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楊開慧烈士犧牲後，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3兄弟來到上海避難。不久，毛岸龍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身為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收養，過了幾年艱苦的生活。黨組織考慮到他們的安全問題，一直沒有讓他們進學校讀書。1936年，組織考慮不能再耽誤他們的學業，準備尋找機會，送他們兄弟倆出國讀書……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暗託少帥送毛氏兄弟出國
1935年1月，董健吾受宋慶齡之託，帶著國民黨中央謀求與中國共產黨和談的密信，親自送往陝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最後，在張學良的幫助下，董健吾乘坐張學良的座機到達延安。從此，兩人結下了很深的友誼。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慶齡之託，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和醫生馬海德去陝北蘇區，再次來到西安。任務完成後，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張學良卻要他在西安多盤桓數日。一次，張學良請董健吾吃飯，董健吾發現張學良面有不悅之色，飯也吃得很少，忙問是什麼原因。原來，張學良有一對明代的花瓶，十分喜愛，趙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個，他很心疼。
這次談話之後，董健吾向中共駐東北軍的代表劉鼎作了彙報，告訴他張學良夫婦很喜歡瓷器，為了聯絡感情，可以買幾件瓷器送給他，劉鼎也表示同意。於是，董健吾到南苑門裡找到一家古玩店，買了一套宋代彩瓷，給張學良送來，張學良夫婦一見愛不釋手，非以重金買下不可。董健吾卻堅辭不受。
後來，張學良聽說董健吾要回上海，張設家宴為之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說：“副座能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願足矣！”張學良點頭稱是。但他又問，有沒有私人要求，原來，他還在為饋贈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見張學良如此誠意，也就提出要求說：“我有3個小學生，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蒙照顧，望能送他們赴蘇聯讀書，以備日後為國效勞。”張學良面露笑容，答應照辦。
出資10萬兌現承諾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張學良的老部下李杜的電話，告知張學良已到上海。董健吾聽後喜出望外。李杜告訴他，張學良要履行在西安許下的諾言，並約他第二天上午在一個咖啡館見面。張學良此次是來南京開會的，會後他輕車簡從來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當時住在上海寶雞路（現淮海西路寶慶路）9弄3號，他雖身處繁華的大上海，卻一直懷念著白山黑水間的苦難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潛往東北，組織抗日活動，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蘇聯，招集流落在遠東一帶的舊部，回東北繼續抗日。張學良來訪的目的，一是設法幫助他儘快出國，二是請他把3個孩子帶往蘇聯。李杜痛快地答應了張學良的請求。
董健吾接到李杜的電話後，認為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出國是件大事，不敢擅自決定，立即向地下黨組織作了彙報，並請示如何辦理。組織上決定，派劉仲華同他一起去見張學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和劉仲華來到上海西郊哥倫比亞路的一家法國咖啡館。咖啡館剛剛開門，服務員領他們進了一個幽靜的單間，他們要了兩杯咖啡慢慢地飲著。一會兒，張學良和李杜走了進來，張學良向他們介紹說：“來，認識一下，這位是李杜將軍，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董健吾也向他們介紹了劉仲華。4人坐定後，張學良說：“董先生，非常抱歉，我這次秘密來上海，不便約你們光臨寒舍。最近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趟，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是要把撤退到蘇聯的抗日義勇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藉此機會，我想讓李將軍把你的3個孩子帶到蘇聯，你們看這麼辦是否妥當。”
對張學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劉仲華表示同意，張學良又說：“3個孩子的出國費用由我負責。”隨即將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給了董健吾，並要他儘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國的準備。
董健吾回去後，馬上為孩子們做出國的準備，添置了3個嶄新的小皮箱，買了許多出遠門的生活用品。當時雖然是夏天，他還給他們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襖。另外，還給每人買了兩套海軍式服裝、皮鞋和襯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車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祺3個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麥式的小洋樓，他為3個孩子準備了一間臥室，放置了寬大的席夢思床，還讓自己的副官教他們怎樣吃西餐，在國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黨經過研究後，決定派在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國，一路上負責護送3個孩子。
幾經輾轉終到蘇聯
1936年7月初，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通過各種關係辦妥了出國手續，帶著3個“兒子”，登上了法國郵輪“康脫羅梭”號。隨行的有他的副官、秘書、翻譯，還有張學良的一個師長，加上楊承芳和3個孩子，共9人。船經香港、西貢、孟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於8月初到達法國馬賽。
他們到達馬賽後，即乘火車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後，立即到蘇聯駐法領事館辦理簽證，誰知卻遭到了拒絕。原來，李杜等人的行動，被日本情報人員偵知，日本向蘇聯提出了抗議。當時，國際形勢十分緊張，蘇聯政府不願得罪日本，所以拒絕簽證。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滯留了好幾個月，3個孩子抓緊時間學習外文。後來，楊承芳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報紙《救國時報》編輯部，請他們設法通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說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已經到了巴黎，請蘇聯政府早發籤證。不久，蘇聯駐法領事館送來通知，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並送來簽證，但不準董壽祺和李杜等人入境。這時，國內發生了“西安事變”，李杜等人無心在國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1937年初，毛岸英兄弟來到莫斯科，隨即進入西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毛岸英取名塞爾蓋伊，愛稱是謝廖沙，毛岸青取名亞力山大。當年，毛岸英14歲，毛岸青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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