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田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爾斯泰似乎一語道出了婚姻的真相，然而不同時代人們對幸福的期望和標準不同。回首百年，中國女性有兩次“遭遇解放”，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裡在男性先驅者們的疾呼吶喊中被“啟蒙”、被“解放”；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後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法律制度保障中被“解救”、被“解放”。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之間橫亙著上千年的歷史文化積澱，但這距離似乎又在“五四”的“精神解放”中一夜跨過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人身解放”中一夕消弭了。辜鴻銘曾在面對學生嘲笑時說出“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的名言，制度可以提供保障，觀念的進步卻不可一蹴而就，浮出歷史地表不過百餘年的中國女性走過的是一條更為崎嶇、艱險的道路，她們既要與男性共同承載民族家國的命運，又要獨自探索女性心靈的成長。
20世紀初，11名女孩在上海王家堂聖母院女塾中接受教育
著名學者、翻譯家楊絳出身於無錫的一個書香門第，她的兩位姑母都是包辦婚姻，後來又雙雙仳離，其中三姑母的故事更為傳奇。這位姑母是三個女兒中年紀最小的一位，但卻不是“謝家最小偏憐女”，父母的掌上明珠是美貌的大女兒，對其他兩位女兒都不甚疼愛。楊絳的祖母曾當著女兒的面評價她長得醜，皮膚黝黑，還“鼻子向著天”。與現在“一切為了孩子”的親子關係不同，那時不受疼愛的女兒在婚姻大事上也不受重視，可能被父母隨意地“打包處理”。三姑母十六七歲的時候被母親許配給無錫的一位大少爺，家境倒是殷實，但這位蔣少爺本人卻並不適合結婚。楊絳的母親曾為小姑反對這門親事，卻被看重門第的婆婆訓斥。三姑母嫁了之後才發現她的丈夫老是張著嘴流哈喇子，“露出一顆顆紫色的牙肉”，原來是個有智力缺陷的“低能兒”！這簡直比張愛玲《金鎖記》裡那位孱弱病態的少爺還要可怕！我們無從知曉這位三姑母是如何度過她的新婚之夜的，也無法想象這個花季少女是如何度過在婆家的每一天的。據楊家人回憶，三姑母為了自衛抓花了蔣少爺的臉，一次次躲回孃家省親，又一次次被婆婆接回去。直到有一回婆婆將她從嫂子的床後抓出來，她才鼓起勇氣撕破臉皮，從此與丈夫恩斷義絕了。放在當代，這簡直是一出狗血劇，坑害孩子的父母，涉嫌強姦的丈夫，禁錮人身自由的婆婆……然而在當時輿論譴責的卻是三姑母，說她是不肯為丈夫生兒育女的“滅門婦”！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楊蔭榆
離婚之後的三姑母人生一路開掛，走上了“自我奮鬥”的道路。剛剛18歲的她由哥哥資助上了中學，一雙小腳卻堅持走路上學，在務本女中與章太炎夫人做同學，中學畢業之後她考取獎學金留學日本，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回國任教幾年後她又獲得教育部公費赴美留學，取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學位，回國後一度做到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成為當時少有的一位大學女校長！三姑母的奮鬥史可以說是正面回答了魯迅提出的“娜拉出走後怎樣”，原來女性也可以通過努力改變命運，可以通過工作獲得認同。有趣的是，這位三姑母叫作楊蔭榆，正是1925年女師大學潮中反對許廣平等人發起的學生運動，被魯迅痛打的“落水狗”！在教科書中一向以反面人物出現的楊蔭榆在抗戰中因保護貧苦百姓、護衛周邊女性而被日本兵殘忍殺害。
閱讀更多 國家人文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