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著史记，千古不朽
在如日中天的汉武帝时代，发生了一起令后世深感吊诡的历史悲剧：一个北伐将领投降匈奴，却导致一个著名史学家遭受宫刑！
那是西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刘彻悍然发动“北伐战争”，派遣宠妃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从酒泉出塞，与匈奴左贤王鏖战于天山南北，首战告捷，岂料在班师回国途中遭到匈奴大军围困，被打得丢盔卸甲，几乎全军覆没。率领五千步兵请缨出塞作战的汉将李陵，也被数万匈奴骑兵包围，鏖战八昼夜，毙敌万余人，在弹尽粮绝、救援不至的绝望情形下，被迫下马投降。
据《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武帝震怒异常，下令抓捕李氏家族，满朝皆曰可杀，武帝征求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慷慨陈词——“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以不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部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贼，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李陵投降，司马迁受刑，这是什么荒谬逻辑
司马迁这段辩护词，要点有三：其一，李陵事亲孝，爱士卒，奋身殉国，有国士之风；其二，李陵遭遇危难，众人落井下石，实在可悲；其三，李陵转斗千里，弹尽粮绝，被迫投降，苟活不死，是为了将来报答汉朝。
武帝听罢，认为司马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将其逮捕入狱，判处宫刑。其实，司马迁不明白，他如此歌颂李陵，就是批评贰师将军李广利庸碌无能，而李广利正是汉武帝的大舅哥，这不就是批评武帝任人唯亲吗？进而言之，武帝不就成了战争失败的罪魁祸首了吗？——由此看来，司马迁之受严惩，实在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呢。
按照汉朝律令，减免死刑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交钱，用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去势，接受宫刑。因为家贫，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司马迁只能“下蚕室”，被阉割。这就是太史公的“千古奇冤”。
此前，司马迁正凝神聚力撰写《史记》，这场飞来横祸，犹如利刃喀啦一声，砍断了他胸中涌流的文脉；而遭受宫刑，又逼他体验了九死一生之惨烈。写于出狱之后的《报任安书》，就是对这段黑暗史实的真实写照。
巫蛊之祸，惨烈异常，遗患深重
任安，字少卿，河南荥阳人，自幼贫困，被人用车子顺路带到京城长安，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随从，由卫青举荐，先任郎中，后升任益州刺史，在“巫蛊之祸”期间，任安官居北军使者护军，指挥京城禁军之北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之外，命令他出兵合击朝廷，“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史记·田叔列传》）。他领受太子令牌，却按兵不动，埋下祸根。动乱平定后，太子集团被诛戮殆尽，与动乱有牵连者，纷纷被严厉追责，武帝认为任安作为朝廷的禁军将领，在动乱关键时刻“坐观成败”，奸险诡诈，“有不忠之心”，下令逮捕，论罪腰斩。任安受尽捶憷，大呼冤枉，写信给好友司马迁，期望他想办法搭救自己，直到任安临刑之际，司马迁才写了一封著名的回信——《报任安书》。
这是一篇哀痛彻骨、激越痛切、至性至情的书信体散文，司马迁详述了自己遭受宫刑、打入死牢的恐怖经历，描摹了人性至痛至暗时刻的刻骨之痛，梳理了天水横流一般的万千思绪。其开篇话题，居然是“君子五义”：“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然而笔锋顺势一转，就触及了自己的遭遇，“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
作为一个“刑余之人”，不但难称“君子”，也失去了与他人并立于世的资格，卑贱到尘埃里了，毕竟心有不甘，“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我小时候很牛逼哦，虽然长大后名声并不显赫，我总是以为，“戴盆可以望天”，努力便有回报，于是，“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在太史令岗位上，尽职尽责，业余发奋撰著《史记》，岂料书没写完，灾祸骤然降临——李陵之祸，天崩地裂，冤哉枉也！“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他说，我与李陵虽然同为朝官，关系却很一般，三观不甚相合，未曾一起举杯把盏，我为他说几句公道话，“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可是，拳拳忠心，铮铮良言，竟然惹怒天威，招致霹雳惨祸，落难之日，满朝尽为冷眼，谁也不肯伸出援手，“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自己深陷囹圄之中，满腔悲愤，又能向谁诉说呢？
宫刑之祸，惨绝人寰
据说执行宫刑，痛彻骨髓，九死一生，对人心灵的侮辱与摧残，胜于凌迟。然而，“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身为太史令，在皇权面前不过一根牛毛，一只蚂蚁，与蝼蚁没啥两样，除了任人宰割，等待斧钺之严惩，又能怎么样呢？“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尽管死神在眼前不断晃悠，他还在思考关于死的哲学意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却大相径庭，有人重于泰山，有人轻于鸿毛。然而天下最悲惨的，莫过于受辱而死，“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在此，太史公总结罗列人间之屈辱，辱先、辱身、辱理色、辱辞令、诎体受辱、易服受辱、箠楚受辱、婴金铁受辱、断肢体受辱，种种侮辱，悲惨莫名，可是最惨的，却是他自己遭受的——腐刑，即宫刑。
在这封迸血溅泪的信中，太史公对任少卿“抱不测之罪”，予以了极大同情，追溯自己经历的“黑色岁月”，惊心动魄，字里行间，生与死的徘徊彷徨犹豫，仿佛悬崖边上的黑色舞蹈，腾蛇起蛟，放下又提起，提起又放下，难以启齿，又辗转反侧，以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他的喘息，他的仰天长嘶——“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阱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
一个身上绕着绳索，脖颈带着木枷，伤痕累累羸弱不堪的死囚，“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哀嚎，嘶吼，觑见狱卒过来，便浑身筛糠，咕咚咕咚叩头，直至天灵盖滴血。为嘛如此呢？因为被打怕了。没完没了的生不如死的折磨，任是铁人，也早骨酥肉麻了，所谓“硬骨头”，不过是传说吧。
陷身咕咕冒泡的黑色深渊里，死神扑闪着翅膀，整天在头顶飞舞，喋喋狞笑，他拉来一串古代名人，来为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窦颖、窦婴、季布、灌夫，这些人都曾身为王侯将相，威震天下，一旦沦为囚徒，则变成了一堆行尸走肉，“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他们苟活于尘埃之中，究竟为什么呢？唉唉！爱身惜命，古今一理，“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所谓勇敢与怯懦，只是一个哲学命题，哪里是遭受如此煎熬的人可以选择的啊，对他们的任何苛责，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无稽之谈。
地狱之火，痛彻肺腑，焚身蚀骨
对司马迁而言，这是一段炼狱般的生命旅程。身受宫刑，肢残心碎，身处囚笼，他像被抛掷在人世大荒之中，冷寂如蛇，穿透宇宙，黑暗如绳，勒进皮肉。自卑与自悲，像两把利刃，割剥着他的身心。自卑令他沉沦，滋生自暴自弃之念；自悲令他伤痛，并在伤痛之中，咀嚼悲剧之摧折万物，之暴虐辉煌。爱恨交织，血泪交流，生死交替，肉体的毁灭与精神的升华，构成了一副五彩斑斓、悲壮华美的命运之歌。他倒下了，他的肉体在滴血，在腐烂，在死去；而他的精神，却在尘寰里慢慢站起来，崛起，升华，飞腾，澎湃于九天之上。——于是，他忍辱而自尊，知耻而自奋，在强烈的生命悲剧之中创造着华美绚烂的篇章！
生死时刻，他当然想到了自己的家人，“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他幼年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即使如此，为嘛依然选择苟活呢？因为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的临终嘱托，想到了未竟之作《史记》，“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一部史记，千古难磨，光辉熠熠
司马迁深知，才华来自于父母之精血与天地之精华，岂可浪掷？父亲殷殷之嘱托，岂可落空？——在那些惨淡、阴郁的日子里，满心伤痛的司马迁“肠一日九回，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思古念今，想到了昔日“西伯居羌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是这些“发愤故事”鼓舞着他，使他昂起头来，采日月之光华，凝春秋之繁露，写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史记》，“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他悄悄告诉任安，我说的这些话呀，“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经历了如此煎熬，太史公笔下的英雄们，在面对生死考验的时刻，总能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陈胜揭竿而起之前提出“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则仰天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管仲“耻功名不限于天下”，历经炼狱般的幽囚屈辱，百折不挠，辅佐齐桓公小白成就一代霸业；韩信早年忍受“胯下之辱”，以此砥砺人生大志，终于成为缔造汉王朝的一代名将；蔺相如面对秦王的利剑视死如归，折冲樽俎，却忍气吞声，不肯与老将廉颇发生冲突，维护了国家安定团结之大局……
可惜的是，司马迁这封信写完的时候，任安已经被武帝下令诛杀了。唉。李陵投降，太史公受刑；任安求救，司马迁服刑；太史公回信，那位可怜的收信人，却早已魂游天国了。——历史的定数，总在不知不觉间，旋转，轮回。
（2019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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