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扒糞運動
一個印第安酋長被帶去參觀紐約的道路和各種景觀。他看到了宏偉的大教堂，看到了摩天大樓，看到了喧囂的大廈，看到了人山人海的市中心，也看到了飛跨兩岸的布魯克林大橋。“什麼是讓你感覺最驚訝的事物？”幾位紳士這樣熱心的問到。這個“野蠻人”慢慢的回答了五個字：“小孩在幹活。”
這個故事刊登載20世紀初美國的一本雜誌上，意在抨擊當時在美國氾濫著的血汗工廠對工人的殘酷壓榨。在我們印象中美國不是最講人權，最民主自由的國家嗎？其實那時候的美國真的很墮落。
南北戰爭之後，被解放的黑奴和數百萬移民投入到機器化大生產中，美國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的發展卻未惠及大眾，財富高度集中，資本家壟斷市場，還與貪官汙吏沆瀣一氣。美國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似乎正面臨失去靈魂的危險。
工業化促使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舊城市管理體制無法適應大型城市的發展，帶來許多新的問題。當時鬆散聯邦政府體制下的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對州政府和大型工業企業聽之任之，企業糾紛、勞資糾紛、城鄉矛盾得不到解決，最後，是那些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這些社會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報刊業給這些人創造了寬廣的舞臺。低廉、通俗的大眾雜誌報紙具有廣泛的讀者群，揭露黑幕的文章與民眾休慼相關，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普通公民的關注、黑幕揭露者自身的責任感以及大眾雜誌所提供的寬鬆平臺，催生了1903年至1912年這十年間轟轟烈烈的黑幕揭露運動。
運動的參與主體是新聞記者。大眾報紙的經營者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如被認為是揭露黑幕運動第一份雜誌的《麥克盧爾》的創始人塞繆爾·S·麥克盧爾（1857～1949）。
1905年美國的《文摘雜誌》曾刊載了一張法國印製的美國地圖，標明在45個州中只有6個是沒有腐化的，有25個標明為“全部腐化”，13個標明為“特別腐化”。最常見的貪腐形式就是權錢交易，或權錢勾結。似乎全社會都深卷其中，社會道德整體敗壞、精神全面危機，貧富差別急劇擴大、各種社會矛盾突然尖銳，已經危及到社會的穩定。美國，處在一場巨大變動的前夜。
而把美國從墮落的深淵中拽出來的是一群被稱為“扒糞工”的新聞記者。
這是從一份名叫《麥克盧爾》的雜誌對洛克菲勒家族的美孚石油公司報道開始的。
《麥克盧爾》誕生於1893年。利用當年經濟危機中失業勞工對低價雜誌的需求，《麥克盧爾》以15美分的低價面市。麥克盧爾想出各種點子，他的朋友約翰·菲利浦斯則將其中有市場價值的付諸實踐。每期雜誌上必不可少的是“扒糞”工作者的黑幕揭露，許多著名的黑幕揭露文章都出自這本雜誌，比如林肯·斯蒂芬斯關於城市腐敗的系列報道等。麥克盧爾認為公眾有權利甚至有義務去了解這些。對黑幕揭露者來說，扒糞運動作為民主權利的鬥爭，是“一場道德上的戰爭”。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視為與父輩們對抗奴隸制相當。
共同的志向將這些人聯合在一起，加上麥克盧爾的有效領導，雜誌的作品一直保持一定的水平。有人將這些寫手們稱為“紐約期刊雜誌群中最具才能的工作人員”。
雜誌的創始人麥克盧爾起初並是懷著欽佩的心情想要報道美孚石油公司走向成功之路。負責撰稿的女記者塔貝爾也不是一開始就有意揭醜，忠於真實的原則和職業的本能敏感促使她窮追不捨，結果洛克菲勒的種種罪行，其中包括貪汙、背信棄義、炸燬他人設備、腐敗等等內幕被詳細解剖，揭露無遺。塔貝爾憤慨地斷言：公平的個人自由競爭已經不復存在。
最後她的長篇報道《美孚石油公司史》在《麥克盧爾》上連載15個月，轟動全國。從此，美國黑幕揭發的雜誌如雨後春筍，一大批新聞記者和文化界人士筆鋒所向，開始挖掘美國社會各個角落的陰暗面。從大工廠到貧民窟，從童工到女工，從紅燈區到政治交易，從保險公司的欺詐行為到鐵路公司的管理不善，從對工人的殘酷壓迫到種族歧視，許多骯髒而悲慘的社會現象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美孚石油公司史》，最終使得美國政府根據1880年的反托拉斯法起訴美孚石油公司及其下屬的70個相關企業，而後最高法院於19l1年5月判決起訴有效，美孚石油帝國解體。有個叫辛克萊的作家寫了一部小說《屠場》，揭露芝加哥肉類工廠採用向有關部門大肆行賄的方法，將病死的豬牛加工成肉食品，將毒死的老鼠加工成香腸。該書出版後立即激起了公眾的普遍義憤，據說，在白宮裡正一邊看著這本書一邊輕鬆地吃著早餐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突然跳了起來，大叫一聲，把盤子裡的香腸扔到了窗外，從此不敢再吃香腸。6個月後《肉類檢查法》獲得通過，著名的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誕生。
“扒糞者”主角斯蒂芬斯記者1866年出生在美國舊金山一個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到德國、法國學習心理學和倫理學，於1892年回到美國紐約，進入報界。一開始，他就被派往華爾街採訪證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長駐警署，負責採訪紐約的犯罪消息。這種經歷，使他既結識不少財經鉅子，又與警界、社會最底層、各種犯罪分子多有往來，因此他對種種犯罪開始有了直觀的瞭解和認識。他發現，金融界和政界關係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要黑錢；種種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這些，使他對社會的腐敗黑暗漸漸深有體會，開始認識到此時的腐敗已不是個別人、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整體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的病態。於是，他從單純、客觀的犯罪報道，轉為深挖其後更深的腐敗背景。
幾經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麥克盧爾》雜誌的老版麥克盧爾之邀，出任該刊編輯部主任。以此為平臺，他開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斯蒂芬斯首先以城市為單位，調查其腐敗情況。他發現，他調查的這些城市全都腐敗透頂，存在著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組織的腐敗。每個城市的權力都被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資源。這些結果使他相信，幾乎所有美國城市都同樣腐敗，為了證實自己的判斷，他又隨機抽取了幾個城市作調查，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樣。他認為，“一旦貪汙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的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他把這些文章結集出版，書名為《城市的恥辱》，引起轟動。
隨著調查採訪的深入，他發現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無法與州政分離，腐敗的州總是庇護腐敗的城市，雖然有些市政府與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黨掌管，所以，州才是趨善或趨惡的單位。於是他的調查重點由市轉向了州。對各州的調查更加觸目驚心，那些大公司，如從大鐵路公司到麵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設法買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釋權，使自己獲得暴利。“這是一個過程，也的確是一種體制，很顯然是一個城市、一個州、一個州際商業體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當然也不是民主政府。”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無論是市還是州，都不乏決心清除腐敗的有志之士，但他們都不能當政。因為長期的腐敗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結構緊密堅硬，外人難以插進。
這種情況甚至造成了一種荒誕的“悲劇”，如果不參與腐敗，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興修或維持營運鐵路、煤氣公司、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等。一個想“做事”的人，就無法潔身自好，不得不服從官、商之間由來已久的腐敗性“遊戲規則”，舉國上下莫不如此。《為自治而鬥爭》一書，是他對各州腐敗調查研究的成果。
腐敗的主要特點就是官商結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應問是“誰”（who），而應追問是“什麼”（what）造成了腐敗。政治家和不少民眾往往把腐敗歸咎於商人，“商業”成為所有政治和經濟上罪惡的根源。但他的調查表明“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商業有一個共同之處，不是它們的大小而是它們對特權的需求，……‘特權’才是邪惡的根源；而‘特權商業’是惡魔。”他明確寫道：“對我們造成損害的正是特權”，而“認識到這一點並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權”來自於政府，從根本上說，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和不受監督造成了腐敗。清除腐敗，就要減小並監督政府的權力。
當然，強調製度因素的重要並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長期、普遍的腐敗導致了道德的普遍墮落，只要有機會，從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撈白不撈的想法，連最起碼的罪惡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見的是許多選民將自己的選票賣給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鎮上，賄賂已經公開化了，而且不再稱為賄賂。付給選民的錢，不管是2美元、5美元還是20美元，都被稱作是對選民‘計時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國人民意識到：“他們的領袖在大處腐敗，而他們在小處腐敗。”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對腐敗的重要基礎。
從市到州都如此腐敗，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聯邦政府究竟代表誰的利益。“姑且不論政府的實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總統、國會和政府部門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還是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帶著這些疑問，他來到華盛頓拜訪了西奧多·羅斯福，也就是“老羅斯福”總統。他們之間的“交鋒”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1906年她發表了《參議院的叛國罪》一文，指名道姓地抨擊納爾遜？奧爾德里奇等20多位參議員政治腐敗的罪惡，稱他們是財團的代言人。文章通篇盡是“叛國”、“無恥”、“掠奪”、“強盜”、“財團”這些激烈的字眼，一時間舉國皆驚，最後參議院的銅牆鐵壁被打破，一些參議員在下屆選舉或幾年之後失去了席位。1912年一項憲法修正案成功通過，直接選舉參議員的權力最終還給了人民。
“扒糞工”的觸角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指責詳盡而直接，毫不留情，他們發現的問題形形色色，《人人》雜誌在1908年1月號上列舉了黑幕揭發者的成就：“華爾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樣欺騙公眾了，銀行正在增加新的防範措施，廣告基本真實，食品和藥物摻假將冒更大的風險，公共運輸公司更為關注人的生命安全，各州和各城市都在致力於廉政建設。弱勢群體在和強權的對抗中獲得了保護。”歷史學家把黑幕揭露時代稱為一個打掃蜘蛛網和破舊傢俱上塵土的清掃門庭的時期。
“扒糞者”們激發起了整個美國社會的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為改革創造了輿論環境和社會基礎。這一運動還直接促成了修憲、食品檢查法、聯邦儲蓄法、反托拉斯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等一系列的立法進程。 《麥克盧爾》在運動進行得最火熱的十年中，名聲大振，銷量猛增月發行量都在300萬份以上，相對於當時只有7800萬人口的美國，銷量極為可觀。
但斯蒂芬斯發現，隨著廣告收入的增加，他發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先是廣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他們重要的廣告客戶。後來有幾次，雜誌主編反覆勸他撤下揭發某些大商業集團內幕的文章，有時甚至不顧他的強烈反對強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驚了：“這位當家的主編不得不被別人當家”，“在我自己的辦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預！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廬的記者一樣被老闆牽著鼻子走”。
由於屢受掣肘，他與幾位志同道合者終於集體辭職，此時美國的報刊業早已完成大眾化過程，各種類型的報刊此起彼伏，種類與發行量每年幾乎都成幾何倍數增長，在眾聲喧譁、雜亂無章中蓬勃發展，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不管媒體主觀動機是純正還是迎合市場，客觀效果卻是使媒體充當了反對腐敗的重要工具。
其實，媒體靠揭露腐敗謀利不僅正常，而且這可能是一種更持久、更普遍、更強大的反腐動力，因為道德高尚、有強烈正義感、甘冒種種風險而不計得失反對腐敗的“媒體人”畢竟是少數。媒體、媒體人並非生活在真空中，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訴求，為了銷量，某些媒體、媒體人甚至不擇手段、違反基本職業道德。媒體負有監督的使命，但是，誰又來監督媒體？包括斯蒂芬斯經歷在內的大量事實說明，正是媒體間的自由競爭，揭露了某些媒體的不道德。媒體間因競爭而形成的互相監督，是媒體保持自潔的重要機制。
“扒糞”運動歷時十餘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參與其中，如弗蘭克·諾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魚》、《深淵》，對一些大公司的種種惡行作了生動、逼真的揭露。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屠場》揭露出芝加哥肉類工廠的骯髒黑暗令人震驚，據說老羅斯福總統從此不敢吃香腸，並導致了政府通過食品衛生法。“扒糞”運動促使社會猛醒，人們開始與各種醜惡現象作鬥爭。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湧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淨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國黑幕揭發報道經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敗的滋生，迅速緩解了已呈劍拔弩張之勢的社會矛盾……
對這些記者來說，扒糞運動是“一場道德上的戰爭”。他們一般出生於美國南北內戰前後，林肯是他們從小所崇拜的偶像。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視為與父輩們對抗奴隸制相當。他們“扒糞”，是因為他們鍾愛這個世界。儘管他們對不公平現象感到憤懣，但心中並沒有仇恨。美國雖然“醜陋不堪”，但他們仍然是美國人，通過改革，美國終究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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