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近期發表的一些文章中（10篇拉美文章、關於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我看到一些很不好的讀者評論論調，前幾天又看到一位知名歷史名家說的一段話，我覺得有必要寫一篇長文用以系統性地反駁這些觀點。
當然，作為獨立作者，用三天時間寫出的文章自然難以被稱為“系統完善”，只希望用我的觀點給更多的讀者思考一個問題：
歷史觀點可以被修正，但絕不能把明明是“被侵略”說成“因為被侵略了我們才有發展”，好像我們佔了多大的便宜，沒被侵略夠似的。當然，有些讀者可能會看到我下面點出的歷史名家是誰，但本文文中的“怒氣”並非針對這位老師，因為以他的學識他是看過、思考過很多東西的，而不是像其他評論者那樣的人云亦云。
本文其實更重要的是向一些看過很多書的人甚至成名的學者喊話：希望你們在看得多的同時，也要看看其他類型的書。
我早在前年就跟讀者談過如何學習歷史，即：你只讀同一類的書，其實讀一本和讀一萬本是沒有區別的。因為這些書的思想都是一樣的。歷史需要你去讀很多不同思想的書。
（1）“客觀好處說”是什麼
什麼叫“客觀好處說”呢？也就是無論多麼不平等、多麼賣國的協議，只要在這種危害下，清廷、部分官員和中國人的自主反抗所取得的成績，就被說成是“客觀好處”。例如促進我們團結、促進反抗精神等等。
有位近代史專家就這麼說“如果沒有這一個條款（《馬關條約》），沒有日本人民在中國通商口岸自由辦廠，我們就不可能有1895年之後的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崛起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
毋庸諱言，1895年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確實迎來了高峰期。這也確實與《馬關條約》被簽訂有關，但並非什麼正面因素。
（2）民族資本主義崛起首先是清政府的“自救行為”籌集資本的一種反應
清政府為湊足賠款不得不開足馬力鼓勵民間資本開辦企業、給與一定自由，一方面，可以利用企業組織流民工作，降低“造反”可能；一方面，也可以使清廷更多套取利潤的機會。這一波行動被稱作“設廠自救”
《馬關條約》之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緩慢，以民族工業為例不但發展緩慢而且多短期夭折。這一時期，共130多家商辦企業，但大部分維持時間十年左右，特點是：資本小且壽命短、生產設備落後。
洋務企業及其身後的一些民族企業的發展都不好。1894年年前建成的130多家企業，資本小且壽命短，一般壽命都在10年以下。甲午戰後，因為需要賠款，內部民生投資就要下降，為此，清政府希望鼓勵民間資本開辦企業替清政府“分憂”。
洋務運動時期，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清朝官員，出於對“民間資本的恐懼”生怕“藉機生事兒”主張“官督商辦”這一形勢，也即官員監督商人的日常經營。但實際上，這些洋務企業一方面各種官僚利用關係把自己的親朋好友插入企業；一方面“官督們”往往利用自己的身份，巧取豪奪企業股權，將企業變成自己天下。這以李鴻章、盛宣懷為典型代表。
由此，從1895年到1898年就有80多家企業出現。截止1913年，共開辦企業465家，總投資額為9081.2萬元是甲午戰前的19.3倍。其規模和企業性質比洋務企業更上一層樓。也即規模更大、企業家自主性更強、機器設備更先進、企業壽命和抗壓力更強。
其中發展最好的是紡織業，開辦企業數、資本總額都在總比重中佔第一位。其次是食品。紡織業中繅絲業、棉紡織業為主；食品業以麵粉業為主。也就是說，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開辦的企業，也主要是開拓我們自身的產品，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機器。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對於資金是渴求的，但更渴求的則是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馬關條約》給西方列強有了一定利益，那麼，自然也要對中國企業一視同仁。然而，這與《馬關條約》關係並不直接，因為，對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最大的支持——通商口岸的自主開發早在林則徐、魏源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3）民族資本企業要想發展，它依託於城市通商開埠。而1898年後，中國全國範圍內的“自主通商”正是響應1840年代魏源的主張，光緒地大力推廣，與日本資本無關
戊戌變法前、實行過程中，清廷一方把積極支持民間資本建廠進行法律化固定，例如《振興工藝給獎章程》（1898年7月）；一方面號召在國外的華人華僑回國建廠；一方面主動開設各種商埠。而這些都是應對日英美法等帝國列強對資源的掠奪。這時清廷已經在總體上認識到了魏源在1840年代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
魏源早在1842年以後就主張“自主通商開埠”對抗外國逼迫我們開設並由他們控制的“約定開埠”。
自《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以來，個不平等條約大多有“通商開埠”的要求，例如《馬關條約》就有沙市、重慶、蘇州、杭州。這時，大部分一二線城市都已經開通商埠了。1895年之後，各列強又利用各種便利強迫我方通商。
在此情況下，包括光緒皇帝在內的一些人終於認識到了魏源在半個世紀前的主張：以貨物港口利於交通，交通利於商業的思想認為，我們不如“自我德之”，也就是自主開埠。
1898年6月，光緒發佈上諭：“強鄰環伺，欲圖商務流通，隱杜覬覦，惟有廣開口岸之一法。”由此，從開放秦皇島、嶽州、三都澳等地開始，全國上下都在“自主開埠”，希望利用“自主開埠”打敗外國人的“約定開埠”。例如珠海方面就自主開埠“香洲”希望對開澳門甚至香港。
1895年前商辦資本佔22%，企業數量佔74%；95後為75%、85%
戊戌變法失敗後，經過慈禧兩年多的折騰，又引來了“八國聯軍侵華”和《庚子條約》，這是讓我國從“弱國”變成“孱弱”之國的關鍵。為此，慈禧也不得不對民間資本給予更大的自由，用以更多的“分憂”。
而這一思想的法律成果就是，1903年11月的《獎勵公司章程》的出臺。
在這一過程中，廣大華人華僑也踴躍參與其中，從海外攜帶資本投入祖國或故國建設中。由此，我們不得不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中國民族資本家首先是在自強的基礎上，希望自身強大（有錢有資本）用以抵抗外辱為動力的，而不是靠著什麼“日本人民的資本可自由建廠”。
這也太抬舉日本人民了。日本人建企業也得是從通商開埠城市開始，要說最早就是英國人。
對於某一個歷史人物、協約可以以“客觀看待”為由頭說，但不是，非要恬不知恥地去“感恩”侵略者。
（4）日本資本主要是藉助“一戰”歐洲列強撕咬之際，才逐漸成為在華的主體資本勢力
所謂的日本人民也不存在，1895年後的日本是“國家帝國主義”，其人民的經濟活動本身就夾雜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陰謀，對於這一點之前的“慈善堂”等就已經給出明證。
首先，1895年的日本還不是1904年的日本，更不是1931年的日本。正如1800年的美國也不是1900年的美國更不是2019年的美國一樣。日本的經濟真正起飛也是在“日俄戰爭”後，而“日俄戰爭”的勝利考的重要原因是《馬關條約》賠款的85%被用在軍事上，硬生生地把日本的軍事實力拖起來了。
所謂的日本人民開設工廠等主要是“辛亥革命”“一戰”前後才逐漸成為主體，與《馬關條約》效應無關。
“甲午戰爭”是日本崛起的標誌之一，利用《馬關條約》的賠款日本軍事實力迅速擴張，由此才有了“日俄戰爭”的日方勝利。我方賠償日方3.5億日元，其中85%用於軍事。那麼，“日俄戰爭”才是日本稱為“帝國主義”的標誌之一，在這一時期日本才被世界列強真正看重、當回事兒。
由此，日本的經濟實力也迅速發展，畢竟在經濟交往中，那個“叢林時代”你的國力弱不會被人重視的。因此，到了1904年後，日本的經濟才真正起飛。以生絲出口為例。
從1871年到1905年，世界第一大生絲出口國為中國，總出口量為3288萬公斤；第二大為意大利2510萬公斤；第三為日本1647萬公斤。
到了1906年時，世界的第一大出口國已經成為日本，其出口量是中國、意大利、法國三國的總和。由此可見，1905到1906這一年日本的發展多麼巨大。而這時，日本的機器生產能力、工業科技水平也逐步上升。
日本拿著我們的血汗錢，餵飽了豺狼，豺狼咬上了虎豹，豺狼又變成虎豹。這一切的一切我們需要“感恩”日本？
對於某一個歷史人物、協約可以以“客觀看待”為由頭說，但不是，非要恬不知恥地去“感恩”侵略者。再者說，你要“感恩”就“感恩”所有侵略者，別挑著撿著。這才能說明你的“博愛”和“濫情”。
綜上所述：任何事情都分多種情況，正反兩面兒，再壞的事情也自然會形成一些好處，這是很正常的。但你不能因為有一定好處，就覺得這個不平等條約簽得對。還要我們客觀看待。
如果一件事兒，首先，是以當時的人痛苦、尊嚴丟失甚至失去生命為代價的話，那麼，對於當時的人就是錯誤的。
其次，這種錯誤內部蘊含著對後世發展一定好處，那麼這個好處連加害者都不想，你卻上趕著“感恩”除了一字代替外，我沒啥說的：jian四音
不知道啥意思？那就不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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