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政治的根本特點在於集權與制衡，目的是保障皇權的實施。
漢初丞相有很大權力，不僅是“百官之長，”而且“無所不統，”文景兩帝對這種情況亦懼亦憂。文帝時，丞相申屠嘉入朝奏事，文帝寵臣鄧通“怠慢”之，下朝後申屠嘉將鄧通叫至相府訓斥，若非文帝營救及時，鄧通可能會被申屠嘉殺掉，景帝時，丞相周亞夫也屢屢干涉景帝行事，最終被罷官殺害。
武帝即位後一改“祖宗之法”，設中書和尚書控制朝政，從制度上削弱相權，這樣一來相權移入中朝，所謂“中書政本，國家樞機，”武帝削弱相權，政令由宮廷直達郡縣，使得漢代中央集權具有皇帝專制特色，尚書有任命郡守的權力，尚書的任命則在皇帝本人，如此一來郡縣成為皇權在地方的延伸，武帝通過這種措施打造了一種宮廷政治。宮廷官員的任命去留全在人主一念之間，阿諛奉承之輩趨之若鶩，賢與不肖混為一談，地方郡守多出此輩，皇權越專制，郡守益驕橫。
武帝為抑制這種局面，廣用酷吏，然酷吏多卑躬屈膝，與宮幃無關係者，權勢壓人；有靠山在內廷者，秋毫不犯。地方上，郡守與豪族狼狽為奸，貪腐叢生，百姓日苦，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越發薄弱，武帝用酷吏為監察之刺史，以抑制這種情況，使得監察酷吏化，酷吏制度化。在中央，武帝雄偉，尚能控制中朝，武帝之後，權力逐漸為內廷小臣所有，內廷小臣不外乎外戚與閹宦，外戚和閹宦是專制皇權的化身和表現，漢朝最後被外戚王莽取代；在地方，豪族做大，中央無力駕馭，王莽改制受到地方抵抗，幾乎沒有成效，偏巧天災不斷，起義四起，南陽豪族最終逐鹿中原。
東漢繼承了西漢的內廷與豪族遺產，在中央雖設三公，卻為虛職，職權全在內廷，在地方不得不與豪族妥協，及至黃巾起義，豪族再次做大，大一統之割據基礎始得形成，期間雖有西晉短暫統一，不久，鼎祚南移。
至唐朝，吸取前代教訓，意識到外朝不能虛置，將相權一分為三，名為制衡，實乃保君主之權，比如唐制規定內下省有駁議和簽署的權力，但決策權卻在皇帝手中，中書省不過奉旨擬召而已，之所以內下駁議是因為皇帝不能犯錯，如果政策出了問題，自然罪在丞相。分地方的事權收歸中央，又因地方事權分的太細，不宜處理邊疆事務，於是設立節度使，集軍政財三權於一身，安史之亂後，廣設節度使，中央對地方控制不復存在，唐朝之亡實起於此。
宋朝建立以後，制度設計依然著眼於集權與制衡，廣泛吸取前代教訓，在政治結構自身演進的基礎上，加之防五代武人弄權的弊端，進一步分化丞相權力，分化官員事權，在地方繼續分事權收歸中央，經漢魏晉唐五代至於宋，豪族勢力受到極大打擊，科舉興起，“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豪族存在的基礎被瓦解，地方割據潛力不復存在，此後，中央王朝要麼亡於異族入侵，要麼亡於農民起義。
從漢朝開始，政治制度的趨勢就是在中央不斷分割丞相的權力，分割百官的事權，在地方亦分割官員的事權歸於中央，這樣做的制度目的是保證權在人主。常人以為有制約即非專制，覺得專制一定無法無天，其實不存在無法無天的專制，蓋因無法無天專制反而難以運轉，漢唐之際，專制制度設置“非理性”化，人主隨意將權力賦予別人卻無法收回，權力經常旁落外戚與閹宦，宋朝專制制度的設置非常理性化，對皇權有所制約的目的在於保障皇權不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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