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兩出悲劇。一是萬念俱灰；另一是躊躇滿志。
想結婚的就去結婚，想單身就維持單身，反正到最後你們都會後悔。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人們不會從歷史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據說在英國劇作家中，蕭伯納是除莎士比亞之外作品上演次數最多的人。他一生共寫了52部戲劇，代表作品有《傷心之家》《華倫夫人的職業》《武器與人》《真相畢露》等。他創作的戲劇，往往與現實聯繫緊密，直戳社會痛點，同時充滿戲謔的情節和幽默的妙語。
國人比較熟悉的奧黛麗·赫本主演的電影《窈窕淑女》，便是改編自他的戲劇劇作《賣花女》，講述了一個下層階級的賣花女被中產階層語言學教授改造成優雅貴婦的故事。
《窈窕淑女》角色形象
蕭伯納的作品於1921 年便被搬上中國話劇舞臺。1933年，他訪問中國，掀起一股“蕭伯納熱”。蔡元培、魯迅與他會面，三人在花園草地上合影留念。之後，魯迅在日記中寫道：“午餐一完，照了三張照。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
左起：魯迅、蕭伯納、蔡元培
1925年，蕭伯納因《聖女貞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由於他那些充滿理想主義及人情味的作品——它們那種激動性諷刺，常涵蘊著一種高度的詩意美。 ”他卻並不屑這個獎項，一度考慮拒絕領獎，後來勉強接受，把獎金用來成立文化基金會。
這位傑出的戲劇家逝世於68年前，享年94歲。他的墓誌銘非常“蕭氏風格”：我早就知道無論我活多久，這種事情遲早總會發生的。
蕭伯納的戲劇作品在如今中國不算流行，相關的討論不多，倒是作家王小波曾寫過一篇名為《蕭伯納的》的文章。雖然這篇文章的內容與劇作本身聯繫不很密切，讀者不必看戲後才能讀。而且在今時今日，也許尤其值得一讀。
蕭伯納
蕭伯納的《巴巴拉上校》
王小波
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麼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麼你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
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頓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
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
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瞭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里，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替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麼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
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沉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
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裡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裡誰沒寫過批判稿呢。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裡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裡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裡，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痴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
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裡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優雅，收穫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里，人們可以收穫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里，什麼都收穫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裡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裡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彷彿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裡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
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數。
選自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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