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边名将王崇古

嘉隆时期 王崇古的从戎经历

终明一世,明帝国与蒙古的对峙关系始终存在,应该说各个阶段的明朝皇帝都很重视北方边务,不过,除了洪武、永乐年间的北伐积极主动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被动收缩、受制于人的状态,偶尔有帝王想效仿先烈、重振士气,也未成气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元亡之后,蒙古草原也一直处于部落纷争,或统一或者分裂割据的状态。嘉靖年间,俺答汗部渐成为漠南蒙古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成了当时明朝北方最有威胁的草原力量。

嘉靖中期,在曾铣等人的主导下,甚至重启“复套”战略,可惜在后来,这一战略计划毁于阁臣内斗,俺答汗部也不断趁机南下犯边,甚至在“庚戌之变”中被蒙古骑兵包围北京城达八天之久,给内地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

镇边名将王崇古

镇边名将王崇古

镇边名将王崇古

嘉靖、隆庆时期,针对俺答部的屡屡犯边,明朝北方边镇将官除了实施修筑边墙和练兵两项防边大计之外,也曾经多次挥兵出塞,采取“捣巢”“赶马”“烧荒”等策略,对蒙古诸部给予打击。所谓捣巢作战其实与蒙古鞑靼犯边一个道理,主要是进击袭扰对方,进而破坏和制造混乱,这时的明军出塞,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此来遏止蒙古鞑靼部可能发动的攻击和掠夺。

隆庆时期,曾任三边总督的戍边重臣王崇古(1515年-1588年)就曾多次指挥对蒙古鞑靼部的捣巢作战。

王崇古,字学甫,蒲州(现在的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西)人,明朝著名边疆大臣,其一生中业绩最多的是在边疆。史称“崇古身历七镇,勋著边陲”。

镇边名将王崇古

王崇古

嘉靖二十年(1541年)时,王崇古中进士,先后在刑部、安庆、汝宁等部门和地方工作,因喜欢谈兵论战,后又调任常镇兵备副使,战斗在抗倭一线。期间,随俞大猷追倭出海,多次建功,显示了其军事才能。因功又升为陕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

在河套地区为吉囊之子吉能占据,明朝边将“总督陈其学无威略,总兵官郭江、黄演等皆败死,陕西巡抚戴才亦坐免”的情况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七月,朝廷提拔王崇古,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开始巡抚宁夏,成为明朝北边的封疆大吏。

隆庆元年(1567年)十月,王崇古兵部升任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军务。《明史》中曾记载王崇古在巡抚宁夏期间,多次取胜,确保宁夏安定的战线,称“崇古喜谭兵,具知诸边厄塞,身历行阵,修战守,纳降附,数出兵捣巢。寇屡残他镇,宁夏独完。”

王崇古从隆庆元年以来,就开始大规模整修工程,《明穆宗实录》中记载,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以宁夏镇修边工完,赐总督御史王崇古、总兵官雷龙、兵备金事方岳、副总兵刘济等各银两有差”;十月“以延绥镇、靖堡、龙州城等处修边工完,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赵岢及管粮副使杨锦银两有差”;十一月““以延绥榆林石砍墩等处修边工成,赏总督王崇古、巡抚李尚智、总兵董一奎、参将徐仁等及先任总督霍冀、巡抚王遴、总兵赵奇各银币有差。”

期间,王崇古用军法督战,又指画地图,袭破敌营,数度建功,《明史》称“崇古在陕七年,先后获首功甚多。”

把汉那吉降明

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王崇古又改总督山西、宣府、大同军务。是年九月,漠南蒙古土默特万户把汉那吉因为和祖父俺答汗发生矛盾,转而率手下投奔明朝。把汉那吉进入明朝边境之后,王崇古是第一个向朝廷正式报告此事的。《兵部奏疏》对王崇古的报告是这样描述“本年九月十七日,适有北虏酋首俺达嫡孙把汉那吉率其妻奴八人,‘自大同西路败胡堡投降。随该分守平虏卫参将刘廷玉呈解巡抚大同都御史方逢时,行委山西行都司掌印都司王应臣,会同大同府知府程鸣伊,译审明白,会同镇守大同总兵官马芳,咨呈到臣。”

镇边名将王崇古

俺答汗

据方逢时的《大隐楼集》记载,其接到报告后,也担心其中有诈“虞其诈,译审至再,情款无异,遣中军官康论率锐骑五百受降”,并将把汉那吉暂时安置下来,并向王崇拜进行了汇报,并根据情况提出了上、中、下三种应对之策,其中上策就包括利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的计策。之所以利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是因为这些汉人头目在投降蒙古以后,为了自己的私利,经常挑唆蒙古贵族南下犯明,明政府虽然多次下令通缉,但收效甚微。

随后,宣大地方官员把打算用把汉那吉与板升汉人头目进行交换的方案上报给了朝廷。把汉那吉突然投明,对于紧张的明蒙关系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危机事件,考验着以明穆宗为首,高拱、张居正等中央内阁官员,王崇古、方逢时等地方大员应急处置的能力。

嘉靖三十六年时,明蒙之间曾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桃松寨事件”,彼时,俺答汗之子黄台吉的小妾桃松寨因有私通,惧怕黄台吉惩罚,于是投奔明朝,结果总督杨顺贪功,弄巧成拙,蒙古黄台吉部派兵杀掠大同堡近六个月,使明朝遭受了严重损失。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前车之鉴,这次的“把汉那吉”归降,同样是朝议纷纷,顾虑重重,均言敌情叵测,畏首畏尾的大臣们表现出了不愿意缓和与蒙古关系的意思。

廷议结果未定,明穆宗朱载垕就令兵部再议,兵部的答复认为这次把汉那吉是因一时冲动而来,后期情况未定,不好收降,而且俺答也驱兵来要人,就让王崇古仔细盘查,如果确认把汉那吉这次来降是真心的,就先给予赏赐,先稳定人心,其他的相机处置。

虽然朝中有不少人反对宣大地方官员拿出的处置方案,但是以高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班子,认为这是解决明蒙关系的大好时机,王崇古和方逢时的建议可行,经过高拱、张居正的推动,明穆宗朱载垕力排众议,下旨同意了王崇古的意见。封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为正千户,还各照品赐赏大红綺丝一袭,并要求王崇古等按原计划用心处置。

把汉那吉投明之后,引发了连锁反应,另一边蒙古俺答汗部也不断有小股蒙古人越境投降明朝,双方在边境小股冲突不断。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王崇古、方逢时等宣大地方官员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强边境警戒,防范俺答骑兵来犯,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与俺答谈判用把汉那吉交换板升汉人头目的事宜。这时的俺答自然坐不住了,虽有进犯之意,但还是不敢大动干戈,生怕明军将把汉那吉杀掉。

但王崇古先后派出两批谈判使臣,均被盛怒的俺答杀掉。在这关键时刻,明军营中旗牌官鲍崇德自靠奋勇,前去谈判。起初俺答并不接受用板升汉人头目换取把汉那吉的提议,主张用牛羊来换回把汉那吉。鲍崇德对俺答说“中国富有四海,岂利尔牛羊财宝哉!”,并说如果俺答同意退兵,并交出以赵全为首的板升汉人头目的话,就会立刻放回把汉那吉。经过谈判,俺答接受这一交换条件,并又为其子黄台吉求官乞封,要求与明朝铁锅布帛互市。这时的明边境,方逢时镇守的大同东塘坡,黄台吉率领的蒙古骑兵正气势汹汹、兵临城下,面对城池防守薄弱的现实,方逢时效仿诸葛亮的空城计,派使臣拿着把汉那吉的一支箭去见黄台吉,成功游说了黄台吉退兵。不过,在王崇古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方逢时在大同智退黄台吉兵马后,结果黄台吉兵马在撤退中遇到了宣镇的驻防兵马,任其由拒门堡出边境。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姚继可为此弹劾方逢时,认为其畏敌观望不进,好在有内阁高拱、张居正等人力保,未予责罚。

《明穆宗实录》卷五十中记载,明政府对王崇古、方逢时等人这次妥善处置边境危机的结果十分满意“上嘉诸臣御虏之功,诏先赏崇古银三十两,舒丝二表裏,总兵赵苛,巡抚方逢时各二十两,一表裏,原任重兵胡镇、副总兵刘国各十五两,参将葛奈各十两。”

在具体人员互相交换过程中,俺答本想先让明政府将把汉那吉交回,然后俺答方面才交回板升汉人的头目,被明政府拒绝,坚持要求俺答先交回板升汉人的头目,最后迫使俺答同意这一交换流程。

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五日,俺答调回入侵边内的骑兵,并将八十余名被虏的明朝人口送回,当月八日,又安排兵马引渡赵全等板升汉人头目到明朝边关。直到明政府接收这些板升汉人头目,后来将其明正典刑。

镇边名将王崇古

由于这期间王崇古等人还未接到明穆宗遣回把汉那吉的旨意,还不敢擅自与蒙古方面进行交换行动,而这时俺答派遣的使者已经在边隘等待明朝答复,每日催促。为了不让俺答人马焦虑,认为明朝政府不守信用,明朝边防将官也做出了积极努力,以国家大局为重,据《兵部奏疏》中记载,当时的副总兵“田世威恐各犯日久展转,会同云石堡守备苑宗儒各将亲丁送入虏营为质,先将赵全等押入云石堡。”原来,苑宗儒主动提出将自己十二岁的儿子和两个弟弟送到俺答那里作为人质,先让俺答汗交出赵全等四人。俺答对明将的这一举动十分感动,认为明朝政府果然讲求信用,此举终为把汉那吉事件的顺利解决发挥了关键作用。

隆庆四年(1570年)十一月十六日,明穆宗的圣旨终于到达边境,虽然把汉那吉“恋恋不忍去”,十一月二十一日,明朝依然派员护送把汉那吉出境,将其顺利地送回到蒙古右翼土默特部。

隆庆和议告成

把汉那吉事件后,蒙古俺答不失时机地向明朝提出了“贡市”要求。王崇古认为把汉那吉事件已实现和解,俺答此时的“贡市”要求合情合理,有利于维护所取得的成果,于是再次上疏朝廷,阐述与蒙古实现封贡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八条建设性意见。

奏疏送达朝廷,一片哗然,因为嘉靖年间,明穆宗严令与蒙古有任何贡市关系,王崇古的奏疏明显是要废除禁令。好在最后明穆宗拍板确定此事,平息朝中争议。之后的几个月中,明朝与右翼各万户经过进一步磋商,达成了封贡和互市贸易协议,史称“俺答封贡”。

镇边名将王崇古

俺答封贡

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十八日,明穆宗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五月,明蒙在大同得胜堡外举行了封贡仪式,隆庆和议告成,结束了明蒙之间二百多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明朝与蒙古和平互市的局面。

隆庆和议之后,王崇古又被诏进太子太保之衔。不过,王崇古还没有放松警惕。虽然北方边警不再像之前严重,但是仅仅依靠明蒙双方的间一纸和议是难以确保这种安定的。唯有加强军事建设,发挥长城防线的军事防御作用,才能够真正确保大明江山安定,减轻蒙古对北京的压力。对此,王崇古在任期间,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改变嘉靖年间边备废驰的状况,为其后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提供了有利保障。

万历元年(1573年)九月,王崇古调入京城,负责督理军营。此后,屡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王崇古告老还乡,万历十六年(1588年)王崇古病故,赠太保,谥襄毅。

综述

在与蒙古俺答部交涉的这段时间里,明政府内部就与俺答“封号”“互市”是否可行进行了激烈辩论,“其时朝议汹汹不定”。 身为封疆大吏的宣大总督王崇古等官员在这期间不断向兵部和内阁提交奏疏,陈述利弊,是推动“俺答封贡”具体实施的执行者;当然,这期间,面对不同言论,王崇古也得到了朝中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悉心筹划、指示和支持,能够力排异议,尽心竭力保护王崇古;当然,还有明穆宗朱载垕的坚定支持和拍板,最终圆满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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