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在义乌一家印刷对联的家庭作坊上班。大门上老大的牌子挂着**印刷厂，其实算上老板、老板娘也就11个人在做事。老板操作印刷机，老板娘切纸顺便给我们烧饭吃。我们9个纯一色的老爷们就是干着那种古老的木板反体凸字印刷，刷一张，晾一张，也不讲究多快的速度，反正就是要印得清楚，没有瑕疵。
我干的就是在还没有干透的字体上撒上金粉。这个活是属于厂子里最脏、最差的活。没有办法，出门太迟了，一时找不到好工作，将就着做算了。家里的孩子嗷嗷待哺，妻子又在喂奶期间，赚不了钱。我带着口罩，咬着牙，无奈地干着。可以欣慰的是，活虽说是呼吸最困难的，但是工资比起其他印刷工来说要高好多，看在钱的份上，我就忍了。
老板姓付，50多岁。带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识分子。后来有人跟我说，他原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辞职办厂的。
老板娘姓孙，30多岁，我就奇怪了，怎么两夫妻年龄相差15岁，要不是二婚，我都难以理解。后来打听了一下，还真是二婚。老板的前妻也是教书的，因为二人没有生孩子，感情破裂就离婚了。
我一去厂里的时候，老板娘的眼神有点特别。总喜欢在打菜的时候多给我加一块肉。我原以为自己是浙江人，可能是老板娘格外照顾我吧，也没有多想。多给我些吃食，我就用力干活，以此来报答老板娘对我的好。
老板其实也是个好人，他总说活是靠大家干出来的，有钱大家赚，只要我们9个人努力干，工资肯定是不会少的。旁边的工厂都是要干12小时的，我们老板自己都反对干那么长时间。因为他的订单是早就定下的，只要能按时出货，也不需要屯好多存货在仓库里。再说，这纸制的东西最容易受潮，一受潮，就完蛋了。
我的工友有5个是头一年就在那里干的。其中一个姓胡的安徽大叔，四十七八的样子，家里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他是负担最重的。除了吃饭，其他的一概不吃，节约得很。我是个嘴馋的人，时常买一点瓜子、花生吃。他跟我睡在一个上下铁架床。我总是给他零食吃。有一天，他悄悄地告诉我，离老板娘远一点，那是一个难缠的女人。他已经领受过了，由此感到十分尴尬，不是为了挣几个钱，他早就走掉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难道老板不管吗？老胡说，管？能管得住吗？他一天就在那里研究修理机器，老板娘的心早就花了。你没看到他们还没有孩子？有可能老板在那一方面是不行的。
啊？我目瞪口呆。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给加肉的，原来是看上我这个身强体壮的小伙了。我跟老胡说，放心！兄弟我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我出门是挣钱来的，又不是来乱七八糟的。老胡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有一天下午，印刷机坏了，老板忙着在修理机器，我们因为没有活可干就放假休息了。老板娘叫我坐她的车去地里挖花生，说是晚上给我们煮盐水花生吃。其他人不肯去，没办法我只有跟着去了。
到了地里以后，我用锄头挖，老板娘在后面摘，挖得我是满头大汗。老板娘身上的香水味刮起来有点冲人。突然间，她掏出餐巾纸给我擦汗，这怎么受得了，我赶紧接过去自己擦。
老板娘叫我去皮卡车上拿水喝，我去了。车斗里找不到，于是就上后座上找。突然，老板娘跑了过来，快速地上了车，却把车门关上了。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她急促的喘气声……我奋力地推开她，干什么？还来玩这一套！老胡说的是对的，是不是不想给我工资想以此来诈我，我才不上这个当。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这下那点工资要彻底完了，要赖上我了。
不能这样的，不能这样的！老板娘，老板娘！我努力挣脱她，并顺手扇了她一巴掌。其实，那是本能的一击。我并不想打她。没想到她哭了，哭得那个伤心，只听到她嘴里骂着老板的名字，坐在车里嚎啕大哭。
我下车了，在车门外安慰她：老板娘，我拿你当大姐看待，我们这些打工的，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你是有身份的人，也要可怜可怜我这打工仔。我有家庭，爱人刚生了小孩，在家里带孩子，你说，我在外面做了这种事不是对不住人家嘛！我知道你心里苦，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老板娘坐在车里好半天不肯下来，我去地里把花生给整理到筐子里，端上车后就在车边上等着。好一会，她才下车把我推了一把，走！回去。我说，去河沟里洗洗吧，哭得像个鬼一样。
回去的路上，我跟她说，老板娘，过两天你给我结工资吧，我换一个厂，省得你天天看着我心烦。
她答应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个家庭作坊，还跟老板握了好半天的手。我骗他说，家里找我有事，要回去了。临走时，他还让老板娘开车顺路把我带到公交车站。我执意不需要了，走着走着就到了。
老胡送的我，给我扛了包。
他说，是不是？
我说，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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