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似乎一直困扰着小说家，甚至同时也困扰着小说读者，那就是关于“现实”的问题。小说家为什么写小说？反映现实。而小说家同时又说，写小说是要反对现实，以至于摆脱或者超越现实。这个所谓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小说家的困扰。现实到底是什么？是现在吗？不是。是事实吗？也不是。当然更不是“现在”加“事实”。现在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事实则是一个特定的存在，两个加在一起是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有人说，小说不是要反映生活吗？然后又有人说，生活常常比小说更精彩，于是，似乎把小说家堵在了死胡同里，小说家陷入了某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实际上，小说家的困扰恰是小说的出路，只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小心地区别一下事实与真实以及现实的差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当然是“事实”——事之实，生活中的有些故事甚至远远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这当然也是事实，然而，小说家并不是为了写出“事实”（也许记者和纪实作家才是干这个的），而是要写出生活的真实，“真实”就是事实后面的那些东西，是被事实遮蔽掩藏的那些东西，是生存和生命的真相性的东西，或者说“事实”属于生活中的当事者，而“真实”则关乎众人的灵与肉。而现实又是什么？现实是“事实中的真实”和“真实上的事实”的合成，是刚刚过去的那些需要小说家面对，等待小说家去发现、反应、摆脱、超越……的“历史”。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想说小说的难度其实就是现实的难度，小说的要义在虚构，它既是非现实的——不是事实，同时又必须是现实的——触摸真实。所有杰出小说都既是超现实的，同时又是极度真实的。小说的难度也正在这里，尤其是当小说家近距离地审视生活的时候，他的笔将要如何移动？是像刀子一样解剖还是像刷子一样涂抹与描绘？
人们通常说的写现实是最难的，这里的现实其实指的是当下的生活——也就是现实题材，在时间上是指刚刚过去的那些事情，它还没有被岁月汰洗、剥蚀和消磨，它自己还没有显露出浮尘与油彩下的一些本相。对于写作者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度，甚至是一个考验。高亚平的长篇小说《南山》，近距离（时间上空间上都是近距离）地叙写了南山市以何远为代表的一群刑警的故事。实际上警察故事又是现实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有难度的一类，警察故事的难度不在故事与事故，不在案件，甚至也不在其中侦查破案的逻辑或者推理——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技术性的。刑警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处身于社会生活的黑白之间，在正与邪、善与恶的边缘，常常面对的是人性的极致状态，如何发掘、认识和表现复杂的人性，是警察故事的难度之一；难度之二则在于，警察故事又是被类型小说如罪案小说、推理小说、谍战小说、惊悚小说，甚至黑帮小说充分发掘和表达的一个领域，面对已经层出不穷的这些类型小说，这里的难度就是如何写出新意，如何不落窠臼。这样一来，《南山》这部长篇小说就有了现实题材与警察故事的双重难度。做如此高难度的一个选择，这让我在未读之前，就先对高亚平有点刮目相看了，他竟然敢第一个长篇小说就写警察故事，也是够有胆的。
我知道高亚平曾经有过十多年政法记者的经历，他在公安系统里有很多朋友甚至哥儿们，我也知道他读过中外很多推理小说和罪案小说，这些当然都是可以给他壮胆的，但我仍然心存好奇与怀疑，他能把警察故事写出什么不一样来？
坦白地说，这部《南山》我是被吸引着一气儿读完的，十五六万字，只花了多半天的时间，阅读异常顺利。顺利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没有把我拖进警察故事惯常可能会有的烧脑的侦破与推理之中，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并未掉入罪案、推理、惊悚小说的陷阱。他写了一群刑警的工作和生活，刑警当然是要破案的，刑警甚至就是在破案中存在的，但高亚平绕过了案子进入了刑警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选择。朝阳路派出所代所长、刑警何远的工作与生活是一条主线，拾荒者狗蛋则是另一条缠绕过来的辅线，如果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说，何远如树干，狗蛋是细藤，几个案件在小说里并不是叙事主线，只是何远的工作罢了，案件里的人物，算是何远这棵树上的枝枝叶叶吧，包括破案本身，我觉得也都是枝叶。我以为在这部小说里，高亚平本来也意不在案，而在真实的人性，写现实题材与警察故事的难度在这里被他顺利地解决了，虽然我不知道在构思之初和写作过程中他有过多少见招拆招地反复和修改，但他在作品中完成了从生活到小说的转换，他艺术地完成了小说而不是简单地写出了事实。
我不想复述小说的故事与情节，也不想把小说中那些读来动容的感人细节拎出来说事儿——那属于阅读中需要去意会的部分，我更想说的是，小说平淡质朴的叙事，与小说主要人物内心的善与爱非常契合，这大概和高亚平多年来专注于散文写作有很大关系，他把情与义甚至理都融到细节里面去了。人间有大爱大恨大悲喜的激烈，但同时，人性的光辉大多时候恰恰是在平淡与质朴中弥散开来的。
本文原题为《人性的光辉在质朴中弥散 ——读高亚平长篇小说》,首发于《陕西日报》
閱讀更多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