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後潘漢年與部分中共上海地下鬥爭黨組織領導成員合影。前排左起：王堯山、沙文漢、劉長勝、劉曉、潘漢年、劉少文、吳克堅。後排左起：趙先、張毅、劉人壽、張承宗、王清、黃景荷

1963 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審判庭對潘漢年所作的判決書中，除了叛徒和漢奸罪名之外，還有一條重要的罪狀指證潘漢年在上海解放之後，掩護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並向臺灣提供情報。。。“被告人利用副市長職權，把胡均鶴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做主任，使胡等在上海市公安局內引進了職業特務、反革命分子達三千多人，其中特務機關組、站長以上的特務骨幹分子就四百多人，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合法身份進行種種陰謀破壞活動”。此項罪名，何等驚人。事實如何呢？使用胡均鶴是運用“以特反特”的逆用敵特工作策略，其結果是加速了在滬國民黨和汪偽歷史特務的全盤覆滅。其中一部分有罪惡、有民憤的，早在潘漢年被捕四年以前的1951 年，結合鎮反運動已悉數捕辦，受到了應得的懲處。

最高人民法院撤銷對潘漢年錯誤判決的刑事判決書，宣告潘漢年無罪

胡均鶴是什麼人？

甪直，一個大多數中國人都讀不準確它的名字的小鎮，坐落在江蘇與上海之間。1907年夏天的一個早晨，一個世代務農的貧困家庭裡，降生了一個男孩。他，便是胡均鶴。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是中國一個非常富庶的地方。胡均鶴是在蘇州長大的，他從小便失去了父親，靠母親替大戶人家當傭人掙錢餬口。他的叔叔出錢幫助他念完了小學。胡均鶴從14歲開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醬油店裡去當學徒，以後還曾到賣舊衣服的小店裡當過店員。

上海，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1919年6月，上海工人率先起來罷工，支持愛國學生運動。1923年，中國工人運動早期的領導人劉華在滬西辦了所工友俱樂部，胡均鶴不甘寂寞，也時常到俱樂部裡去活動，與劉華成了好朋友。

1925年，上海爆發了著名的“五卅”運動，在劉華的影響下，胡均鶴積極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運動。也就在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

瞿秋白三弟瞿景白

胡均鶴出身貧苦，又有點文化，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敗以後，他擔任了團中央的組織部長，1928年他還作為少共國際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參加了少共國際代表大會，見到了斯大林。這在當時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

回國以後，他先在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過一陣子，很快又回到白區團中央局擔任團中央書記。這是一個很高的職務，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擔任團中央書記的博古便是在這個位子上飛躍而起、成為中共最高負責人的。

1930年代初期，是中共歷史上非常慘淡的歲月。1931年1月，黨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王明路線上臺，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路線的統治。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6月向忠發被捕，隨即也叛變，第三天就被槍殺；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極大破壞。第二年秋天，胡均鶴在上海被捕，亦叛變。

加入了中統後，胡均鶴先後擔任國民黨中統南京區的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和國民黨平綏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的主任。1933年3月，黨中央的臨時負責人博古親自簽發了一個《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的文件，點了顧順章、向忠發、盧福坦、李竹聲等大叛徒的名字，其中也有胡均鶴。

上海淪陷後，1938年胡均鶴被國民黨中統委派為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同為副區長的蘇成德（亦是中共叛徒，六大列席代表）

叛徒，漢奸蘇成德

1939年秋天，李士群通過一個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關方面表示：希望與中共建立聯繫，為了保密起見，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繡楓來擔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聯絡。潘漢年詳細研究了李士群的情況，並經中央及社會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隨即決定派

關露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一夜之間日軍佔領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勢更加嚴峻，潘漢年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親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園路的家裡碰頭。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葉吉卿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日本人都有聯繫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個便是胡均鶴。這一次碰頭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胡均鶴成了李士群與潘漢年之間的聯繫人，以後每一次往來，潘漢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鶴負責安排、保護。

由於潘漢年做了工作，曾利用他為中共掩護秘密電臺，提供情報等。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胡還曾掩護潘漢年、劉曉、王堯山以及劉、王兩人的夫人張毅、趙先一撤往淮南根據地。

1943年4月，奉華東局和新四軍饒漱石之命，潘漢年再次經過鎮江抵達上海。潘向胡均鶴提出，希望能立即見到李士群。隨即潘漢年在胡均鶴的陪同下來到蘇州李家，撲了個空，說是李士群已去了南京。潘漢年考慮再三，還是由胡均鶴陪同又風塵僕僕趕到了南京。李士群提出要帶潘漢年去見汪精衛。潘漢年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拉下臉而一口回絕，只得隨同李士群與胡均鶴一同驅車到汪公館會見了汪精衛，並和汪精衛作了簡短的、沒有任何實質性內容的會談。這一切經過以及會談的內容在許多有關潘漢年的紀實作品中都作了詳細介紹，不再贅述。遺憾的是，潘漢年回到淮北新四軍根據地覆命時，向饒漱石隱瞞了他在南京秘密會見汪精衛一事。

潘漢年秘密會見汪精衛的幾天後，潘漢年依然由胡均鶴陪同回到上海，他還應李士群的邀請會見了李士群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陪同的還是胡均鶴。胡均鶴向都甲介紹說：“這位胡先生（潘漢年當時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將軍的好朋友，是專門在江南江北做買賣的。”潘漢年以一個買賣人的身份，介紹了在新四軍蘇北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也許是為了彌補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鶴旁敲側擊，配合潘漢年從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胡妻趙尚芸原來也是中共黨員，系東北抗日義勇軍軍長趙尚志烈士的胞妹。趙尚志犧牲後，其父母的生活一直由胡供養。日本投降後，胡均鶴被國民黨逮捕判刑，獲釋後派人至香港找潘漢年聯繫，並將“中統”蘇州潛伏區區長蘇麟閣交給中共。此時正值中共準備解放上海的前夕，揚帆將胡均鶴情況向當時的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饒漱石彙報後，饒漱石認為此人可用，華東局就決定用他。

題外話：饒漱石曾是趙尚志戰友，獄友；曾與李士群同學。

那麼，為什麼再度啟用胡均鶴呢？

饒漱石指示要用胡均鶴的理由有二：

一是胡均鶴和許多汪精衛特務吃過國民黨的官司，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二是上海情況複雜，我們對情況不明，有必要用特務。上海當時已是600 萬人口的大都市，我們由外部進入，對隱蔽戰線的敵情不瞭解。胡均鶴充當過國民黨和汪偽的特務，他熟悉這兩方面的人事，應當用他作為“眼線”。用饒漱石的話說，進上海處於“敵情不明，群眾未發動，公安力量未組織好的形勢”，“應麻痺敵人，爭取時間，組織力量，發動群眾”。進入上海之初，饒對此還有進一步的說明：“過去國民黨就是用顧順章把我們的地下組織搞垮的，我們也要這樣辦，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情報委員會和所謂的“三千三”是怎麼一回事

饒漱石在丹陽指示說：“可以讓胡均鶴搞個委員會，我們派個幹部進去，放在公安局的外面。”這說明，決定用胡均鶴的是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不是華東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揚帆負責的公安局社會處主管反特鬥爭，其第二室主管情報，情報委員會歸二室管理，屬外圍機構，並不列入公安局的編制。情委會只有主任、副主任和秘書三人，沒有其他委員。

當時，經過戰爭手段打下的上海，一時天翻地覆，社會秩序異常混亂，軍管會頒佈的治字第一、第二號佈告，集中打擊仍拒不放下武器繼續進行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敵人，而對於那些歷史特務，則注重先調查瞭解，摸清情況。胡均鶴的情委會便是通過他們個人的社會關係，給這部分人改邪歸正，回到人民方面來爭取寬大自贖的機會。揚帆還規定他們必須嚴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紀律，只許動口，不許動手。

解放初的上海人民警察

​揚帆在籌建情委會的同時便有一個設想：

第一步，通過情委會摸清上海國民黨和汪偽時期的特務情況，這需要相當時間；

第二步，舉辦上海市反動黨團特務登記；

第三步，結合對辦理登記的反動黨團特務分子的處理，將情委會網絡內的這部分人一併處置。過早處理會影響公開辦理登記。

上海市公安局實際上也是這麼做的。1949 年初夏，揚帆在社會處處務會議上宣佈情委會成立。1950 年2 月社會處改編為政保處，原二室縮編為情報科，情委會則改為情報科的外圍機構情報室，胡均鶴為副主任。同時上海市公安局城區各分局亦成立政保股，除由原社會處二室派出幹部外，也由情委會派去一些編制外的人員協助建立情報網絡。

在當時的情況下，情委會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據上世紀90 年代上海市反間諜鬥爭史編寫組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隱蔽戰線特情人員約兩千名，來自敵陣的佔65%。

情委會和後來的情報室的工作，一是偵察破案。解放頭兩年根據特情報告發現敵特活動的各種線索共約四千起，其中偵破專案470 起，佔同時破案總數的45%，其中重大專案約佔三分之一。

1949 年10 月，國民黨保密局特派謀刺陳毅市長的著名殺手劉全德案，就主要靠胡均鶴處的特情高激雲破的案。1950 年7 月，保密局派來的蘇、浙特別站站長兼蘇、浙“人民反共總隊”少將站長兼司令封企曾的就擒，也是靠情委會的特情朱崇文（原名朱岑樓）從中識別捕獲的。

劉全德

​二是為上海市反動黨團特務登記提供線索材料約八千件（此數字與提供偵破線索的數字有重複）。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情委會特情人員中發現有問題的人，同樣立即查處。1951 年上海市公安局結合對反動黨團特務登記分子的處理，結合鎮壓反革命，清理特情，在一千五百餘名來自敵人陣營的特情中，繼續留用的僅14 名，約佔百分之一，其中有罪惡有民憤的也都逮捕問罪了。

“三千三”數字從何而出

1949 年，揚帆在保衛幹部訓練班向學員上課時，曾談到日本軍國主義投降後，他任華中分局聯絡部部長期間，張愷帆（建國後曾任安徽省省長）曾戲贈他兩句詩：“揚公門下三千客，盡是雞鳴狗盜徒。”這本來是兩句帶有玩笑性質的詩，也有讚揚他搞情報工作，能夠用各種各樣人物的意思。後來，擔任上海市公安局長的黃赤波居然根據這兩句詩，在上報中央楊帆材料時，將“三千三”作為了正式數字。楊尚昆在《回憶高饒事件》一文中所說，在1955年3月召開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上散發這份材料，引起

張愷帆

​而實際上，早在1951 年，當時擔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巡視上海偵察工作時，就曾指出上海的偵察工作“以特反特”的成績：一是破了案，有些還是大案要案；二是發現特情人員有問題，立即究辦。他當時認為胡均鶴等人都是用得好的。

羅瑞卿

​當然，上海解放之初公安部門實行“以特反特”鬥爭策略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工作上的弊病。

一是用於內部。（1949 年8 月，揚帆在上海市委會議上彙報社會處幹部不夠，饒漱石這次明確指示“特務可用”，作為解決幹部力量的辦法之一。揚帆據此從胡均鶴處選調了四個有歷史問題的人到預審科充當預審員）

二是關係太濫。

三是以特情領導特情。

四是暴露了秘密，公開使用，從而招致在政治上的不利影響。

人皆作古，往事可如煙？

饒漱石

饒漱石，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露了他與高崗圖謀進行分裂中國共產黨、篡奪黨政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1955年3月被開除出黨。饒漱石最終被蓋棺定論為：黨內野心家。1955年4月1日將他逮捕入獄。3天后，又把饒漱石列為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案的首犯來查究。1967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紙命令將饒漱石重新抓入監獄。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個字：“請謝富治同志再把揚帆、饒漱石、潘漢年抓起來。”1975年3月2日，饒因胸部難受進醫院，當天夜裡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後來饒漱石的家屬走訪秦城詢問饒的骨灰下落時，連個線索影子也沒有。

潘漢年

潘漢年，1955年4月在北京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期間，因“內奸”問題被捕。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認定潘漢年是“長期隱蔽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幹部的內奸分子” 。1967年3月潘漢年又被重新收監複查，被永遠開除出黨籍並判處無期徒刑 。1977年4月病逝。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揚帆

揚帆，1954年3月，公安部成立揚帆專案組。1954年12月31日傍晚，揚帆被秘密扣押後送北京受審。揚帆自1955年初被押到公安部，關押了11年後才判決。1965年8月，揚帆被判了16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75年，揚帆送湖北三沙洋勞改農場安置勞動，每月發給生活費80元。1980年，公安部宣佈為揚帆平反時，他的雙眼只有0.2的光感，已經看不清字，只能憑耳朵聽了。到了1983年8月，揚帆蒙冤20多年的所有不實之詞被全部推翻，獲得徹底平反。1995年，揚帆雙目失明。1999年2月20日上午11時揚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

胡鈞鶴

​胡均鶴，1954年9月，胡均鶴接到上級通知，說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彙報工作，他興沖沖跑到北京，沒想到，一下車就被扣押起來，一關就是28年。1983年胡均鶴走出監獄，他是因年邁體衰而保外就醫的，出獄時已經患了老年痴呆症。胡均鶴的兒子向法院提出申訴，法院經過審理，終於替他平反。胡均鶴作為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離休老幹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處，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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