 摄）
第三次相遇：中国书画（20世纪70年代以后）
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都会博物馆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跃成为美国博物馆界的中国书画收藏之翘楚，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三个人的共同志趣与通力合作，他们分别是1971年接任东亚艺术部主任的方闻、当时的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迪隆及美国大收藏家顾洛阜。
关于美国人对中国书画的兴趣，何慕文是这样分析的：“西方人最早收藏中国绘画也是从佛像开始，因为是人物画，而我们有基督教的传统。然后才是山水。即使开始收藏山水，也不是元代的山水，而是宋代的山水。因为宋的山水看上去更写实，审美上也更接近西方的风景画。20世纪早期，很多收藏家和艺术商人拿着明朝的山水画，去掉明朝画家的署名，签上马远、夏圭的名字。如果你去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会看到很多明代的浙派画，都挂着宋人的名字。”
所以，美国收藏家开始收藏元明清的绘画，是在“二战”之后的事情了，尤其是1949年之后，很多中国文人和有钱人流落到香港地区和美国，比如王季迁、方闻，他们了解中国的艺术传统，了解文人画有多重要。“从那时候起，我们才开始学会收藏和欣赏这类艺术。”
1970年是大都会建馆100周年。当时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道格拉斯·迪隆开始出任董事会主席。上任后，他决定将大都会未来百年的方向重新调整到“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传统上来。经过调查后，他发现无论从空间、藏品还是人员上，最弱的部门都是远东部，既然是百科全书博物馆，就不能忽略亚洲，尤其当时美国还在越南打战。
那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方闻受到他的校友，当时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的邀请，出任特别顾问，并着手组建大都会“亚洲艺术部”。
何慕文曾经是方闻的学生。关于方闻对于大都会亚洲馆的贡献，他曾经发表过一段非常动情的评论，“一个人的一生中总是有一些决定性的时刻，对于一个机构来说也是如此。就方闻和大都会而言，独特的个性和机遇在1971年开始结合在一起，并由此了塑造了这个人和这座博物馆的特质。在此后的30年中，这个由投入的研究人员、收藏夹和赞助人组成的幸运组合共同改变了这座美国杰出的艺术博物馆，使之跻身世界上最全面展示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行列，实现了大都会博物馆广泛收藏世界艺术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正是方闻的坚毅、耐心和乐观态度促成了这一转变。”
方闻刚上任，就与道格拉斯·迪隆和托马斯·霍文达成了共识：70年代，美国另外几家博物馆在中国书画收藏方面已经遥遥领先，现在再一个个收藏中国书画为时已晚，唯一的办法是整体收藏，即所谓“收藏‘收藏家’”。
日本馆展厅（蔡小川 摄）
王季迁是他“收藏”的第一个收藏家。1973年，在方闻的主持下，大都会博物馆以250万美元从纽约著名收藏家王季迁手中收购了25幅宋元时代的中国书画，其中许多曾经是张大千的旧藏，包括唐代韩幹的名画《照夜白》、北宋屈鼎的《夏山图》、元代赵孟頫的《双松平远》、倪瓒的《虞山林壑》等。《夏山图》纯用水墨写景，构图气势雄浑，状物细致入微，是目前硕果仅存的少数北宋山水画代表作之一；赵孟頫的《双松平远》以书法线条入画，笔简墨淡、清雅秀丽，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这些都是大都会博物馆书画收藏中的极品。
托马斯·霍文的《让木乃伊跳舞》一书中记录了这次历史性的收藏：
方闻兴致勃勃地向我描述了一番老迈的王季迁。他60多岁，体弱多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鉴赏家之一和仅存的一位老派文人；他属于近代那种集艺术家、学者、专家、诗人、哲学家身份于一身的人。在鉴赏眼力方面，王季迁的地位具有唯一性，他在中国和西方分别度过了生命的一半时间，将西方标准引入极为传统的中国画鉴赏领域——而那正是方闻自己一直尝试做的事情。
王季迁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他1907年出生于苏州的诗礼世家，从小研修古典文学和书法。 14岁那年，他开始在一家绘画工作室学习画风景，那个画室的老板拥有一批极好的古代绘画。1932年，他迁居上海，学习法律和绘画，并开始收藏瓷器。王季迁绝不放过任何欣赏好东西的机会，1936年前后，他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顾问，筹备将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行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为此，他得以进入故宫，浏览了皇家收藏的卷轴画，获准一睹这些绘画风采的民间学者屈指可数。1948年，王季迁来到美国，带着一批家藏书画。一开始日子过得也很清苦，他做过装修、设计等等。一家人宁可吃三明治，也不肯卖一幅家传画，而且在美国赚的钱还要用来买画。
何慕文对王季迁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有一次他把房子卖掉，就为了买一幅王蒙的画。来纽约后，也经常买画，他宋元的收藏特别丰富。他不断地买，也不断地卖。在60年代，很少有人能欣赏中国艺术，而且很怕会买到假货，所以王季迁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作为一个收藏家，他一个人就提高了美国博物馆欣赏中国艺术的水平。我们收藏的王季迁藏品大概有60多件，克利夫兰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华盛顿的弗利尔美术馆也有。”
当时，王季迁为什么愿意将那么重要的藏品出售？
何慕文说：“这是方闻的功劳，他一直游说王季迁，当时并没有很多博物馆收藏中国的东西，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克利夫兰也许会一件一件买，但这样可以一下子拿到一大笔钱。”
“王季迁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中国书画没有像西方印象派那么宝贵，他完全不懂凡·高为什么可以卖那么贵，而在他看来，宋元的书画可比凡·高要重要得多。”
60年代，方闻曾经为纽约收藏家莫尔斯（Earle Morse）购置了20多件中国书画，包括王鑑、王翬、王原祁都有，只花了一幅西方印象派的钱。“‘四王’在60年代在美国可以非常便宜地买，几千美元就能买。”
后来，王季迁在其自撰的《宝武堂藏画序》中还记下了这样一笔：“余自香港而日本而欧美，买画惟自主张。择尤而收，知机缘之不再，时变卖所有以买画，或以旧所蓄画与人交易，宾主各足所求……物聚固无不复散者。是以近年来，博物院主管，好古敏求而商购敝藏，余意亦乐于供诸众，以见余昔所以自娱者。若干日原迹，已属欧美各博物院馆矣。”
1984年，方闻又将顾洛阜收藏的177幅书画纳为大都会的收藏，其中包括郭熙、黄庭坚、米芾、徽宗、梁楷、赵孟坚、赵孟頫、鲜于枢、倪瓒、张羽等诸多宋元名家的画作。正是借由王季迁和顾洛阜的这两大收藏，再加上翁万戈家族、唐炳源家族、温金美家族、唐骝千家族等陆续的捐赠，一举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成为欧美最顶尖的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博物馆。到1997年，大都会即成为拥有“亚洲之外最大的中国艺术展区”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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