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古代“法”的概念
在古代的中國，“法”是“灋”（fǎ），亦即獬豸(xiè zhì)，獨角獸，性忠直，能“觸不直者去之”。傳說上古法官皋陶曾藉以判斷疑難案件。
簡言之，從“灋”字的意義構成上可以看出，中國上古的先民們是從功能或者用途上去理解法、認識法，給法下定義或者定概念的。
在他們看來，法只是形而下的，即法是“器”而不是“道”。這種早期的法的觀念，深深地影響了從古至今的中國思想史。
《韓非子》裡寫道：“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
所謂法律，是由官府制定的律令條文，量刑定罰必須合乎民心。
“明主之所以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意思是明君用來控制臣下的，不過是兩種權柄罷了。兩種權柄就是刑和德。
什麼叫刑、德？
殺戮叫做刑，獎賞叫做德。在同一時期，對法頗不懷好感的有儒家學派認為“法”只是刑。
孔子認為，法家所謂“法治”，就是“導之以政，齊之以刑”，只會使“民免而無恥”。
即用法家的“法”這種高壓手段或者恐怖手段來治民，百姓雖然不敢犯罪，但心裡並不以犯罪為恥。
古代的“尚方寶劍”，實際上就體現了法即刑的觀念。
“尚方寶劍”是皇宮的製造作坊“尚方監”專為皇帝制造的佩劍，皇帝有時將它授給去地方辦案的欽差大臣，以示授予他處理該案的全權，甚至是先斬後奏之權。這“尚方寶劍”就是“刑”的象徵，也是最高法律權威的象徵。
這種觀念甚至延續至今，在一次法學討論會上，有學者痛感舊的法律觀念仍然佔據著人們的大腦，呼籲廢除。
在他所列舉的五種舊法制觀念中，就有四項跟“法即刑”的觀念有關：“一談到運用法律手段，就僅僅注意到運用對付犯罪的刑罰手段”，“一談到運用法律手段，就只知道運用制裁手段，而不知法律手段中亦有行政管理手段”，“僅把公檢法部門看作執法機關而不把其他政府部門看作執法機關”，“一談到加強法制建設就僅僅想到加強公檢法系統的法制建設”……
02
中國人的“法”
中國人的“法”觀念是一個複合的、多元的觀念體系，一說到法，中國人很自然地把它看成是“法上之法”（“天理”、“禮”），“法中之法”（律條、律例），“法外之法”（倫常之情、人之常情）的總和，嚴格意義上的“法”（制定法）在中國古代人們心目中只佔相當次要的地位。
中國人心目中理想的法律是“天理”、“國法”、“人情”三位一體，這種三位一體觀念是中國古代佔支配地位的法觀念。也正是這三位一體的法觀念，構造了中國古代整個社會的規範體系。比如，有兩個人發生了糾紛，人們往往不會直接去衙門告狀，而是私下了結，即“私了”。
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刀筆吏”的訟師是“挑撥是非”的人，是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可言的。因為鄉土社會講求的是禮治，通過教化來維持秩序。社會生活中的各方面規則（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則）都是通過長期的教化，將其轉化為內在的習慣。
行為者從小熟悉這些規則，就會認為這是當然的。若有人違犯，便會被認為“喪盡天良”、“傷天害理”。
這裡的“天良”、“天理”便是根植於村民心中的不可違背的“規矩”。
所以，“在鄉土社會的禮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禮’，就成了撒野，沒有規矩，簡直是個道德問題，不是個好人。”（費孝通《鄉土中國》）
一旦有人違反了這種禮治的規矩，就會被稱為“敗類”，被認為“缺乏家教”。
常說的“子不教，父之過”，即將教化的責任、權力都交給了父輩，實行“連坐”也是據此。即兒子做了壞事，父親也要受罰，弟子做了壞事，師傅也難辭其咎。
03
中國人的“天理難容，國法難容”
“天理難容！國法難容！”
在譴責惡性或者犯罪時我們常常會這麼說，在人們心目中，犯罪首先是“傷天害理”、是“無法無天”，而不僅僅是“蔑視法律”和“踐踏法律”。
“法”體現著天理或者天道，這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一般法觀念，在我國，最早見於《尚書》和《詩經》。
法即天理的觀念，近似於西方的自然法觀念。因為它們都認為宇宙間存在著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理、正義或公道，它是法的源泉、法的準據，是法上之法。
所不同的是，中國人很少把“天法”、“天則”或者“天理”與人為的法律（認定法）分開來講。
在中國古代，“天理”（天下公認的大道理，天經地義的事）的核心就是倫理綱常（即三綱五常），它講孝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也”）、講尊卑、講名分。因而，一個人做了民眾無法容忍的事，便是違犯了“天理”，違犯“天理”也意味著觸犯了法律的規定，而觸犯法律卻不一定就違犯了“天理”。
就這個層面來說，“天理”和法律是兩個相交的圓圈，而“天理”對於民眾來說顯得更重要，它是民眾心中更神聖的價值標準，也是民眾心中能容忍的最低限度。
04
中國人的“法不外乎人情”
“法不外乎人情”，這是中國古代人的一般共識，意思是，法律必須體現人情，法與人情並無矛盾之處，或不應有矛盾之處。人們還常說“人情大於王法”，意思是當法律與人情有衝突時，則先照顧人情，滿足人情的要求。
所謂“法合人情”，那是“法合眾人之情”或者“法合平庸者之情”，而不是“法合賢人之情”。“眾人之情”的內容就是想長壽，想有錢財，想安全逸樂，還有愛護自己的親友等。
好的立法就是尊重人們的這種願望和要求，使其合理（合乎綱常倫理）地得以實現，並且不損害別人實現同樣要求的權利，這幾乎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的一致見解。
相傳春秋時的尹文子說過：“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也。”
意思是“天道”就存在於“人情”之中，此外再無什麼“天理”、“天道”猶存；立法應該順應自私自利這種人之常情，利用人們的“自為心”為統治者服務。這樣就實現了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唯一可以作為“合乎人情”且歷久不廢的立法的例子，是“親屬容隱”的法律制度。
允許親屬間相互包庇，隱匿犯罪行為，這明顯對保衛國家的法律秩序是不利的，但卻是“人情所共欲”的，是人之常情——誰願意看到自己的親屬深陷囹圄呢？
直到今天，西方許多國家仍規定不得強迫被告之親屬出庭作證，也有這種尊重人道親情的意味在裡面。
他們認為，無條件地愛護自己的親屬也是一項“人權”，因為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事。
“法不外乎人情”這個命題的用意不僅在於對立法或者對法內容本身加以要求，而且在於干預司法。
就司法活動而言，在司法審理中，這個命題就是要求法官做到法律與“人情”兩相兼顧或“法情兩全”；而當法與情有矛盾而不能兩全時，則應舍法取情，此即所謂“人情大於王法”。
所謂“人情所惡，國法難容”，也是說“人情”在判斷是非上比國法更有權威性；指導了“人情”也即指導了“國法”，知曉“人情”比知道國法更重要，因為國法的是非譭譽賞罰是以“人情”的好惡為標準的。
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判斷一個人行為犯法與否，但卻無法清楚地說明他犯了什麼法，在他們的判斷中，“傷天害理”、＂不合情理”就是犯法的判斷標準。
所以在中國古代，一個案件的審理結果要公眾滿意就必須使法律和情理相通，在老百姓的眼中，法的執行應該是情理的實現，如有人執著於法律的書面規定，則常常被人斥為“不通情理”。
05
總結
“天理”、“國法”、“人情”的“三位一體”根植於我國古代農耕文明與宗法社會結構的“團體格局”，形塑於禮治精神、中庸哲學和經權能動思維模式，其能夠使法官在確定性與靈活性之間，實現疑難個案的公平與正義。
這不僅對於維護古代社會的和諧秩序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對於當今社會“疑難”案件的判決，法官如何掌握現有法律、案件實際情況和自由裁量權之間的平衡，如何突破公眾可接受性與正當性方面的困境，也具有很大的歷史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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