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進一步健全訴調對接機制，下大氣力推動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推進案件繁簡分流、輕重分離、快慢分道。作為滿足群眾司法訴求的“第一道門”，基層法院擔負著一線“滅火”的職責，面對著多、雜、繁的問題，基層法院的法官和調解員承受著巨大的考驗。近日，記者採訪了福建省福州市羅源縣人民法院的兩名法官和一名調解員，來了解基層法院工作者如何通過努力避免當事人矛盾激化，維護一線司法公正。
“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想問題”
在羅源縣人民法院一樓立案庭的便民服務中心裡，有不少“90後”工作者，“60後”的立案庭庭長黃碧霖顯得格外“醒目”。
黃碧霖在立案庭工作了二十幾年，去年退休後被返聘回法院繼續“服務”。在立案庭其他的年輕法官眼裡，黃碧霖像是他們身邊的“定海神針”，無論遇到多麼棘手的問題，她總能用豐富的辦案經驗和知識儲備化解。
黃碧霖在立案庭工作了二十幾年，在她眼裡，當事人的事“無小事”
面對當事人，黃碧霖需要解答形形色色的問題，大到指導當事人用法律手段維權，小到解釋各類案件的訴訟費用，甚至手把手教當事人如何寫訴狀，在她看來，當事人的事“無小事”。
“有些事旁觀者覺得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如果設身處地，從當事人的角度考慮，卻是一件‘火燒眉毛’的大事。”黃碧霖說。
作為一名擁有二十多年立案庭工作經驗的法官，黃碧霖深諳立基層法院是化解當事人矛盾的第一道“防火牆”，而基層法官是這道“防火牆”的“守門人”。
“只有站在當事人的角度看問題，幫助當事人解決問題，才能最大程度避免矛盾的激化。”黃碧霖說。
“調解有時像‘磨嘴皮’”
張訓鈿曾經在教育系統和司法系統工作過，2016年被借調到羅源縣人民法院擔任人民特邀調解員，他總是戲稱自己的工作離不開“磨嘴皮”，而基層法院調解員的工作，讓他將“磨嘴皮”的功夫發揮到了極致。
“羅源法院的法官每人每年手上有兩三百份案卷，其中有很多相對簡單的、標的比較小的案件，佔據了法官的大部分精力。”張訓鈿說，基層法院調解的程序簡單、時間短，作為調解員，他希望能夠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在調解階段化解矛盾，減小法庭上法官的壓力，節約司法資源。
張訓鈿從2016年開始成為一名調解員，他感覺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調解的重要作用
儘管調解書和判決書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但基層調解員有時候面臨著一個不被理解的尷尬局面。“有些當事人覺得你不是法官，而是一個‘和事佬’的角色。”張訓鈿坦言，很多時候需要花很大精力跟當事人雙方講道理，勸雙方換位思考、各退一步。
張訓鈿盡力在糾正當事人的“認知偏差”，“ 調解室和法庭一樣，若想要通過調解解決問題，就必須遵守調解室的紀律，杜絕爭吵，必須擺證據講道理。”
儘管調解的過程總會遇到些波折，但是超過95%的調解成功率給了張訓鈿莫大的寬慰，更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如今已經有越來越多人意識到調解的重要性，也有越來越多人選擇用調解的方式解決問題。
“2016年我剛來到法院做調解員的時候，一年成功調解的案件大概是90多起，2017年一共100多起，2018年200多起。”張訓鈿回憶。
“希望在基層法院能發揮自己的專業所長”
與黃碧霖和張訓鈿相比，羅源法院的海濱法庭法官助理鄭思清相對資歷淺。剛剛碩士畢業三年的他，常常調侃自己是傳說中“還沒結婚，卻審理起離婚案件的人”。
“離婚糾紛是我最常遇到的案件。” 鄭思清笑著說，有些當事人看到他坐在面前，會覺得他“不經事”，說話缺少說服力。
從不適應到遊刃有餘，年輕的鄭思清希望在基層也能發揮自己的專業所長
鄭思清在基層法院的成長軌跡和多數法官有些不同，他畢業後曾在上海做了一年的律師，然後回到了家鄉羅源進入法院，成為了一名助理法官。
剛開始面對大量的離婚糾紛、民間借貸等民事案件，鄭思清有些手足無措，因為他發現一些案件處理起來比較棘手。“基層法院的獨特性體現在法律適用的本土化，有些鄉規民約和法律政策有一些差別。”鄭思清說。
對於鄭思清而言，專業知識是他的長處，但這有時也成為了他挫敗感的來源，“很多當事人不懂法律知識，覺得法官如果沒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判決，就是徇私枉法，溝通成本比較高” 。
從起初的不適應，到如今的遊刃有餘，鄭思清已經漸漸在“基層法官”這份工作中找到了歸屬感，如今他也在嘗試涉足一些民事法庭中的商事案件，運用專業知識和專業的律師、法務們打交道，“希望在基層法院能夠發揮自己的專業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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