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楊林由先生著《閬中名勝古蹟考釋》一書，內有：“將相堂跋：讀書巖摩崖將相堂三字，世鹹以為南宋初閻蒼舒作。近繆君永舒梯登拓摹，荒草碧苔蔽蝕中見蘇軾題款，蓋嘉祐初過閬所書。與軾書長清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字體極近，與軾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乃軾筆無疑——壬申秋林由識”。
很明顯，楊老確認“將相堂”三字為蘇東波真跡。後來愚又專程登門求教百歲高齡的楊老。楊老認為，過去誤以為“將相堂”系閻蒼舒所題,是受了閻撰寫的《將相堂記》一文的誤導，加之地方文獻中又有“淳熙中太守吳昭夫重新額曰‘將相堂’”的記載，但後經對狀元洞摩崖石刻的認真考證辯識，其實不然。
北宋嘉祐元年（1056），陽春三月，蘇東坡的爹蘇洵,雖屢試不中但為了求得功名，還是懷揣著朋友的舉薦函，引領著長子蘇軾、次子蘇轍，父子三人從老家眉山出發到東京汴梁趕考。父子三人離開家鄉眉山，選擇陸路出川，徑自北上。到成都，過閬中，翻米倉山，出褒鈄谷，發橫渠鎮，入鳳翔驛，途次長安，出潼關，過澠池，於同年五月才抵達東京汴梁（汴梁：今河南開封。見（清）王文誥：《蘇文忠公度詩編注集成·卷一》）。
蜀道之難，自古兇險，蘇氏父子第一次出川，慎選了秦漢以來巴蜀通往關中的戰略要道米倉道：一是因為這條秦蜀幹線古已有之，大道通天，驛站方便；二是蘇軾的二叔蘇渙曾在閬中擔任過“通判”（副知州）並“領州事”七年，正好順道造訪；三是作為當朝名門望族的“三陳”（即陳堯叟、陳堯佐、陳堯諮），此時已聲名遠播、婦孺皆知，“故天下皆以陳公教子為法，以陳氏世家為榮”（[宋]閻蒼舒：《將相堂記》）。況且“狀元，科第之極選；宰相，人臣之極品 ”， 讀書人又怎能不慕名前往，親臨故跡憑弔勵志呢？
又據《輿地紀勝》載：“宋元祐中，雍子儀家於閬州將相坊建會經樓。貯經史子集三萬餘卷，蘇軾為題額，蒲宗孟、範子祿諸人有詩”。閬中文風古來尤盛，時下又出了象雍子儀這種喜讀書藏書的雅事，有人求一墨寶點綴門楣，蘇軾定會應允的。只是這次題額的時間卻在“元祐中”，也即是蘇東坡正以龍圖閣學士出守杭州、領兵浙西的日子。因此，極有可能是應友人之託題寫“將相堂”（在閬中狀元洞的石刻為楷書，縱排,每字約高45cm）三字時,老人家思緒驀然超越了現實的紛爭和宦海的沉浮，回想起父子一行滿腹經綸去趕考、意氣風發過閬中的情景，欣然署上“景佑元年眉山蘇軾”的落款，也算償還了當年的一筆欠帳。
愚夫拙見，或許可以填補《輿地紀勝》所載“蘇軾題額”內容語焉不詳的缺失，也可佐證楊老林由先生“與軾中晚年名款形式相同”的高論，且還可解讀軾若實地觀瞻狀元洞有宋真宗御書賜名“紫薇亭”後，豈敢冒不敬之罪在懸崖上並書題字的懸疑。至於有人僅以《將相堂記》系蘇軾去世八十多年後才寫，便貿然斷定“此係偽託”（見蔡東洲著:《宋代閬州陳氏研究》 ）本人亦不敢苟同。因閻蒼舒文章標題所用“將相堂”之稱謂，並不等於就是閻本人的創新發明,現實生活中也多有對某人某事約定俗成、沿用不輟多年後方才被登記備案或註冊的事例，實不足為奇。
狀元洞宋真宗御書賜名“紫薇亭”
當然，蘇氏父子此行途徑閬中，的確沒有留下行吟之作，表面看來不僅令人費解，似乎也不合常理。但揆其緣由，一是後人蒐集並整理蘇軾、蘇轍兄弟留傳後世的詩作均起迄嘉祐四年（1059），此前（含此次出川赴京趕考期間）的作品皆付闕如；二是蘇軾《蘇廷評行狀》、蘇轍《伯父暮表》等文章中多處提及有關閬中的史事（如“金洋兵亂，閬人恐懼，時方缺守，公領州事，陰為之備．．．．．．”等等）,應屬此期間耳聞目睹、實地瞭解到的第一手材料；三是蘇氏父子當初過閬中，距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方誌明嘉靖22年（1543年）《保寧府志》，也相去近五百年，這期間散佚消失在所難免。就連同樣擅長舞文弄墨的蘇通判（在今天也可以算是“作家市長”了）,不也同樣沒有在他任職的州府（閬中）留傳下任何大作嗎。因此，目前沒有見到不等於當初沒有作品問世，對此應深信無疑。此外，後來蘇轍還有一首《寄題蒲傳正學土閬中藏書閣》，也是對閬中記憶的真實描繪：
朱欄碧瓦照山隈，竹簡牙籤次第開。
讀破文章隨意得，學成富貴逼身來。
詩書教子真田宅，金玉傳家定糞灰。
更把遺編觀得失，君家舊物豈須猜。
（按：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進士出身，曾官翰林學士，其妹嫁蘇渙之子蘇不欺，《宋史》有傳。）
蘇軾趕考，途經閬中，並“剎過一腳”，這看似一件極為平凡的小事，但卻從此改寫了蘇軾的命運（過閬中次年，蘇家兄弟二人便同時進士及笫），讓他有機會登上了近千年前的中國歷史舞臺，恣意狂寫“才子性情”、“本色人生”幾個大字；也因此再次刷新了川人的睿智與才華，讓世人重新刮目相看，在這個西南盆地形成的文化一旦與中原文化相結合，便是蔚為大觀、浩氣長存的獨特風景；更重要的是從此中國文人的氣節、風骨、堅韌、博學、豁達也終於有了一個真實而近乎完美的形象代言。
西諺有云：上帝是不會隨便擲骰子的。歷史註定要為中國人造就一個學問淵博、思想深邃的蘇老夫子，不然中國的文壇就會空虛,歷史也會寂寞。這位以“儒家之骨、道家之血、釋家之魂”鑄就的真身,自稱平生只有喝酒、下棋、唱曲三不如人。他的性格特徵和行為舉止既不象聖人的眼光充滿了深奧冷漠的哲理和智慧，又不象陶潛“卷而還之”採菊東籬以避世；既不象李太白追求“自古飲者留其名”，又不象杜工部“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既不象陸游仕途不得意而放縱人生，又不象屈原戴著精神枷鎖,還要仗劍神遊去“問天”。他是複雜的，也是純真的；他是多元的，也是本色的；他是不幸的,又是萬幸的。這些，倒是與筆者生活的這座千年古城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而考究出一段經年往事，自然也能慢慢從中咀嚼出一番別樣況味······（文/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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