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泰北的中國人家裡，都供著“天地國親師”的牌位。他們看上去比中國大陸更恪守這種人類敬畏與感恩的傳統，歷史與現實，又將泰北華人的家國概念塑造得層次豐富。
兩岸和解啟動以來，孤軍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參與過和大陸的商貿來往，第三代的發展方向變得多元。一位開茶社的老闆告訴我：“孩子發展由他們自己定了，想去大陸發展也行，你們兩岸都開始和解了，我們還怕什麼；到臺灣也可以；留在英國也可以。到清邁也沒問題，那兒房租比臺北低。回到美斯樂？當然好啊，這裡有家嘛”。
50多年前從中國大西南敗退到泰緬寮邊區的原國民黨93師，為世所遺、孤立無援，只能靠為泰國政府征戰，用血肉換取棲身泰北荒山的生存權。作家柏楊的一段題詞道盡他們的悲慘命運：“一群被遺忘的人，他們戰死，便與草木同朽；他們戰勝，仍是天地不容！”他們在叢莽中建立起難民村，度過半原始的艱苦歲月，在泰北原始森林裡繁衍生息。美斯樂就是他們的聚居村落之一。
飄零異域、倥傯半世紀的孤軍甫一找到安身之處，便開辦學校，讓孩子們學習中文，在這荒蕪殘破的絕地，傳承中華文化的薪火。時至今日，在遙遠的泰北，華人仍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斷層。他們與多民族的泰國融合時，一刻也沒丟下世代相傳的中華文明。正如美斯樂的“家長”、94歲雷雨田將軍，在提到泰北華人自我認同時，一次次重複的話語：“我們是中國女兒、泰國媳婦。”
50多年前，原國民黨93師從中國大西南敗退到泰緬寮邊區，伺機“反攻大陸”。隨著形勢轉變，先後兩次撤往臺灣後，餘下數千人，輾轉流落在叢莽裡。他們前無出路，後無援助，靠為泰國政府征戰，換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權，最終在美斯樂紮下了根。
14歲的常麗芳，匆匆到鄉公所見了父親一面，關在鄉公所的父親叮囑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國民黨騰衝縣縣長，抗日時期曾任滇康緬遊擊第二路縱隊司令的劉紹湯。常父說，劉紹湯一定會收她入伍，要她無論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脈。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親、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鬥地主大會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騰衝大戶，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萬多鬥米，“是該被鬥爭清算的人民公敵”。和常家男丁一同被處決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當地大戶。
那時，新中國剛剛成立7個月，雲南騰衝解放才5個月，新的騰衝縣委在徵收公糧時受到種種阻撓，還發生了暴亂。從1950年5月起，騰衝縣委縣政府的中心任務就是剿匪和減租退押。
除騰衝外，中國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國民黨李彌部、李國輝部正在暗中集結，跨過中緬邊界逃亡緬甸組建“復興部隊”。雖是各路人馬混雜，因為有抗日遠征軍26軍93師底子，他們一直以93師自居。
常麗芳就是在這時找到了劉紹湯。不久，劉紹湯帶著她，和原雲南綏靖公署科長馬俊回、滇東機場守備司令蘇令德等人一併逃往緬甸，投奔李彌。
孤軍出現在金三角
1950年前後，像常麗芳、劉紹湯這樣，先後投奔李彌的雲南籍人氏、前國民黨殘軍、邊境兩側土司、往來於邊境的馬幫，多達6000多人。這些人在緬甸、老撾、泰國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暫時駐紮下來。
1950年初，李彌帶著蔣介石的親命從臺北飛回緬甸。李彌要在三國交界處建立“反共抗俄救國軍滇南邊區第一縱隊”。12月，李彌任“雲南省人民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從臺灣回到緬甸的李彌，還從香港帶來了原國民黨39師少將師長、抗戰時期武漢衛戍區司令段希文。段出身雲南講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這支受美國資助的軍隊開始由清邁向中緬邊境轉運。待殘軍在人員、補給上得到初步恢復，1951年4月，李彌指揮部隊向中國邊境上的解放軍發動進攻，以失敗告終。
於是，李彌便不再急於反攻雲南，將精力放到休養生息上。為了給部下灌輸反共思想，他開辦了反共抗俄大學，自任校長。同時他還開展多種政幹培訓，常麗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這一訓練，並被分配到政幹隊第三區。
這一時期，李彌還做了一件對日後影響較大的事——修建了機場。
從此，緬北森林邊這片空曠場地上，經常有不明國籍的飛機出沒，投下食物、軍械。有時飛機會在這個簡陋的機場降落，走下幾名穿美軍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緬甸薩爾溫江以東地區，到1953年已形成了國民黨軍事區，培養了近兩萬人，對外號稱十萬大軍。這十萬大軍不僅揹負著“光復大陸”的使命，還聽命於美國中情局，聯合欽族、印度僱傭軍等緬甸反政府武裝向緬甸政府發難。
緬政府軍在戰爭中慘敗後，以國民黨部隊侵佔緬甸領土，危害緬甸主權為由，狀訴聯合國。聯合國做出了令李彌部撤軍臺灣的決議。
1953年7月，蔣介石派蔣經國飛到泰北看望部隊並傳達指示：“擇佳機，圖反攻。”
1953年底，臺灣當局在撤走5000多人後，對外宣佈精銳部隊已悉數撤離，餘下不聽命的部分，不再與臺灣有關。但事實上，在緬泰老邊界的餘留人馬，還是為反攻大陸準備的。李彌歸臺後，1954年臺灣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島上泰老邊境地區江拉重組“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共分五個軍，五軍軍長就是李彌當年從香港帶來的段希文。
臺灣派來專員整訓“志願軍”，擴充軍械，壯大人員。這支武裝為了地盤和毒品生意，經常和緬泰的各種勢力發生武裝衝突，與中國邊境的解放軍也時有磨擦。緬甸政府再一次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1961年，蔣介石宣佈第二次從泰國撤軍，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國北部還餘下4000人。他們的後代，今天向我講述這段歷史時，會不約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幹全留”，踞此地建立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
留下來的是雲南籍軍人居多，在臺沒有勢力和社會關係的3軍和5軍。他們在政治上被孤立後，又被斷絕了臺灣當局和美國方面的經濟支援，徹底成了孤軍。
常麗芳也成為孤軍的一員。這一年，她25歲。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軍，讓《自立晚報》的編輯柏楊得知了這支懸在泰國北部的國民黨孤軍，以鄧克保的筆名寫成《血戰異域十一年》（後改為《異域》）一書，將這群身處死地的軍人推進了臺灣民眾的視野。沒過多久，這部披露了臺灣當局拋棄殘軍的小說就成了禁書。但它的影響力仍在不斷擴大，影響了臺灣幾代人。
命運交匯的路口？
第二批殘軍撤臺後，為了避開緬軍和泰國政府軍的追剿，段希文帶著5軍逃到一個僅有20多戶人家的傈僳人村子密索隆。密索隆易守難攻，滿山的原始森林雖有老虎出沒，卻可開墾山地。
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和發音，段希文給這裡取了個吉祥的名字：美斯樂。5軍就在這裡安下了家。
段希文個人出資辦了小學，教授漢字，傳授中華文明。自孤軍第二次撤臺後，從臺灣而來的各種援助就隨之斷絕。段希文明白，反攻大陸已成泡影。上世紀70年代初，他做出了對孤軍來說至關重要的決定——宣佈“放棄反攻大陸，不與大陸為敵”。
這是孤軍在泰國艱難生存的轉折點。
這一年是1964年，常麗芳28歲。入泰14年，她早已是一個久經叢林戰的女兵。在劉紹湯的撮合下，她與運輸隊排長馬文通結合了。
她後來生了三個兒女。在她女兒馬嘉媛的童年回憶裡，每個夜晚都看著母親的勞作入睡，家裡堆著似乎永遠也縫不完的軍用被服、子彈袋、運送糧食的米袋。
因為，孤軍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安定。先是為了地盤與泰國政府軍打，站住腳後為了爭奪押運毒品的渠道和坤沙的張家軍打，最後是為了生存權與泰國共產黨打。
孤軍經歷了多次決定命運的戰役。
1970年12月開戰的叭當戰役，泰國國防部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邀孤軍出戰。條件是收復叭當後，孤軍可成立“泰北民眾自衛隊”。對孤軍來說，有什麼比能保留槍支和長期住在美斯樂更誘惑的？
此後5年中，孤軍聯合泰國政府軍6次出征，為泰國政府奪回了叭當，令泰方朝野皆驚。
1980年，69歲的段希文心臟病猝發去世。他的參謀長雷雨田掌管五軍。孤軍在泰國的命運，走到了決定性的1981年。
今天，美斯樂的泰籍華人還時常提起這一年。在第一代孤軍老者口中，它是民國70年或2525年——他們習慣於民國紀年的方式，同時也適應了這個佛國的佛曆紀年。
1981年2月16日，孤軍再度為泰國政府出征，3月8日取得考牙之戰的勝利，泰國內戰結束，泰國王室及泰國政府的地位再無威脅。孤軍得到的回報是：有戰功的和傷亡人員家屬可獲得泰國身份證。
戰後，普密蓬國王走進簡陋帳篷裡，看望傷員。對尊崇王室的泰國人來說，這是多大的榮耀啊，而這些傷兵們對國王俯下的身子竟然無動於衷。有人告訴國王，他們是不懂泰語的中國人。
泰王至此才知道孤軍和政府這樁“參戰”與“入籍”的交易。普密篷親自簽發了第一批2000個泰國公民證給這些泰北流浪者，他們子女到了15歲即可入籍泰國。
中國孤軍在泰北的窘境由此扭轉。他們從此，是生活在山上而不是被困在山上了。
新“孤軍”
在泰北，有一個可通往美斯樂和滿星疊的緝毒檢查站，這裡被稱為“阿卡三角”。此處下山可以通往清萊、清邁乃至曼谷等繁華世界；向右可以進入世外桃源一般的國際觀光區美斯樂；向北則是當年大毒梟坤沙的總部。
雖然孤軍和後代人通過鮮血鋪就了一條下山的路，然而下山的路並不平坦。
常麗芳的女兒馬嘉媛出生在1969年，當時山上的小學只能辦到4年級。馬嘉媛兄妹三人小學4年級以後，就到山下學校就讀。
1980年代初，由於港臺“送炭到泰北”活動的興起，臺灣方面開始關注到泰北孤軍的艱難，每年提供幾十個名額，獎勵優等生到臺灣上大學。常麗芳的兩位哥哥都是趕上了這項資助，得以到臺灣讀大學。
然而到了馬嘉媛中學畢業時，泰北華人入臺規定卻變了：沒有華僑身份或泰國公民證的人，不得在臺灣升大學。
儘管馬嘉媛一滿15歲就去申請入籍，但申請了三年還沒走完泰政府繁瑣的程序。和她一樣沒有拿到公民證的同齡人，在泰北的唐窩、美斯樂、滿堂村等地區還有很多，不少人靠買假護照入臺。
由於無法升入臺灣的大學，馬嘉媛在當地打工。那幾年，哥哥們已經在臺灣讀完大學，拿到了臺灣的身份證。這意味著，他們在臺灣有了合法的身份，可以公平地工作、參與社會競爭、成家立業、購車買房，享受健保（即醫保）。
馬嘉媛終於拿到“泰國護照”時，已是1989年。她來到臺中就讀商專補校，然而，三年後當她從補校畢業時，臺灣的政策又變了——持護照的學生不能再申請臺灣身份證。臺灣方面希望持護照者學成以後能“回到僑居地，在僑居地學以致用，發揚中華文化”（馬嘉媛《我的經歷》）；更何況當時很多孤軍子女手裡拿的還是假護照，一經查出就沒了任何法律保護。就這樣，一批批命運相似的“馬嘉媛”滯留在臺灣，不能合法打工，也沒有護照回泰國，成為新時期的“孤軍”。
1995年，臺灣星光出版社將回臺孤軍子女的文章結集，出版了《孤軍後人的吶喊——我們為什麼不能有身份證》一書。其中一位名為陳紹良的男青年寫道：“撤軍到臺灣的子弟，政府照顧得很周到，撤軍到泰國的子弟，回到臺灣就讓我們自生自滅，這合理嗎？本來我們這群孤軍後裔想去找民進黨員來幫我們處理這件事，可是我們想一想，我們是國軍子弟，父親們為了保家衛國，奉獻了一生……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做。”他已然無意中記錄下1992年民進黨對國民黨所構成的威脅。
兩蔣時期忠貞地受命於“復興”的軍人及後代，在孤苦中始終沒有放棄自己對“中國人”這一概念的認同。
然而，2000年以前，國民黨對孤軍後人身份合法化的籲求反應遲緩。等到民進黨上臺，陳水扁推行“去中國化”，又豈能容得下國民黨孤軍後人居留臺灣呢？直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這一歷史問題才被推進了一步。
天地國親師
今天的泰北，華人的生活業已發生很大變化，禁毒後的美斯樂，果林茶園成為支柱經濟，這塊建有皇家佛塔的風水寶地已成國際觀光區。
一些經濟相對富裕的家庭希望孩子們在曼谷、清邁或國外的大學畢業後，回家創業。第二代積累下的財富，第三代正在用於求學。更多的家庭是希望孩子能在外面多掙些錢，家裡可以蓋起樓房，買得起汽車。
在美斯樂，每年都有不下20戶人家往曼谷輸送大學生，他們有的從曼谷畢業後又出國留學。從曼谷或清邁的大學畢業後，只有少數孩子願意回美斯樂來創業。畢竟在曼谷工作機會多，會華文的學生又能找到一份月薪七、八千或上萬泰銖的工作。
隨著泰北生活的改善、孤軍子弟在泰國就業機會的增多，自然地挽留住一部分華人青年。看到收入水平與臺灣相當，他們開始也像老一代那樣，願意落地生根。
泰北的中國人家裡，都供著“天地國親師”的牌位。他們看上去比中國大陸更恪守這種人類敬畏與感恩的傳統，歷史與現實，又將泰北華人的家國概念塑造得層次豐富。
兩岸和解啟動以來，孤軍第二代中很多人都參與過和大陸的商貿來往，第三代的發展方向變得多元。一位開茶社的老闆告訴我：“孩子發展由他們自己定了，想去大陸發展也行，你們兩岸都開始和解了，我們還怕什麼；到臺灣也可以；留在英國也可以。到清邁也沒問題，那兒房租比臺北低。回到美斯樂？當然好啊，這裡有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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