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流淌着一条江，叫闽江，所以福建的简称“闽”。福州还有一条江，叫乌龙江，七十年代，乌龙江大桥横空出世，很是名噪一时。其实，乌龙江是闽江的分支，其上下游都叫闽江。闽江由上街那边开始分岔，北支流叫白龙江(就是大家熟悉的台江一带的闽江)，南支流就是乌龙江。乌龙江到了马尾一带又与闽江汇合，经亭江注入东海。
中间那座桥就是1970年落成的老乌龙江大桥
小时候，我们站在福州的“八一七”大路上向南眺望，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天尽头有一断崖状的山峰，山峰顶部极像老虎头，当地人称其“五虎山”。乌龙江畔的五虎山下，是当年闽侯县的祥谦公社所在地。1923年李立三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叫林祥谦的就出生在这里；罢工失败后林祥谦被军阀吴佩孚所杀，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尚干镇改名为祥谦公社。祥谦公社有一个村叫肖家道，文革前肖家道曾是“福建省少年管制教育所”所在地，这里地处偏僻，四面环水，少年犯很难跑的出去。文革后，公检法被砸烂了，少管所也解散了，于是，这里就成了我们福建省军区通信站的农场。1973年初，我的军旅生涯，就从这里开始的。
五虎山远眺
记得是1973年初刚刚过完元旦不几天，我们几个军区后勤大院当年的高中毕业生被告知应征入伍了。当我们得知终于就要走进解放军这座令人艳羡的革命大熔炉去锻炼成长了，兴奋与快乐的心情难以言状。当时我们同批的三中同学，基本都走完了，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望眼欲穿地等着入伍的通知 。我们梅峰后勤大院属于鼓楼区人武部管辖，应征入伍本应有鼓楼区人武部下发入伍通知书。当年我们走的急，也没有去关注入伍通知书什么的。八十年代，我调到福州军分区鼓楼武装部工作，担任秘书，我就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寻找1973年后勤大院我们这批入兵的相关档案资料，当然也是好奇。结果，还真给找到了。
中午时分，我们一行大概十多人吧，从各自的家，相继来到农学院后勤大院西配楼前，等车前往位于仓山区的福建省军区。男兵只有我们7个，还有不少女兵，女孩子多，就成了她们的天下，莺莺燕燕、群雉粥粥的，很是热闹，看样子，要飞了，她们要比我们兴奋。
告别了我们的后勤大院，汽车开到了省军区大院停下来，车上有一送兵的干部拿着花名册点名，说是点到名的下车。别小看这一漫不经心的点名，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一生命运的关键点名呀！结果，我们7个男兵里，向明、国强、宏刚与我4人被点中名下车，其余的3个不知所措地留在了车上。车开了，我们使劲向车上的同学加邻居喊再见。他们去了哪里，我们不是太关心。后来才知道，他们被分配到了炮兵。我们呢，去了通信站，成了通信兵。通信兵好啊！虽比不上驾驶兵，但至少比步兵炮兵工程兵好多了。当时我们都是这么想的。
下车后，我们一行被带到了省军区通信站的内勤站，内勤站是负责省军区大院电话转接和管理的。走进内勤站营房，发现这是一座白色欧式两层洋楼，回廊通道，拱形门窗，木质地板，站在二楼北回廊，缓缓流淌的闽江一览无余，真是一个风水宝地。福州是“五口通商”最早的地区，通商后仓山区曾有十几个国家在这里建了领事馆，因此这一带外国洋房洋楼比比皆是。内勤站所在地曾是一座建于1845年2月的英国领事馆。
前英国领事馆
楼前有一篮球场，最扎眼的就是球场边矗立着一棵巨粗巨高的洋树，树冠笔直，树叶深绿，在遍种榕树的福州城里，显得鹤立鸡群。当年我们谁也不知道此树的来龙去脉。后来才知道的，这棵树学名叫“贝壳杉”，又叫“贝壳杉王”。福州园林部门曾对它进行了测量和考证，树干直径1.1米，树高33米，树冠幅100多平方米；1845年前后，由英国人引种，是我国引种最早的西方树种之一。“贝壳杉王”国内非常罕见，据说与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里的“红榕王”、五一北路同寿园中的“古樟王”、鼓山鼓岭避暑山庄的“柳杉王”，被誉为福州“四大树王”。那一年，种树的洋鬼子估计早就没了，洋鬼子们栽下的树可是枝繁叶茂，蓬勃旺盛。
贝壳杉
在内勤站二楼一间房间里，我们男男女女20个人被召集到一起，听一个30多岁的面孔黝黑的干部训话，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我们通信站的站长孙志勤。训完话，我们几个男兵被带到通信站的站部领军装。站部在一座不高的小山头上，名叫塔仔（崽）山。“仔”就是小的意思，塔仔山就是小塔山。我在塔仔山住了将近10年，既没有听说过塔仔山的来历，也没有找到小塔的任何踪迹。我始终相信，这里曾经有塔，否则不会无缘无故叫塔仔山。
领完军装回到内勤站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鲜红的领章帽徽给装在衣帽上。安帽徽容易些，缝领章可把我们几个男孩子治住了。在家里从来不做针线活，缝领章更是针线活中的“高大上”，忙活了半天不得要领。以至于我们中的一位把领章缝反了，缝到了领子里面，穿在身上才发现露怯了。当年内勤站有一女的副指导员，长的眉清目秀，非常和蔼，她看到我们这群新兵手忙脚乱的样子，就过来教我们。在她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地就把领章缝好了。对着镜子我们仔细端详，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领章挂两边，三点红，非常夺目。在家里，我们部队的孩子也穿戴父亲的军装军帽，但没有领章帽徽的衬托。今天，我们的军装有了货真价实的领章帽徽，就是军人了，就是大人了，从此，我们与老百姓和小孩儿的名头彻底告别了。
当年晚上，我们就住在内勤站，说是第二天再去新兵连报到。从站部我们每人领到了两套军装和一套铺盖。铺盖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一床4斤的薄棉被，一条白被单和一个包袱皮。没有褥子，褥子要等下连队才发。为什么呢？后来才知道，部队的褥子不像被子是自己的，褥子是公家的，只有等服役期满的老兵复员后，老兵们上交的旧褥子再留给新来的战友们。可想而知，当年的军费开支是多么的少、用的是多么省啊！一床几尺见方的旧褥子还得一代一代往下接力啊。天哪，当时可是一月份，是福州最冷的日子，这么一点铺盖如何抵御冬日晚间的寒冷呢！薄如蝉翼的被单铺在又硬又凉的床板上，什么感觉也没有。好在从家里带来的毛衣毛裤能够裹在身上，马马虎虎对付了一夜，一夜“团长”到天亮。厕所在大楼外，老兵告诉我们，晚上去厕所要把衣服裤子穿好了，因为内勤站有女兵，有异性的地方真不方便，不像我们电报站，晚上一条短裤就能横冲直撞无人管。大冬天晚上的，又冷又黑，有尿也憋着，打死都不上。
第二天中午，在内勤站吃完午饭，我们4个男兵收拾好行装，准备向位于五虎山下乌龙江畔的肖家道通信站新兵连出发。十几个女兵留在了内勤站新兵班训练，因为肖家道很荒僻，不适合女兵们去。我们的行装非常简单，身背一个背包，斜挎一个军用挎包，没有水壶和雨衣，左手一个旅行袋，右手一个用网兜兜着的脸盆。这付行装，即是当年我们的全部家当，也是那时候人们出门行李的标配。想起电影《集结号》，谷子地转业到地方不就是这么些简单的行李么。从仓山坐车到湾边，然后乘坐摆渡小客轮，向肖家道驶去。
小客轮缓慢地行驶在乌龙江上，天空彤云密布，我们不免担忧，看样子快下雨了。果然不出所料，小雨不期而至。一个多小时后，小客轮靠岸，我们提上行李，跟着带队的老兵开始了艰苦的行程。从轮渡码头到肖家道新兵连大概有十几里的路程。天下着小雨，土路泥泞不堪，没有雨衣和雨伞，干淋着雨，我们5人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乌龙江畔的机耕道上。好在有军帽遮着脑袋，开始我们还有说有笑的，一会儿，队伍里就鸦雀无声了。背上的背包越来越沉，手上拎着东西越来越重。荒郊野地，没人帮你，自己必须挺住。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看到了肖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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