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脈》，不是說古代的，也不是說近代的，是說現當代的，也就是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的。
我不敢保證我的結論是正確的，我只想說，我儘量用準確的事實。若有一天，有人指出，我用的事實是錯誤的，而這一事實，從邏輯上說，又不足以證實我的結論，那麼我願意承認自己是錯了。
這麼多年了，我們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
好幾年前了，有事去南方，酒席上聊天，一位半生不熟的朋友說，老韓呀，你可是個山藥蛋派呀。
我笑笑，沒接這個茬兒。出門多了，我知道，凡是用這個方式開頭的，沒有幾個是好料子。
果然，酒過三巡，他的邪氣就出來了，說有一件事他總也弄不明白，《徐志摩傳》這樣的作品，怎麼也該是個江南人寫的，怎麼會是一個山西人寫的？
話說到這兒，啞巴也得說話了。
我說，我見過一本南方人寫的《徐志摩傳》，開頭是，轟的一聲，一架飛機撞在山上，大火沖天而起。此人是大學教授，教授這個水平，別人可想而知。出版社不想再轟的一聲，只好偏勞我這個山西人了。
我知道，我這是詭辯。
他說的是實話，從正面說，我無言以對，也無顏以對。
我曾跟馬烽、西戎諸前輩，認真地說過這個話題。我說，我是不贊成這個說法的。他們也說，山藥蛋這個說辭，是五六十年代，文學界那些自以為洋派的人，說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說是個鄙稱，相當於民間的起外號。
大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有山西的評論家，在報上發表文章，說這是怎樣的一個獨具特色的文學流派。此後省內報刊上，多有附和之聲，等於是集體認領了這個鄙稱。於是鄙稱不再是鄙稱，而是美譽了。
我曾在一次會上說，多虧人家說我們是山藥蛋，還能以醜為美，胡攪蠻纏，要是人家說是個別的什麼蛋，也能化腐朽為神奇嗎?
可別小看了這麼個改變。我的感覺是，自從山西作家認領了這個鄙稱，山西文學的品格，是越來越低了，連帶的，山西文化的品格，也越來越低了。說得再嚴重點，連山西人的形象，也越來越低了。
一想到自己是個山藥蛋，我都想搧自己一個耳巴子。
山西這個地方，說來真是可憐。經濟，是靠煤炭支撐的，文化，是靠山藥蛋作標籤的，說是表裡河山，實則是窮山惡水，你看看滿世界，哪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出煤炭的？
這樣的地理，這樣的經濟，這樣的人文，你讓人家怎麼看這個山西，怎麼看你這個山西人？
真的，到了外地，人家說我是山西蛋派，我臉上無光，覺得還不如罵上我兩句好受些。罵了你可以還口，這樣說了，你只有幹受著。
地理上，經濟上，不好說什麼，但我認為，在人文上，尤其是在文學的脈落上，這麼多年，我們實在是自己在糟蹋自己。
我寫這個文章，就是想把這個偏差給糾正過來。
近代以來的山西文脈
2012年初冬，我病了住院，謝泳先生從廈門回來，和張發先生一起到醫院看我。謝帶去他考證陳寅恪詩的文章，還有幾本書讓我看。其中一本是郭象升的《文學研究法》。
郭是山西澤州人，1881年出生，山西大學堂的學生，後來又當了山西大學的教授，在山西名氣很大。《文學研究法》裡，有篇《白話文平議》，對當時的新文學人物，都有頗為中肯的評價。可見那個年代，山西的文化人，還是能容納新的文學觀念的。
最近看了一本書，對此又有了進一步的理解。
這些年，賃居京師，陪老伴看孫子。有一天，一位叫王靜若的女士，來到我的賃居之處，留下他祖父王念祖先生的一疊詩稿，希望我能推薦給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不是個輕易幫人忙的人，反正沒事，看了這位王先生的詩，還真的起了推薦的念頭。
後來回太原，我的老領導張明旺先生請客，他來作協前，曾任省出版局的副局長，同時請來了兩位現任的出版社老總，一位是三晉出版社的張繼紅先生，一位是北嶽文藝出版社的續小強先生。
我原是想推薦給張總的，覺得這樣人物，還是他那兒合適。續先到，說起此事，續說，他們那兒正印一套《民國詩叢》，王先生的詩既然這麼好，就加入這套叢書吧。我便將帶去的詩稿，交給了續總。這是春天的事，到了秋天，這本書就出了，叫《王念祖詩集》。
現在可以說，我所以推薦的理由了。我不懂詩，不全是看他的詩好，我看重的是，這是一個有功名，且自許甚高的文化人。功名者，舊時之學歷也。且看他有著怎樣的功名。
王念祖先生，1882年出生，山西渾源縣人。1900年十八歲時，首次參加童生選拔，獲案首，成為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學堂西齋讀書，同年山陝兩省舉辦一場併科鄉試，王先生前往西安，參加科考，順利中舉。
原擬三年後進京參加會試，成為渾源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進士，不意1905年興新學，廢科舉，只好重返山西大學西齋學習。1908年完成西齋預科學業，成為山西大學西齋第四期畢業生，被清政府授予新舉人稱號。成為新學舊學雙舉人。授候補知縣銜，且不分單月雙月，均可補缺。
1911年8月，完成西齋法科學業，與其他同學進京面聖，被宣統皇帝賜進士，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任進士。
且看兩個參照。
魯迅是1881年生人，參加過縣考，未進學，後來也就沒有資格參加鄉試成為舉人，進士就更不用說了。他那個年歲，是可能取得這些功名的，而他沒有取得。
民國後，學部有新進士考試，記得早年看書，郁達夫是參加了這個考試的，沒有考取。
至於王念祖的才能，只要看看這兩聯就行了。一聯是“杜陵寄食平生痛，王粲依人半歲閒”，一聯是“王粲於今寥落甚，何時把盞一登樓”。
王粲者，建安七子之首也。
前聯說的是1958年被劃為“右派”，隨後的食堂化中，舊宅建為食堂，後又讓村人佔據，只好蟄居他處門洞旁的小屋裡，一直到去世。
我的意思是說，在那個年代，山西學子，功名上一點也不後於他人。
我在山西大學唸書時，歷史系教授郭吾真先生，與吳晗是清華同班同學，她的丈夫常風先生，外語系教授，是錢鍾書的清華同班同學。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學生，可以說是魯迅的師兄弟。我寫過《李健吾傳》《張頷傳》，他們都是傑出的文化人。李是作家，張是考古學家，也可說是詩人，新舊詩都寫。
這些文化人，他們身上，可有一丁點的山藥蛋的氣息？怎麼我一跨進文壇，就掉進了“山藥蛋”的堆子裡。
我是怎樣掉進“山藥蛋”堆子裡的
我上大學時，學制是五年，1970年8月畢業，分配到山西汾西縣一個村子教書，過了一年，到了另一個村子。我的老家在臨猗縣，調回去絕無可能。在這樣的地方，前程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年輕教員熬成老教員，退休了回老家。
要改變這個命運，對一個出身不好的人來說，只有寫作。三下兩下，居然薄有聲名。出名跟當強盜是一個道理，得幹一票大的才行。
當時八個樣板戲的電影，只拍出一部《青松嶺》，我就想，若能寫上個電影文學劇本，拍部電影，還怕調不出這個鬼地方嗎？於是便寫了個本子，叫《山裡的秋天》，寄給北京電影製片廠。
沒想到的是，當年秋天，北影把我叫到北京，不是要拍這個電影，是覺得我的本子還有點基礎，他們要辦個電影文學劇本學習班，一個半月，讓我來提高提高。
三十幾個人裡，後來也還有名的，一個是安徽來的張鍥，一個是江西來的楊佩瑾，張後來當了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楊後來當了江西文聯的主席。認識他們對我沒用，有用的是，認識了也在這兒改本子的兩個山西作家，一個是馬烽，一個是孫謙。
我們住三樓，他倆住一樓，一人一個房間。有次我去了，馬烽說，老孫昨天晚上咳嗽，渾身抖動，腿一抬，腳一挑，一邊的小腳趾，不偏不倚，恰好挑進了床頭櫃上放的茶杯的把兒裡，甩出老遠，摔個粉碎。
這是1973年的事，此後我去了太原，就去看望二位。看望了馬烽，順便也去看望了西戎。在山西，這兩個人的名字是連在一起的，都是《呂梁英雄傳》的作者。
一晃改革開放來了，刊物多了，發表的作品也就多了。1980年，剛剛恢復的中國作家協會，辦了個文學講習會，學期半年，通知我參加。
三十一二個人，山西就我一個。
去了才知道，這是中國作家協會通過北京的文學單位，自個確定的名單，跟本省沒有關係。也是去了才知道，這個講習會的開辦，與丁玲大有關係。
五十年代前期，丁玲主持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時，辦過箇中央文學講習所，招收解放區的年輕作家來進修。知道了這個情況後，講習會的同學們興奮不已，一致要求改名並延長學習期限。一鬧騰，學期沒動，名字還真的改了，叫成文學所習所第五期。意思是，跟五十年代辦的四期接續上。
半年的時間裡，多半是請有名的作家學者來講課。學者們是講課，作家來了是談經驗。真正的經驗，往往就是經歷，經歷是最見性情的。
記得一次請了蕭軍來，大談在上海時，怎樣跟張春橋打架。又談在剛剛開過的第三次文代會上，他們幾個老作家，怎樣向周揚發飆。
說開大會時，他們坐在前排，周揚在上面講話，是他，還是另一個老作家，竟叫著周揚的名字，說你那時候整了多少人，怎麼就不檢討。弄得周揚很是尷尬，連連鞠躬，檢討自己過去整人的錯誤。
周揚整人之狠，過去我就知道。我愛看閒書，大學五年，有四年半沒上課，只能是看閒書。看閒書，最能公道。
運動初期，報上批判周揚等“四條漢子”（魯迅的話）。我就覺得，不能全怪周揚，魯迅這樣的蔑稱，對其時負有黨的責任的周揚等人來說，是洗不掉的汙點。魯迅若有後來民主人士的覺悟，怕就不會出此毒招。
師傅死了，又光焰炙人，弟子們活到周某的手下，豈可輕饒。凡事都有個度，適可而止，誰也不能怎麼著。周揚對胡風、丁玲、馮雪峰的處置，明顯是過了。
講習所的負責人徐剛，是老講習所的人，知道我是山西來的，曾跟我談起文講所的舊事。說丁玲辦所初期，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批學員，同時也是管理幹部，馬烽的地位更高些，是所裡的支部書記。
山西來的，第一期是馬烽、西戎，第二期是胡正，第三期是少數民族班，山西沒人來，第四期是編輯班，來的是陳志銘，《火花》的副主編。
“怎麼後來就不辦了呢？”
“丁玲出事了，還怎辦下去。”
“那些人呢？”我是問一二期那些青年作家。
“哪兒來的回了哪兒。馬烽、西戎、胡正，不都回了山西嗎？”
隱隱約約地，我感到，我是站在了一個戰陣的一側。
文講所結業回去，承馬烽、西戎的關照，我從學校調出，到汾西縣城關公社掛職，擔任副主任。1984年，正式調進省作家協會，成為專業作家。不久又去太原近郊的清徐縣，掛職縣委副書記，深入生活。
就這樣，我掉進了“山藥蛋”堆子裡，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山藥蛋。
我不喜歡這名號，但我喜歡這待遇，這榮耀。
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可憐的老太太
1984年12月底，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京西賓館舉行。
我是山西的與會代表。行前，西戎讓我去他家裡，說省上正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不能去，告了假，有份禮品，兩瓶汾酒，讓我帶給丁玲，還有一封信，信上寫著丁玲的住址。
到北京住下，當天晚上，我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木樨地22號樓丁玲的家。房子很大，客廳裡， 好幾個客人，正在談笑中。聽說我是山西來的，老太太很高興，人多，不便說什麼，問候幾句，鞠躬退出。
回到京西賓館，有人跟我說，會上有人在活動，要把丁玲選下去。山西代表中，也有人在做這個事。我對這種事，向來反感。丁玲是個受盡磨難的老作家，解放初就是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主持工作，七老八十了，還是個副主席，忍心這麼糟蹋嗎?
第二天一上會場，我就知道我是多麼幼稚了。
大會在一層會議廳室進行。從我們住的樓層下去，往右一拐，正是會議廳的後門，進去右手的牆上，有張大紅紙寫的致敬信。
一看就是，周揚同志病了，不能參加大會，許多受他栽培，沒有直接栽培，也受到他精神感召的作家們，對他為中國文學事業作出的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並祝願他早日康復雲去。
兩整張紙，豎著連在一起，下一張的大半空著，滿滿的全是簽名。全是當時最叫紅的，或是過了一段也叫紅的作家們，有青年作家，更有一批重放異彩的“右派”作家。
開大會時，丁玲坐在主席臺上，前排右邊，倒數第三或第二的位置上。上身是一件寬大的紅毛衣，看去像一團火。
選舉在最後一天進行。我心裡提得老高，為老太太擔著心。是當選了，票數不高，明顯不是她這樣的人物應當得的那個數字。
再後來，是大型文學刊物《中國》停刊事件。一個復出的老太太，領著幾個老弱殘兵，想辦一份刊物，也叫停了。真能做得出來。
關於丁玲是“老左”的話題，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二十年前，即1996年，我在《文學自由談》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說：
十年動亂不提，粉碎“四人幫”後，各行各業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來掌權，按文藝界的情況，理當是丁玲出來，倡導思想解放才是。
事有不盡然者，一來是周揚等人僅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風向，知道該何去何從；
再則當時的中央對右派問題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的大權操在周揚手裡，實在不行了，也會拖一拖。
丁玲所以會“二次平反”，其源蓋出於此。
待到丁玲稱徹底平反出來，世事已大變，周揚已經坐穩“思想解放領袖”的地位，兩人既然勢不兩立，留給丁玲的是什麼角色，就不言自明瞭。
文章名為《酒醉的探戈》，一年後收入我的《黑沉中的亮麗》一書。
周文和《呂梁英雄傳》
進了山西作協，免不了會跟馬烽、西戎兩位師長聊聊天。我對三十年代的文學，興趣頗濃，想不到的是，他倆在晉綏根據地的老領導，竟是一位三十年代的作家，名叫周文。
西戎給我說過，周文最著名的，是“盤腸大戰”。他簡略地說過事情的經過，詳細情形，還是我自己看書知道的。
約1935年的時候，周文寫了個短篇小說，名叫《在山坡上》。
其中有個情節是，一場血腥混戰之後，一個腹部被刺破，腸子流出的士兵，醒來看到與他交戰敵方士兵還活著，又起來繼續拼殺。《文學》的編輯傅東華，發表時將此情節刪除。周文大為不滿，寫文章爭辯，那邊不依，兩邊就爭論起來。
因為是腸子引起來的，刪去的又是文章中間的一段，故名曰“盤腸大戰”。
周文的經歷，有點像沈從文。
1907年出生，四川滎經人，年輕時，曾在川軍部隊當文書。1930年出川，在江浙一帶謀生，愛寫小說，很快出名，由丁玲介紹入黨，後來成了“左聯”黨組成員。與魯迅關係親密，曾將魯迅譯的《毀滅》，曹靖華譯的《鐵流》，縮寫為通俗讀本。魯迅下葬時，是十幾個抬棺人之一。
抗戰開始後，撤到重慶，過了兩年，去了延安。1942年過河到山西這邊的晉綏分區，任宣傳部秘書，後來當了秘書長。1945年初，《晉綏大眾報》社長他調，周文兼了社長。此時馬烽和西戎兩個年輕人，已是這個報社的副刊編輯。
1945年5月，晉綏邊區召開戰鬥英雄勞模大會，英模材料很多，《晉綏大眾報》是個小報，五六天出一次，無法悉數登載，經周文同意，由馬烽與西戎執筆，將這些材料改寫為章回小說，名為《呂梁英雄傳》，逐期刊登。
抗戰勝利後，周文奉調到重慶，任《新華日報》副總編輯，將已經發表的三十幾章，帶到重慶，在《新華日報》上連載。
再後來，上海出了《呂梁英雄傳》，前面有周文寫的序言。可以說，《呂梁英雄傳》是在周文一手扶植下寫出來，也是周文一手策劃下，走出呂梁山，走向全國的。
周文後來的命運，甚是悲慘。1952年在馬列學院的“三反”中，先是運動的領導人，後來成了“大老虎”，不明不白就死了，胡亂埋掉。直到1975年，才獲得平反，遷葬八寶山。
1987年，中國大眾文學學會在北京成立，馬烽出任會長，以倡導文學大眾化的名義，寫了紀念文章，深情懷念周文先生。說是經過周文的運作，“給國統區的人民帶去了解放區軍民艱苦奮鬥的一幅圖畫”。
周揚和《論趙樹理的創作》
有時候，我覺得我是一個先覺者，比如趙樹理的成名，過去很長一個時期，我就隱隱約約地覺得，是解放後，周揚為了顯示自己領導解放區文學的成績，也是為了增強自己文學領導者的地位，才抬出趙樹理的。
也就是說，抬趙樹理，是為了壓國統區來的那些作家。也是為了壓早早來到解放區，自認為是魯迅嫡系傳人，極有可能會領導文學的丁玲的。
看，你在解放區做了什麼，趙樹理這樣的優秀作家，是我發現的。
這話藏在心裡，多少年不敢對外人說，及至要寫這篇文章了，網上一查，才發現早就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觀點。自視甚高，而又愚蠢之極，是我一個要不得的毛病。
《溫州學人》的博客上，有孫坤寧的文章，名曰《毛澤東文藝話語體系的主要代言人周揚——》。
其中說，1947年晉冀魯豫文聯召開文藝座談會，會上正式提出“趙樹理方向”。作者說，讀周揚此文，總感覺趙樹理被拔高了。周揚寫此文的目的，想必也不是真心喜歡趙樹理的小說，只是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解釋者，作為一個理論的闡述者，把趙樹理的小說作為一個工具，披上文藝的外衣為政治服務，為自己的官位服務。當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周揚與丁玲的矛盾，周揚需要在創作上樹立一個榜樣來抗衡丁玲。
我那愛挑剔的毛病又犯了。據這篇文章所說，《論趙樹理的創作》一文，是周揚在這次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那麼就是同年發表的。我一直想弄清，周揚的這篇講話，是在什麼報刊上發表的，一直沒有弄清。
我以為，周揚在會上，也許有這樣意思的講話，但這樣文章，絕不是當時寫下的。我查不出來，只查到孔夫子網上的一本舊書，1949年6月蘇南新華書店出版，名為《論趙樹理的創作》，郭沫若等著。
在沒有更為確鑿的證據之前，我有理由認為，周揚的這篇文章，是在1948年到1949年前半年，這段時間加工完成的。
讀了這篇文章，我對我過去的看法作了修正。周抬出趙樹理，不是抗衡丁玲的。丁玲的聲譽，無法對抗，對付丁玲的辦法，只有一個字，就是整，往死裡整。
那麼，周抬出趙樹理，是為了對抗誰呢？
只能是對抗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
這一結論，讓我寒心，但我是要求真的，這樣的結論，與趙樹理本人沒有任何關係。他是被抬起來的，也是被置於這樣的一個戰略位置的。
馬烽和丁玲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讓兒子為我在網上買了一本書，馬烽寫的，叫《馬烽與》，2016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
馬烽與丁玲，我原來只知道兩人關係甚深，看了這本書，才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比我所知道的，還要深。
1949年7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舉行，會後馬烽留在了中國作協（當時稱“文協”）創作組。不久之後，丁玲從東北調來，主持作協工作，兩人由此相識。
直正成為師生關係，並有工作上的交集，則是丁玲創辦文學講習所之後。這個組織，最早的名字是中央文學研究所，後來改名為中央文學講習所，我們還是用文學講習所這個通用的名字吧。
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期的學員，也都是講習所的工作人員，馬烽的職務更高，是講習所的黨支部書記。也就是說，是丁辦講習所的主要助手。
丁玲主持中國作家協會，周揚是中宣部的副部長，分管文學藝術，等於是將兩人的鬥爭，從延安時期，經過解放區時期，延續到了建國後。
周揚對丁玲發起的第一次攻擊，是1955年夏天，對《文藝報》辦報方針的批判。批判的內容，很快就轉到丁玲辦文學講習所，說是意在培植個人勢力，搞獨立王國。
批判會上，馬烽看不下去，覺得自己是支部書記，什麼事都曉得，便主動發言，為丁玲辯解。有人當場痛斥他這是為丁玲抬轎子，吹喇叭。
會後領導找他談話，要他作檢查，檢查他是作了，但心裡是不服氣的。待到丁玲被打成“右派”，雖說作協領導有意安撫他，委以重任，他還是堅辭不幹，回到了山西。
此後二十多年，兩人沒有來往。
文革後期，知道丁玲夫婦發配到山西某地勞動改造，也沒有去看望。
他是知道感恩的人，一直記著丁玲的恩情。解放初，與杏綿要結婚了，杏綿的工作單位在保定，是丁玲通過組織關係，將杏綿調到北京，又安排兩人住在頤和園的邵窩殿，度了一個星期的“蜜月”。
最最重要的是，馬烽絕不相信丁玲是叛徒。
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陳明夫婦去南京參觀訪問。有一天，丁玲特意領上陳明和馬烽，去南京郊區看了當年軟禁她的那個地方。馬烽的感覺是，革命隊伍裡，誰會拿上自己的汙點給人誇耀？
1978年，馬烽在山西已恢復了職務，抽調派赴晉東南地區工作。帶車下去，一到長治，聽文藝界的同志說，丁玲夫婦勞動改造地址，就在長治市北郊的杖頭村。不去報到，當即驅車去村裡，看望丁玲夫婦。
過後不久，丁玲即獲平反，但是，仍留下了一個遺憾，就是所謂的叛徒問題，仍然懸著。直到1984年冬天，開第四次作代會前，才由中組部發出文件，算是徹底平反。
再一件，最能說明兩人關係之深的事是，1986年2月22日，丁玲病危，陳明立即發電報給馬烽。馬烽得信後，買不上火車票，只好用站臺票上了車，向列車長講明情況，才補上軟臥，趕到北京，看望了彌留之中的丁玲老人。
魯迅—周文—丁玲—馬烽
歷史有他的詭譎之處。
丁玲與周揚的爭鬥，可說是解放後文藝界，兩派鬥爭的縮影。這樣的爭鬥，以是非而論，有無是非的地方，也有有是非的地方。
近年來有種說法，說胡風也夠左的，丁玲更左，他們出來領導，說不定比周揚更糟。我不同意這種說法。這樣說，等於世上沒有了是非。
壞事得做出來，才是壞事，沒做出來，就是沒有。這才是人的正常的判斷。
1988年冬，馬烽出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兼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的實際掌門人。有人大為驚奇，覺得，怎麼也論不上一個“山藥蛋”！
山西更有所謂的耿介之士，找上門去，勸說馬烽，這個時際，怎麼也不應當進京，擔任這樣的職務。
我聽了只有冷笑。但我不能說什麼。後來見有外地的朋友，也持這樣的論調，遂覺得，有必要將此中緣由說個清楚，便寫了一篇文章，名為《酒醉的探戈》。
寫是寫下了，發，哪兒肯發呢，便一直擱著。1995年冬天，去天津開中國小說學會恢復活動的會議，會上見了任芙康先生，對我說，有適合他們發表的作品，但請寄來無妨。回去後，便將那篇文章寄去，大約第二年春天某期便刊發了。
文章裡，我說了對中國文藝界，幾十年來的爭鬥的看法，不是要說服誰，只是想說，這世上有人有這樣一種看法。
這種爭執，可上溯到30年代初期，先是左聯的領導權，後是兩個口號的牴牾，於是進步文壇上形成了互不相讓的兩派，魯迅為一派的主將，麾下有馮雪峰、胡風、丁玲一干人馬；周揚為另一派的主將，手也有一干人馬。
都稱得上兵強馬壯，氣吞萬里如虎。從創作實力與社會影響上說，還數前者，從年齡優勢與黨內地位上說，則要數後者。
在上海沒有爭出個你高我低，一則是魯迅去世了，再則是抗戰爆發了，於是戰場又轉移到延安。
馮雪峰、胡風都沒有去延安，去了延安的是丁玲。丁玲去延安的時間最早，大約在1936年秋，先是到了保安，後來才去了延安。周揚去延安在1937年。此時，時勢不同而人事又大變，一進了根據地，丁玲就顯得勢單力薄了。
有一個職務上的變化是很有意思的，在保安時，丁玲當選為文藝家協會主任，可是到了延安，成立邊區文藝家協會時，周揚就是主任了。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居然還擔任了魯迅文學院的院長。
接下來說，丁玲在延安待不下去了，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去了山西。回到延安，又因為一篇文章，受到批判。
解放後，原本應當平安相處的，不料周揚又動了殺機。丁玲淪為階下囚，也就無可避免，馬烽堅決辭職，退守山西，也就成了是無奈，也是明智的選擇。
歷史老人，絕對是個文章高手，早在丁玲遭受厄運之前，便埋下了一個深深的伏筆，這便是辦了中央文學講習所。
對這一點，我是這樣說的：
富有戲劇性的是，在延安辦過魯迅文學院，且以此拼湊了自己班底的周揚，勝利後一朝大權在握，忘了辦學校的重要性，竟讓丁玲棋先一著。
未必是有意為之，起初或許僅是一種責任感，50年代初期，丁玲辦了個“中央文
學講習所”，到五七年反右前，接連四期，培養了一大批解放區出身的作家。
這些人，有作家的一面，也有革命幹部的一面，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是不易倒臺的，後來大都成為各省區文藝界的鐵腕人物。
這樣一來，當上面的丁玲一干人紛紛落馬後，全國的文藝界便呈現了一種奇怪的格局，上面是周揚一派掌權，各地又多是丁玲的弟子掌權，如山西的馬烽，安徽的陳登科等。
政令不一，各行其是，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那些年，有的人在上面備受冷落而到了下面卻禮渥有加，有的人在下面平平常常，卻會不斷擢升。
於此便可以看出，山西的文脈，是怎樣一個線索。影影綽綽的，是不是這樣幾個點，連成了似顯不顯的一條線。
這幾個點便是：
魯迅—周文—丁玲—馬烽。
我不敢說，我說清了一個問題，我覺得，曲曲折折地，總算說清了我要說的意思。
最後要說的是，我所以寫這篇文章，一半是出於公義，一半是出於私情。
所謂的私情，不是別的，是三十多年前，馬烽和西戎兩位先生，將我一家從呂梁山裡調到省城，改變了我和我家人的命運。
兩位老人的晚年，並不怎麼順遂。這世上，總得有人為他們說上兩句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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