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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二月初，浙中武义久雨放晴。驱车城东郊，我去寻一座名不见经传被当地百姓称为龙王山的山，去寻一穴曾震动中国考古界的墓地。尽管我是后来者，只因从这里出土见日的那两大张卷轴封纸，它记录了一位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的细节，它为当代史学家研究南宋中后期政治及其它相关领域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便是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徐渭礼文书”，一件七百多年前罕见的古代公务员的纸质文书档案。
胡处村，一个至今尚未被现代机械的钢牙利齿践踏撕碎的城市边缘小村庄，静谧地栖息在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一隅，古朴古色。
农人整理侍弄得井井有条的田垅、菜地里，黄灿灿的油菜花勃发招展，引来嗡嗡的蜜蜂群上下翻飞追逐；五六只鼓额灰羽的狮头鹅，在村旁的泥径上闲逸地踱着八字步，从我的身边昂扬走过中，嗄嗄数声粗犷响亮，憨态的模样很是滑稽可人；村边道旁有一口大水塘，微风吹过清波漪澜，把塘边小山上那片树林的倒影，摇曳成失真的影像。
塘边有位洗完一担白萝卜正欲上肩回村的白发老农，我递过一支烟，向他打听徐渭礼墓地所在。老人指着不远处一座树木并不欣荣的小山岗笑曰：“就在对面山上那几株大些的树下。可你到了也看不到什么的。”
带着疑惑，我走近小山。山矮无路，我拨开半人高的山茅，扯着灌木伸展出的荆条，不甚费力便来到了山岗中央。
脚下是一片明显翻垦过的红褐相间的山土，面积约四五十个平方。这被人工挖掘过的泥土上散裸着几块青灰色的岩石，零星生长着野草。放眼四望，只见这岗上兀挺着一些碗口粗细的苦槠、泡桐树，筛落缕缕阳光。任凭我努力搜寻，既无坟茔更不见墓碑，让我心生遗憾。行前我也有闻，为保护徐渭礼墓，十四年前考古挖掘后，古墓被就地覆盖了。眼见为实，这是真的。闻得几声山鸟啼鸣，忽又一阵山风拂面，我孤身立于此地，不禁涌上几分复杂的心绪。
我的眼前幻化出宋时那一支长长的披麻戴孝的出殡队伍。鞭炮声夹杂着唢呐、铜锣铜钗声和悲怆的哭声，交织出丧事的特别氛围。他的亲人们选中了这方风水宝地，从远方迎回这位叶落归根的南宋六品官员，希冀他酣睡在这片清静无扰的山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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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胡处村之前，我已接新落成的武义县博物馆傅、鲍两位馆长的邀请，参观了试展期间的馆内文物。我的目光深深地嵌进了那几排配备了高端衡温设备的展柜里，柔和的灯光下，我贪婪地观瞻着徐渭礼文书的实物，内心无比惊喜。陪我参观的馆内工作人员对我说，这可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哩。
这是一件武义籍南宋官员17卷5万字的“干部档案”。据考古专家学者论证，在它被发现出土之前，全国仅发现过类似的两件“纯本文书”，但前两件宋代文书，其中一件只记录了文人之间的应酬往来。另一件所反映的信息又局限于中国西北一隅，并不能与徐渭礼文书同日而语，而且前二者都不是从墓葬中获得。徐渭礼文书比起前两种文书更全面和深入，它涉及宋朝中央制度的核心内容，谓之前所未有的发现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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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书”？古往今来，文书形式上指的是公文、书信、契约等等。内容几乎囊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公关、民情民舆。大可及国内国外，小可涉及单位、个人。武义徐渭礼文书即是一件记载他从政三十多年的个人工作履历档案。
毋庸讳言，比起古代文学里那些文采斐然字字珠玑的诗词歌赋来，这件南宋官员的工作档案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当我面对它的时候，仿佛那位身着朝服，辗转数省市任职，一生勤勉工作的宋代出色的“公务员”，正从一行行端庄秀丽的楷体字中朝我走来，沓沓的足迹，依稀可辨。我想握一握他的手，但须臾间却又不见了他的身影。
徐渭礼短暂的一生，风风雨雨行色匆匆。
19岁的他，从南宋首都临安的“粮料院”到“金银铺”，“发运使司”，他管过粮仓，管过交通运输。管过银行。27岁返京后不久，朝廷派他去江苏吴江任职县丞（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成为一名从京城下到地方的挂职干部。自“从九品”干到“从六品”，由于工作业绩出色，朝廷先后提拔他为“权知信州”（信州为现在的江西上饶市，权知信州一职相当于上饶市市长）和“提举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相当于现在的泉州市市长）。虽然在他的从政生涯里有过唯一的一次遭到罢黜，但短暂的一个月后，他又被派往新的岗位继续工作。
圣旨送达时，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散朝大夫”已重疴缠身、身心俱疲，再也无力到江西赴任。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几，嘱咐身边的人把他带回浙中安葬老家武义。徐渭礼的仕途和生命在53岁时戛然而止。那是公元1254年，距南宋亡国还有25年，内忧外患的大宋江山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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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件刻录了徐渭礼为官履程印记的工作档案，毫发未损如同昨天，幸运的有了一个永恒的归宿，这是他生前绝对没有想到的。
在我国古代，对“档案”各个朝代的称谓是极不相同的。譬如在商代被称为“册”，周代称为“中”，秦汉时称作“典籍”，汉魏以后才出现“文书”、“文案”、“案牍”、“案卷”、“簿书”等称谓。直到清朝后才确立了“档案”的正式名称，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听到过史学界对档案定义的诸多争议，但多数学者肯定档案是指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
这次我亲眼见到的徐渭礼文书，在墓葬中是被他的后人用蜡封之术处理的，被严密的包裹成两张卷轴。纸张厚实且精细，竟然与现代的“牛皮纸”有些相似。史学们唏嘘“宋朝之后再无宋朝”，烈商、礼周、暴秦、强汉、雄隋、盛唐、富宋、蛮元、刚明、奴清，宋朝是中国有朝有代以来最富裕的朝代，这得益于宋朝极度发达的工商业和科学技术。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这三大发明改变和加速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造纸业的发达和先进，让宋朝的纸币（交子）亮相世界货币舞台，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纸质货币，徐渭礼文书纸张之精美，即是对宋朝精湛的造纸工艺的最好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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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学识，我对这件古代文书档案中出现的许多内容懂得很少。对其中的“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这些措辞就觉得生涩难懂。费力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和专家著述，才得以逐一理解，为此我也想在文中作一普及。
构成徐渭礼文书的三大部分中的“告身”、“敕黄”、“印纸”究竟是啥意思呢？简单说来，告身就是南宋时对官员的委任状，民间通称“官告”，是由朝廷有关部门签署的官员任命的职级，就和现在的干部任命“红头文件”一样。而对官员的“差遣”即安排工作岗位，则由当时中央政府最高政令机构的“尚书省”签发调动命令，是用当时很高档的黄色绫纸书写的，代表皇帝的制敕名义下达，故被称为“敕黄”。而“印纸”就是对一位官员的保状、荐状、升迁、任满交割、功过等的记录，就像现在的业绩考核表，作为干部提拔任用或者罢免官员的依据。因此，徐渭礼文书的发现，对于后人研究南宋中后期政治历史和诸多领域，提供了第一手史实，其罕见和珍贵不言而喻。
对于“录白”一词，指的是文书档案的副本。宋代有关部门或官员上交档案原件后，需留下底稿，但当时又没有复印设备，只有官府确认的合法书铺抄录，再由官方专职机构严格审查和核对原件，“录白”才能正式成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由此看来，当时徐渭礼的后人一定是想尽办法把他的个人履历资料“录白”完整，并且保存了下来，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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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许多珍贵文物的发现，是存在偶然因素的。徐渭礼文书的出土，并非考古人员先手，我说句反意的话，这还得“归功”于那位王姓盗墓人。
2005年春至2011年的6年间，一场堪比小说精彩的话剧，从武义这个小县城一直上演到了北京。
清人徐珂著过《清稗类钞》，里面有一个“焦四以盗墓致富”的故事。那个名字叫焦四的很有名气的南方盗墓贼，竟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来判断墓葬的位置，被誉为“南派”盗墓高手。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盗墓行当里已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即南派与北派。焦四喜欢在雷雨天去盗墓，他会派人分别站在四个不同的方位。雷雨一停，他让手下人报告，打雷时是否听得地下有隐隐之声在应和？焦四就在那个方位找到古墓。这种盗墓方法看似荒诞。实则是一项有科学依据含量的技术。民国时期南派盗墓人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土夫子的人，他采用的是“望闻问切”，看风水，闻气味结合向当地土著居民了解历史情况，根据土层就能判断墓葬年代和大小。
盗墓是一件风险系数很大的活儿。我读过的《鬼吹灯》一书里描写的鱼骨庙下面的古墓地宫中，演绎过“人点灯，鬼吹灯”的惊心动魄一幕，而《盗墓笔记》里描写的盗墓贼，不仅要处处提防古墓里的重重机关，还要与黑道上的势力火拼。
而徐渭礼墓的发现纯属偶然。
2005年春分时节，几场春雨后龙王山上草木一派葱茏。王某荷锄在此小山上挖笋，小憩时，发现自己正坐在一块石阶上。王某从石阶联想到了古墓，利欲熏心的目光仿佛窥探到了古墓里闪闪发亮的金银财宝。他悄悄地下山找到了程姓杨姓两位朋友，秘商盗墓的计划。
星疏月暗，附近的村庄农舍里的灯光多以熄灭。三人用挖、撬工具马不停蹄地奋力掘进。天尚未明，手电筒照射下，一座规划整齐，缝隙处用三合土填补的石制古墓赫然暴露在眼前。
南方潮湿，照常理历经近800年的岁月，棺木和陪葬品早该化为粉齑，但徐渭礼棺木与墓室的空隙填满了大量三合土，把空气隔绝在墓室及棺木之外，使得墓中一切完好如新。无比紧张惶恐的三人盗出了“徐渭礼文书”、镇纸、砚台、私印后仓皇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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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不可思议，那几件价值不多的文物很快得以卖出，唯独价值连城的17卷徐渭礼文书无人问津，为了尽快脱手这件文物，倒贩者为其中的一卷拍照并散发寻找买家。一位北京的文物收藏者虽买下了它，但随后一想，这纸质的文物出自南方墓葬必是赝品无疑，竟退了货。
这几个犯罪分子怕事情败露，竟然整整蛰伏了6年。
有一个人见到了那张徐渭礼文书的照片，他是时任县博物馆馆长的董三军。那年春节前夕，这位年轻的馆长在杭州见到了考古专家徐嘉励先生，徐嘉励敏锐地觉察到其中可能与一件珍贵的文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考古学家的眼光是独到而犀利的。从那些形式和内容都十分枯燥、在常人眼里毫无欣赏价值的文字里，看到了从中闪烁出的熠熠光芒。“南京时期的文书可查资料凤毛麟角，没见过真的文书，要伪造时代风格更是难上加难。”徐嘉励先生用他渊博的考古文物学识做出了自己的正确判断。
恢恢法网把盗、贩文物者缚进了囚牢。被那几双黑手挖出土的这件国家一级珍贵历史文物，侥幸未被损毁一角，不知这是否是幸运抑或是天意使然？这件在考古学、历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宋代干部文书档案昭日面世，真的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我记住了那座小山，我记住了一个人。我期盼着那座小山上有一天会耸立一块让后人凭吊的墓碑。
作者简介：鄢东良，1955年生。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金华市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石榴红》、诗集《牧天》。现定居浙江省武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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