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與胡均鶴從抗戰到解放後的合作,諜影重重,迷霧終究散去

(接上一篇)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自從1843年英國人在上海強行開闢了租界之後,各帝國主義列強都在上海建立劃分勢力範圍,同時也建立了自己的情報網。抗戰初期日本人佔領上海之後,租界依然保存,間諜活動越加撲朔迷離。

潘漢年與胡均鶴從抗戰到解放後的合作,諜影重重,迷霧終究散去

孤島上海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會部決定設立華中局情報部,由老資格的情報工作者潘漢年負責組建並統一領導。

當時在上海的情報工作非常複雜,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時候一個人還具有二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當了漢奸的人,或是天良未泯,或是為了給自己留有後路,可以同時為多種政治力量服務。就拿胡均鶴來講,他是汪偽特工總部,也就是俗稱“76號”中對付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最高頭目,但事實上又在為中統服務。

陳蔚如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一文中這樣記述:“其後胡均鶴與江蘇省調統室取得聯繫,有報告到重慶,中統局確認胡均鶴為地下工作人員,指示其繼續留在南京。胡均鶴時有報告反映日偽情況,有卷存檔。。。”

1939年秋天,中國近代間諜史上著名的人物“76號”首腦李士群(定性為漢奸)通過一個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關方面表示:希望與中共建立聯繫,為了保密起見,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繡楓來擔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聯絡。潘漢年詳細研究了李士群的情況,並經中央及社會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隨即決定派胡繡楓的姐姐、中共情報人員、也是當時非常著名的詩人,作家關露到李士群家裡,和李士群建立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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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露先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夜之間日軍佔領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勢更加嚴峻,潘漢年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親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園路的家裡碰頭。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葉吉卿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日本人都有聯繫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個便是胡均鶴。

袁殊,一個可以寫上厚厚一本書的人物,作為中共早期的情報人員,又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報網中擔任要職。1935年曾被捕,以後自首。袁殊一直留在上海,與國民黨中統以及日本情報機關都有密切的聯繫,同時仍未中共情報人員。

潘漢年與李士群會面,最初就是由袁殊牽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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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

這一次碰頭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胡均鶴成了李士群與潘漢年之間的聯繫人,以後每一次往來,潘漢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鶴負責安排、保護。

1942年4月,潘漢年與李士群經胡均鶴聯繫,在李家又一次會面。李士群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除了向潘漢年透露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軍事計劃外,還讓胡均鶴拿了一本上海儲備銀行的支票簿給潘漢年,說是潘可以隨時支取。潘漢年再三婉拒沒有成功,只得接受下來,事實上一次也沒有動用過。

1942年9月,中共中央電示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以及王堯山等考慮是否撤退到蘇北去。此刻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省委另一名負責人劉長勝在撤退途中經過瓜州時,被偽軍扣押,險些釀成大禍。於是,劉曉建議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群的關係,另外開闢一條更為便捷安全的交通線?這樣,潘漢年通過胡均鶴又一次在李家會見了李士群。

潘漢年對李士群講,我準備帶幾個助手到新四軍根據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幫助?李士群笑著望了望潘漢年,一口答應,並當即拍板由胡均鶴負責安排護送。同時兩人還商定等潘漢年回到蘇北以後,雙方通過電臺繼續保持聯繫,為此胡均鶴還去專門編了一本密碼給潘漢年。

胡均鶴回到家裡,向趙尚芸提到了這件事,趙尚芸追問胡均鶴有沒有把握。胡均鶴告知,鎮江站的劉毅(以後證明,其為中共情報人員)是其好友,胡可以讓他親自出面將潘漢年等人送過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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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毅(徐漢光)夫婦

1942年11月,潘漢年、劉曉、王堯山以及劉、王兩人的夫人張毅、趙先共5人,坐豪華的京滬特快二等車廂離開上海,行至鎮江,胡均鶴與汪偽鎮江特工站的站長劉毅(又名徐漢光)已在車站等候,下車後,潘漢年一行即住進了金山飯店。胡均鶴下午還安排這一行人遊覽了金山寺。王堯山頗為緊張,他對趙先講:“這個人(指胡)是中共通報過的大叛徒。”潘漢年聽到了,回答說:“胡均鶴、劉毅雖然都是共產黨的叛徒。但他們都是被國民黨抓去後嚴刑拷打下自首叛變的,對國民黨不會有好感,現在又落水做了漢奸,明知沒有絲毫前途,因而想為我們黨效點力,爭取黨的寬大。”潘漢年的這一番話,使劉曉、王堯山等稍稍有點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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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上海隱蔽戰線領導人的王堯山

第二天清晨,他們一行又由劉毅護送坐機帆船渡過長江到達儀徵,在儀徵的一家小旅館裡住了一夜。天矇矇亮,劉毅就將潘漢年等人喚醒了,他穿著便衣,僱了幾個挑夫挑著行李,一鼓作氣走了十多里路。在一個小山頭劉毅停了下來,他指著前面的村落講:“再過去就是羅炳輝將軍的駐地了。”潘漢年握了握劉毅的手回答說:“謝謝胡先生和李先生,咱們後會有期。”

這件事便是所謂的“鎮江事件”,以後有些人不瞭解情況,以訛傳訛,甚至將“鎮江事件”與潘漢年見汪精衛當作了同一回事,這是不對的。

1943年4月,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正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歲月中,日偽計劃對新四軍根據地進行殘酷的大“掃蕩”。當時擔任新四軍政委兼中共華中局書記的饒漱石向潘漢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裡的情報工作,加強與李士群的聯繫,尤其是要搞清楚日偽這次大“掃蕩”的準確情況。經過饒漱石批准,潘漢年再次經過鎮江抵達上海。

胡均鶴熱情接待了潘漢年,潘漢年向胡均鶴提出,希望能立即見到李士群。胡均鶴猶豫了一下回答說:李士群不在上海,他到蘇州去了。於是第二天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來到蘇州李家,哪曉得又撲了個空,說是李士群已去了南京。潘漢年考慮再三,還是由胡均鶴陪同又趕到了南京。

胡均鶴陪同潘漢年跑到南京李家,李士群又不在家,說是去看汪精衛了。當天晚上,潘漢年便由胡均鶴安排住進了南京的一家高級旅館。據當時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師”董建吾

(中央特科初期著名的中共情報人員)後來回憶,他在旅館裡還碰到過潘漢年,雙方都“大吃一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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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紅色特工,紅色牧師董建吾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由胡均鶴陪同,來到潘漢年下榻的旅館會見了潘漢年,李士群當即提出要帶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頓時有一種被人玩弄的感覺。他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拉下臉而一口回絕,只得隨同李士群與胡均鶴一同驅車到汪公館會見了汪精衛,並和汪精衛作了簡短的、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的會談。這一切經過以及會談的內容在今天的許多有關潘漢年的紀實作品中都作了詳細介紹,不再贅述。

最為遺憾的是,潘漢年回到淮北新四軍根據地覆命時,向饒漱石隱瞞了他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一事。這給他及戰爭時期一起合作過、領導過的戰友及朋友,帶來了致命的災難。

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幾天後,潘漢年依然由胡均鶴陪同回到上海,他還應李士群的邀請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陪同的還是胡均鶴。胡均鶴向都甲介紹說:“這位胡先生(潘漢年當時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將軍的好朋友,是專門在江南江北做買賣的。”都甲將信將疑地看了潘漢年一眼。潘漢年以一個買賣人的身份,介紹了在新四軍蘇北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也許是為了彌補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鶴旁敲側擊,配合潘漢年從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不久,潘漢年決定返回淮南根據地,離滬前,李士群又邀請潘漢年見了一面。這是潘漢年最後一次與李士群會面。兩人閒聊幾句未作深談,便匆匆告別。以後胡均鶴曾兩次派劉毅渡過長江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送去過一些情報和新四軍急需的藥品。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憲兵頭目岡村毒死之後,這一聯繫也就徹底中斷了。

李士群死去以後,汪偽撤銷了“特工總部”,另成立“政治保衛局”,由原軍統特務頭子萬里浪和胡均鶴分任正、副局長。以後,“政治保衛局”又分設了專門管轄上海地區的第一局,專門管轄南京地區的第二局,胡均鶴兼任第二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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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偽的閱兵

1945年初,為參加中共七大,潘漢年來到了延安。毛澤東與他會面,單獨向他了解了他在敵後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潘漢年又一次隱瞞了他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的情況。

國民黨特務機構曾利用上海的報紙,披露過潘漢年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李富春在武漢秘密會見日本佔領軍高級領導人的事。

時任中共社會部領導的康生親自向李富春、潘漢年核實此事,再一次遭到了潘漢年的否認。於是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發了由劉少奇、康生署名發給饒漱石的電報,電報中明確指出“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汙衊。”“望告情報系統的同志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

1945年8月,抗戰終於勝利了,胡均鶴被國民黨當局判處10年徒刑。在審訊的關鍵時刻徐兆麟替他說了好話。

1949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為了給即將接管政權的共產黨增添麻煩,將在獄中關押的罪犯統統放了出來,趙尚芸將胡均鶴接了出來,然後將他先送到上海,隨即回到了蘇州老家。

在從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鶴在無錫碰到了劉毅,此刻劉毅也正賦閒在家,於是兩人商定由劉毅到香港去找潘漢年。幾天以後劉毅到上海找到了胡均鶴,雖然胡均鶴經濟十分困難,但他還是拿出了幾十塊銀元。趙尚芸心想,劉毅此行關係重大,它將決定胡均鶴下半生的命運,便從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給劉毅作盤纏。她將劉毅送到家門口,再三叮囑。

劉毅感慨萬端,曾對趙尚芸講:“嫂夫人,就憑著你的這一片心,我也一定要找到潘漢年。”

劉毅沒有辜負胡均鶴和趙尚芸的囑託,在香港找到了潘漢年,潘漢年要他們到丹陽去找饒漱石、楊帆,同時將這一情況從內部通知了饒漱石和楊帆。

1949年3月,胡均鶴在蘇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孫洵,孫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尋找人民解放軍的願望。於是胡均鶴又寫了一封信託孫洵到丹陽去尋找潘漢年。他不曉得潘漢年並不在丹陽,這封信輾轉多人送到了潘漢年的手裡,潘漢年同樣帶口信給孫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鶴到丹陽來找解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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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均鶴

1949年4月,就是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之際,胡均鶴終於鼓足了勇氣來到了丹陽。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胡均鶴在蘇州還曾碰到過準備待蘇州解放後潛伏下來的中統特務蘇麟閣,胡均鶴一到丹陽,蘇州剛巧解放,蘇麟閣便成了胡獻給解放軍的見面禮。

而成為“饒潘楊案”(另一樁潘漢年案)中的“逆用敵特人員”則是在上海解放後,潘漢年、楊帆為了肅清上海及華東地區潛伏的國民黨及其他各種敵特分子,啟用了胡均鶴這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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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

除了潘漢年曾兩次向中央社會局報告並獲得他們的同意外,中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顯然也是知曉的。饒漱石與胡均鶴在二三十年代共過事,但此時兩人身份已大相徑庭,為了表示對棄暗投明者的鼓勵,同時“不忘故人”,饒漱石還故意安排了這麼一齣戲:他讓時任公安局長的楊帆找胡均鶴談話,然後裝著自己路過此處,“碰巧”與胡均鶴見上了一面。

胡均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和專員,平時也身著軍裝,此事經饒漱石批准,陳毅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鶴解放後確實是努力為新政府工作。他主動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指中統和軍統)人員表”,供公安部門在肅反時參考使用。他先後提供了1000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抓獲了400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協助破獲了國民黨特務潛伏的電臺上百部,可以說是為新中國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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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漱石

但是,對於如何使用胡均鶴這樣的人物,在黨內始終存在著嚴重的分歧。1951年,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楊帆就為此作了檢查,不久又停職檢查,同時免去了胡均鶴情報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規定他脫下軍裝。胡均鶴回到家裡心存疑慮地對趙尚芸講:“看來共產黨不相信我了。”趙尚芸回答說:“不會吧?你的歷史,你所做過的一切,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老胡,你要經受得起考驗!”

然而,在1954年9月,胡均鶴接到上級通知,說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彙報工作,他興沖沖跑到北京,沒想到,一下車就被扣押起來,一關就是28年。

1955年3月下旬,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身為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4月1日,大會結束後的第一天,潘漢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團的團長陳毅,交給他一份書面材料,向他詳細彙報了自己12年前日偽時期在南京秘密會見大漢奸汪精衛的情況,並解釋了自己遲遲沒有向中央報告此事的原因。

事關重大,陳毅親自到中南海,向毛澤東主席詳細報告了報告了此事,並把潘漢年寫的材料轉呈給毛澤東。毛澤東非常生氣。4月3日晚,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親自帶人前往上海代表團下榻的北京飯店,秘密逮捕了潘漢年。

十多年過去了,雖然滄海桑田,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但是在這樣一個始終以階級鬥爭為綱,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高度緊張的氛圍裡,潘漢年突然推翻了十多年前的說法,向黨的最高領袖承認了當初自己的確曾到南京見過汪精衛,毛澤東怎麼會不震怒?以後幾年,對潘漢年的審查,始終圍繞的就是“內奸”這件事。

但這件事想要徹查清楚也不難,潘漢年去南京見汪精衛,瞭解這件事的經過的共5個人,他們是:汪精衛、汪精衛的秘書長陳春圃、李士群、胡均鶴與潘漢年。到了1955年,只有胡均鶴還活著,成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唯一的見證人。歷史就這麼巧妙地將這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政治信仰的人緊緊地系在了一塊兒。

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出席全國人代會期間突然被捕,主要罪狀有二:一是抗戰期間揹著黨與汪精衛勾結;二是解放後掩護了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這兩件事都與胡均鶴有關。殊途同歸,這樣兩個有著完全不同經歷的歷史人物,在囹圄的空間裡為過去付出著人生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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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董慧夫婦

1982年,“潘漢年案”終獲平反,可潘漢年和他的夫人董慧卻早已長眠在九泉之下。

1983年胡均鶴走出監獄,他是因年邁體衰而保外就醫的,出獄時已經患了老年痴呆症,什麼事都記不清了。胡均鶴的兒子向法院提出申訴,法院經過審理,終於替他平反,肯定了他為人民所做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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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胡均鶴

胡均鶴作為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離休老幹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處。

1993年3月病逝。相比潘漢年,楊帆,他總算活著走出監獄並有了一個頗為圓滿的結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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