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澎湃新聞，原標題《“您研究需要做碳十四嗎？”——作為反詰與解構的公眾考古》，本文系作者根據其於首都師範大學考古文博系列講座所作的《何為公眾考古學》演講稿節選、審訂而成。
如果說中國考古是一種現代性的選擇，那麼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後現代已經逐漸升起的中國，中國考古在公眾考古等諸多方面，都將面臨新的挑戰。公眾考古本身就是一次對考古的反詰與解構。不得不承認，作為觀念的“考古”不是沒有縫的蛋，消費主義也會將其解構。我今天甚至接到一則推銷電話問我要不要找他們公司做碳十四測年。這就像博物館行業一樣，剛剛舉辦的博博會展廳裡匯聚了眾多公司，他們的業務涵蓋了現在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幾乎整個流程，這曾經不也是不敢想嗎？
左起：董作賓、李濟、傅斯年、梁思永於1931年在河南安陽小屯。今年是殷墟考古90年，也就是說中國官方考古（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與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歷史迄今有90年了。在此之前，中國長久以來沒有考古，似乎也過得“好好的”，那麼為什麼要在當年那個時刻做起考古？
同樣是90年前，中研院史語所的創立者傅斯年先生寫就了一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裡面說“不過在中國境內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是最多的，歐洲人求之尚難得，我們卻坐看它毀壞亡失。我們著實不滿這個狀態，著實不服氣就是物質的原料以外，即便學問的原料，也被歐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們很想借幾個不陳的工具，處治些新獲見的材料，所以才有這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設置”。“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可見，傅斯年理想的是“新材料”、“新方法”學科，而考古自是題中之義。不過，傅斯年不僅僅要通過考古獲得新材料、新方法，他對史語所歷史範圍的構想包括“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五、比較藝術”。也就是說，人們現在總引用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其實傅斯年當年不僅僅是在形容考古。
傅斯年想做的事，包括做考古，本質上還是新文化運動的延續與發展：“民國建立後的種種現象，使他們於失望之餘，繼續探求救國之道，終於獲得了新的覺悟，深感以往努力的方向，過於偏重西方形式的模仿，未曾觸及到西方立國的根本精神……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也就是說，中國當年從西方引進考古，是中國接受啟蒙理性、轉型西化與現代化的一部分。
我們以考古學引用的“科學”方法為例，即公認的考古學基本方法地層學、類型學：地層學來自於地質學的漸變論，類型學來自於生物學的進化論。進化論與神創論的公案眾所周知，堅持進化論的赫胥黎曾說，“我寧可一個可憐的猴子作為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個對他不懂的科學隨便發表意見、把嘲諷和奚落帶進莊嚴的科學討論中的人作祖先”。言語中滿含對理性主義的自豪。而漸變論與突變論的公案與上述類似。如法國古生物學家居維葉曾注意到，“不同地層中的生物化石顯現出明顯的不同。地層越古老，化石越簡單；地層越年輕，化石越複雜、越接近現存生物。這一事實本來可以使他走向進化論，但他是一位頑固的宗教信徒，物種不變論的堅決信奉者”。（吳國盛《科學的歷程》）於是居維葉提出了可以扣合《聖經》中“諾亞方舟”記載的“災變說”，來解釋他發現的現象。
所以同理，地層學、類型學背後暗含著的，也是對理性主義的自豪——通過器物的形式、地層的疊壓，就能瞭解遺蹟遺物的年代關係，進而瞭解歷史。這種對理性主義的自豪讓人們“發明”了考古學，就像“發明”了自然科學與技術、民主制度等等一樣。而在這種理性主義下人們產生出了現代性的觀念——“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歷史時間意識”（汪暉《 中國社會思想的世紀末分化——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一種“上帝已死”後人們所仰仗的“明天會更好”式的信念支柱。
而正是因為相信“科學=（現代性的）好，考古是科學，所以考古=好”，所以傅斯年等人將考古帶至了中國，帶至了殷墟，形成了以土中找土為核心的實踐方法，以國族主義為特點的意識形態，以官方合作為形態的決策體制。至於李濟等人留學歸來，先後在西陰村、殷墟掘下第一鏟，則是大時代、大思潮下的具體事件了。
不過也正如徐堅在《暗流——1949年之前安陽之外的中國考古學傳統》一書中所說，中國考古做出了殷墟式的選擇，便留下了其他一些轉為“暗流”，但至今並未被徹底磨滅的可能，比如古董商驅動下的文物盜掘、古器物學式的研究、以何日章的河南民族博物院為例的考古地方主義。
“公眾”與“專家”的二元對立，同樣是現代性語境下的概念，一些人（專家）相較另一些人（公眾）更為掌握理性主義結下的經驗、能力、學識、見地果實，他們是最能讓學科向“好”的方向前進的一群人。在這種語境下，公眾自然落座於作為理性主義產物的考古的“波及圈”，接受並享用考古對全社會現代化的貢獻，如考古理念與知識，即可。
“公眾考古”真正大放異彩，還需進入後現代語境。
福柯名言，“話語即權利”。比如故宮，其價值並非來自故宮即是全人類文明的瑰寶，而來自絕大部分的人都認同故宮是全人類文明的瑰寶，其價值是場域內話語博弈後的結果。而對於考古資料而言，遺存何以成為它呈現的模樣，今人又在如何理解古人，其結果亦是話語鬥爭決出的勝負。
因此後現代語境下的後過程主義考古學強調考古資料闡釋者的多元。不妨以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分支之一女權主義考古學，審視婦好。婦好是現在所知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成功女性，因為她能帶兵打勝仗，有自己的封邑，可以主持祭祀，她老公還對她很好。這是長期以來人們對婦好的認識，縱然發掘婦好墓的考古領隊是一位女性。但用現在網絡上流行的觀點來看，這套認識豈不非常男權？為什麼女性因為能做當時只有男性能做的事情，就可以被視作“成功女性”？為什麼女性的價值要通過她老公很愛她實現？正如我女朋友（一名“公眾”）曾指出，正是婦好這樣的女性，更加證明了當時男權的一手遮天。
所以，“後過程主義考古學是考古學家的考古學。通過對考古學的終極性反思，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第一次將過去與現在有機地聯繫了起來 , 在過去的研究中引入了對考古學家自身背景更多的關注……從而產生了一些新視角的所謂的本土考古學、女權主義考古學、工人階級以及其它形式的當代西方考古學”。（張海《後過程主義考古學的形成——讀伊恩·哈德》 ）
由此來看所謂的“專家”與“公眾”之別，其本身也是一種話語、一種權力。為什麼一些人被說成是“公眾”，而為什麼另一些人要說自己是專家？當認識到一切都不過是話語博弈後，我們便會關注每一種聲音存在的道理。我們會慎用“好”與“不好”這種帶有傾向性的話語判斷，轉而詢問“是什麼”、“為什麼”。
比如盜墓。如果站在現代性的視角，盜墓是破壞文物的罪行，站在考古的對立面，是“前現代”的，是不好的。但如果站在後現代的視角重審盜墓文學影視，你會發現其實它也是一個權力話語場。盜墓文學影視潛藏的文化結構，包括一種突破人生界限的渴望。盜墓文學影視並不會向讀者表示墓是可以進的，它們其實都力圖營造一種“進墓非常危險”的氛圍，而正因為此，盜墓最終的“成功”才能令讀者獲得日常生活中無法獲得的突破常俗的快感。加上近些年盜墓文學影視又與消費主義、賣腐亞文化攜起手來，形成更為複雜的話語體系，故此當主流文化開始以強勢進入盜墓文學影視的話語場域後，對撞便不可避免，進而出現李易峰版《盜墓筆記》網劇“文物交給國家”的奇特現象。
正是在上述過程的催化下，現代性語境下的“考古”與“盜墓”二元對立在被逐漸消解，二者之間出現了模糊地帶。雖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盜墓文學影視並沒有對文化遺產造成物質上的破壞，但它卻對作為觀念的“考古”造成了不容忽視的解構。
比如三星堆研究。這裡已經幾乎成為中國“考古民科”的一大集散地，奇聞怪談諸如“中國歷史學家為什麼隱瞞三星堆研究”，又如“三星堆人是外星人/瑪雅人/印度人”。這些言論固然與“假文物”、“國寶幫”的猖獗市場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不過其流行之廣，也說明了一定的社會心態。必須要承認，三星堆文化與國人既往瞭解的、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歷史差異懸殊，於是，當人們無法將三星堆文化與人們既往的歷史知識結構對應後，便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往國外乃至宇宙尋求對應。這會不會又是另一種反面的“文化-歷史主義”？無論如何要直面的是，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人自帶的“國族主義”傾向，確實也在解構著作為觀念的“考古”。
比如考古公司。現在有考古發掘資質的單位，都是政府的事業單位，因此考古就是官方的，這已經成為了一種默認。所以今年遼寧省考古所轉入省文化演藝集團（省公共文化服務中心），就在考古行業內引發了很大的討論甚至非議。但實際上（獲得官方資質的）考古公司在國外是存在的，而且在中國考古也已經有一些環節被公司化了，比如現在就有探勘公司、測繪公司，我今天甚至接到一則推銷電話問我要不要找他們公司做碳十四測年。這就像博物館行業一樣，剛剛舉辦的博博會展廳裡匯聚了眾多公司，他們的業務涵蓋了現在中國博物館事業的幾乎整個流程，這在曾經不也是不敢想嗎？不得不承認，作為觀念的“考古”不是沒有縫的蛋，消費主義也會將其解構。
所以，如果說中國考古是一種現代性的選擇，那麼在我們所處的這個後現代已經逐漸升起的中國，中國考古在公眾考古等諸多方面，都將面臨新的挑戰。公眾考古本身就是一次對考古的反詰與解構。
我要特別指出，我並不無條件支持後現代，正如我也堅持盜墓犯罪是一種不正確的“前現代”，應該被摒棄。我想表達的是，當我們在談公眾考古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該只有考古學本身，還可以以此見證與認識我們正身處的中國社會。公眾考古是一種研究與解讀社會的方式，它應該能促進理解與包容。只是可能現在我們的中國考古行業關心考古太多了，關心社會反倒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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