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18年，對我有些特別，從登上媒體的平臺至今，已經28年，去年我正好滿50歲。什麼是老？當你失去夢想，失去冒險的勇氣，不再學習，也不再好奇的時候，你才叫老了。對於年齡、時間我都有了一種更加從容接受的態度。因為我的時間沒有白過，我用它交換了非常豐富的人生經歷。
在我的社會身份中，我還是最珍視我作為記者、傳媒人的身份。在《楊瀾訪談錄》這個平臺上，我先後採訪了近千位全球各個領域的知名人士和領軍人物。我在《一問一世界》這本書的自序當中也曾經寫到，我一開始覺得采訪一些成功的人，有成就的人，問問他們成功的秘訣是什麼，成功有沒有捷徑，但是越來越多的，我發現真正感動我們的，真正能夠帶來改變的是我們相信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我們在做什麼，或者已經取得了哪些成就。
比如說我們在採訪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崔琦教授的時候，問他如果你的媽媽沒有堅持讓你出去讀書，今天的崔琦會是什麼樣的？我當時的想法覺得他會說知識改變命運，但是恰恰相反他沒有這麼說，他說如果我當初沒有出來讀書，也許我的父母后來就不會餓死了。
對於他來說，這種親情在他的心裡留下的創痛遠遠不是他獲得諾貝爾獎能夠彌補的遺憾，讓我想到愛和感情對於這個世界美好和真理的追求比所謂的成功來的更為有價值，這是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2018年這樣的一個年份，大家先後從媒體上看到很多的大師離我們而去，在媒體快速變換的時候，我也在懷疑在這個年頭做深度的人物訪談有沒有價值，當發現這些大師離我們而去，當網絡上流傳的都是我對這些大師採訪畫面的時候，我覺得這些留下來的素材和節目、對話已經產生了它的歷史性的價值。比如說新加坡的資政李光耀先生去世的時候，新加坡的有限電視臺問我要素材，他說連我們新加坡的記者也沒有三次採訪過李光耀先生。
2018年的時候李敖先生、金庸先生、老布什等多位名人相繼離世。這讓我會想起他們在《楊瀾訪談錄》節目當中，其實都流露出對於生死的一些看法，我覺得至今對於我來說都是非常有感觸的。比如余光中先生說：“我說的鄉愁不是同鄉會時的鄉愁，我說的鄉愁是一種文化的鄉愁，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我們民族和文化中都會體會到的那樣一份掛念。”他在70歲的時候曾經寫下一首詩，每一條大河都會匯入海洋，河水不再，河常在，這也是流露出他對個體的生命和這個世界存在的一種相互的哲學關係。
金庸先生，其實大家看過他的小說，也根據他的小說改編出那麼多的影視劇，應該說沒齒難忘了，他談到生死的時候也有非常深刻的體驗，在他中年的時候，他曾經有一段婚外戀，他兒子上大學的時候選擇拋棄了自己的生命，這些事情在他的一生中留下非常深刻的痛苦，採訪金庸先生時他對我說，人們看到的是江湖上的打打殺殺，人們沒有看到的是我們內心所要經歷的掙扎和痛苦，晚年的時候他醉心於歷史的研究和佛學的研究，他也是在最後非常安祥的與這個世界和解了。
2018年當我們看到這些大師離去的時候，我也想到我在製作《楊瀾訪談錄》時候的初衷，就是記錄這個時代的精神印跡，我覺得我和我的小夥伴們做到了記錄下這些時代人物精神的印跡，他們才是在歷史中真正熠熠生輝的地方。
這是我用20年的時間問世界，問世界的過程是不斷向世界提問和探索的過程，用笛卡爾的話叫我思故我在，從我的職業上來說是我問故我在，因為並不是無知能夠帶來問題，恰恰是有知識，有思想才能夠問出有價值的問題。
可能有些人看來，覺得我很辛苦、很忙碌，但這何嘗不是一種有價值、很充實的感覺？有的人舒舒服服過辛苦日子，我覺得是辛辛苦苦過舒服日子。我在這些辛苦忙碌當中獲得的豐富人生體驗感受，都是我不願意和任何人，包括時間做任何交換的，因為我怕我運氣沒那麼好再體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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