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九回，王允与貂蝉这对义父女用谋计，挑拨董卓与吕布义亲子反目成仇，最终成功诛杀董卓。
正当一伙人欢聚一堂，举杯庆贺之时，忽然来报，说有人伏在董卓的尸体上大哭。王允当场发飙，这还了得，在城中百姓“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人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刻，竟然还有人敢唱反调，为逆贼哀嚎，唱挽歌？喝道：“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贺；此何人，敢独哭耶！与吾擒来！”
当那人被押解上来时，大家“无不惊骇”，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才华横溢，时人称为第一国士的侍中蔡邕。王允厉声叱问：董卓祸国殃民，死有余辜，今日被杀是大快人心。在这举国欢庆之时，你身为汉臣，应该高兴才是，却反而为他哭丧，居心何在？
蔡邕请罪说：我虽然水平不高，可也懂得一些道理，怎么会与董卓沆瀣一气去损害国家利益呢？只是感激一时的知遇之恩，不禁为之一哭而已。我知道自己犯下了立场上的错误，尤其得罪了王大人您，恳请您原谅，趟若是能从轻发落，那怕是削足割耳，只要留着我的小命，让我将手中的汉史编撰完成，戴罪立功，就是我蔡邕最大的幸事了。”
在场很多官员惋惜蔡邕的才华，都为他说好话希望能救他一命。太傅马日磾把王允拉到一旁，私底下劝说：伯喈（蔡邕字）是不可多得的旷世之才，学问渊博，尤其是对本朝之事颇为精通，应当让他继续完成后史的整理和编撰工作；那将是一部与《史记》媲美的典籍;况且他罪不至死，你把他杀了，岂不会失去人心，丧失威望？
王允却说：当年孝武(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修史，致使他作谤书流于后世。如今国运衰微，人心不稳，就更不能让像他这种立场不坚定的人来执笔，对我等进行无端诽谤和讥讽！于是下令将蔡邕关进大狱，不久又将他绞死。
其实，这是演义的故事。历史上真实的蔡邕死得比这还要无辜。《后汉书》载：“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
也就是说，董卓被杀的时候，蔡邕正好在王允的旁边，因为看得了太多政治斗争致使无数人卷入其中的血腥场面，不由自主叹息了一声。招致王允勃然大怒，不容分辩，当即命令廷尉将其收监治罪。后面的事情就与《三国演义》中一样了。
按照《三国演义》的描述，蔡邕的死还不算过份，谁让他脑子进水，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知轻重，竟然为弑君害民，人神共愤的国贼哭丧；可事实上，蔡邕只不过轻轻的叹息了一声，如果不是特别关注他的人，这细微的表情也就一闪而过了。谁知竟会招来杀之祸啊！
退一万步说，就算蔡邕真的抱着董卓的尸首痛哭流涕，在法律上也够不成死罪。最多是思想觉悟，甚至是阶级立场问题，属于批评教育，乃至批判的范畴。因此，王允杀蔡邕其实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蔡邕是东汉末年最有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尤其他的品行备受称赞，入朝为官后名望极高。早年曾拒绝朝廷的征召，后来拗不官府，被位高权重的司徒桥玄招为办事员（掾属），得到桥玄的赏识。出任河平县长，后又升任郎中，在东观校书，任议郎。后来在官场斗争中遭打击陷害，汉灵帝对辞赋情有独钟，因而放他一码，将他一家流放到河套地区的朔方，并规定不得因赦令而免罪。
董卓通过一系列残暴手段掌控东汉政权后，也趋炎附势，想玩点高雅的，好给自己操纵的政权贴点金。于是征召蔡邕，蔡邕以身体为由推脱。董卓火了，当即撂下狠话：端什么臭架子，我灭人三族不过动动手指头，你蔡邕就算再狂，也不过一眨眼的事！
蔡邕不得已只好应命， 董卓对蔡邕真是没得说，三天之内，三次加官，由侍御史到治书御史，再到尚书。由此可以看出，董卓除了面子以外，里子也确实有敬重文豪的成分。也就不排除蔡邕对董卓心存感激的知遇之恩，在他死后难过掉泪也是人之常情，算不上“共逆”。在此之前王允本人不也同样慑于董卓的淫威，给他当差卖力吗？
因此，王允非要置杀蔡邕于死地，无非是怕他会像司马迁那样，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写一部史书，将他们一伙人的丑行暴光，并流传于后世。因为王允费尽心机除掉董卓，无非是想取而代之（权力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而绝不是他嘴上说的为“匡扶汉室”、“拯救苍生”。
董卓被杀后，作为诛杀国贼首要功臣的王允就抖了起来：连董卓都死在我的手下，我还怕谁？群臣再集会的时候，王允就没有了以前那种跟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问题的作风，取而代之的是正襟危坐，高高在上的做派。
就在王允差不多要横着走路的时候，大臣们慢慢的将之前对董卓的怨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开始与他离心离德，所以，他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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