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考古人的一輩子，可以挖出多少件被稱之為“國寶”的文物？有的人，終其一生也未遇到一件,而在本期《國家寶藏》的舞臺上，甘肅省博物館的三件“鎮館之寶”：
銅奔馬、驛使圖、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都與一個人有關。這位傳奇的人物，就是張朋川。
他的傳奇，不僅在於遇見了三件國寶，還在於不斷的“跨界”。從繪畫到考古，從考古到美術史論，從甘肅省博物館副館長到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這些在旁人眼中跨度很大的領域，卻都在張朋川的一生中發生碰撞。跨越的背後，不變的是他無畏艱難的探索之心和持之以恆的熱愛之情。
張朋川的人生裡有兩個重要的地方：甘肅和蘇州，一北一南，相隔兩千公里。他在甘肅工作了35年，在臨退休前兩年去了蘇州大學做博士生導師，在58歲時登上了講臺，還籌辦了蘇州大學博物館。今年，他77歲，身上仍然帶著年輕人的活力和熱情，做研究，帶學生，出專著，一刻未停下腳步。他一直努力做一個“跟得上時代”的人，對新東西毫不排斥，微博、微信上手都很快，願意瞭解時下年輕人的潮流。最可貴的是，他那顆頑童般的赤子之心，在經過了那麼多人生轉折之後，仍然沒有被風風雨雨澆滅。
“我的運氣非常好，第一次參加考古活動就遇到國寶級文物。”
張朋川出生在一個藝術世家，父親是學繪畫的，母親搞雕塑設計和創作，著名詩人艾青是他的舅舅。休息日的時候，母親會帶著他到舊貨市場淘藝術品。在這樣的薰陶之下，張朋川很快展露出對繪畫的興趣和天賦。
1956年，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在上海設立考場，從報名的1300多人中錄取6個人。張朋川順利被錄取。他獨自來到北京求學，從附中畢業後，又順利進入中央工藝美院。因為想畫大畫，於是填報了壁畫系。這一路上，他遇到了諸多大師級別的師長們，如朱膺、盧沉、張仃、龐薰琹、常沙娜等等。張朋川不僅從他們身上學習了過硬的專業知識，更得到了人生方向的指點。在畢業關口，常沙娜鼓勵他去敦煌，因為敦煌是世界壁畫寶庫。除了敦煌以外，甘肅省境內石窟壁畫也很豐富，比如說炳靈寺、麥積山、馬蹄寺等都非常有名。那個時候除了敦煌以外，全省其他的石窟都歸甘肅省博物館管理。於是，剛剛畢業的張朋川就被博物館招募為壁畫臨摹的專業人才。
1969年，武威郊區發現了一個規模較大的古墓，甘肅省博物館就派了一支四人小組負責挖掘清理。因為三個墓室頂上都有蓮花圖案，需要記錄和臨摹，所以張朋川就作為最年輕的成員入選了這個小組。當時的他們不知道，這座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奔馬”會在日後名揚海外，家喻戶曉。除了銅奔馬，武威雷臺漢墓還出土了100多件銅車馬和人物俑，數量之多，類別之豐富，價值之珍貴，為張朋川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他不滿足於臨摹壁畫，還自己去閱讀古籍，研究墓穴的結構、古錢幣的形制、銅奔馬的步伐，這些經歷為他跨界考古領域打下了基礎。
1971年，嘉峪關報告發現壁畫。張朋川就帶著一卷鋪蓋，在嘉峪關的戈壁灘上住了一年。沒有房子，所謂“家”就是一個廢棄的驢圈。沒有門簾也沒有床，弄塊木板，鋪點稻草，去旅館弄幾床被子就算好了。當時沒人來偷東西，也沒什麼好偷的。環境這樣差，但是張朋川的心態卻很好。每天除了去挖墓之外就是看書，專注而簡單。從實踐和書本中，張朋川逐漸積累了豐富的考古知識。他在嘉峪關期間，一共發掘了八座墓，有六座是壁畫墓，出土了213張壁畫，填補了魏晉美術史上實物資料的空白，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驛使圖。當時魏晉壁畫墓進行發掘時，意外發現了一個盜洞，張朋川因為個子瘦小，就先拿個手電筒爬進去看一看。當他越爬越深，手電筒的光照亮前方，他一抬眼，就看到了這幅顏色鮮麗、線條流暢的驛使圖。“太漂亮了。”張朋川忍不住感嘆。這一眼，穿越千年。
當張朋川回望這些往事，總是感慨：“我運氣很好，第一次參加考古就能碰到這樣的墓穴，挖出了國寶級文物。”但其實，幸運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張朋川年輕時趕上了一個動盪的時代，大時代的變化有時也會打亂個人的追求。但他在最艱苦的時候，仍然沒有放棄讀書和學術上的理想，堅持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命運就以與國寶獨特的緣分來回報這份赤子之心。
“從此，中國多了一個比仰韶文化還要早的大地灣文化。”
就這樣，張朋川在西北越扎越深，一邊從事著壁畫臨摹，一邊也進行著考古工作。這樣的跨界還受到了老師龐薰琹的鼓勵。他在來信中殷切地對張朋川說：“我國有幾千年的文化，許多東西至今還埋在地下，考古工作還是要發展的，可是我國幾乎沒有人研究美術考古，所以你這些年來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個人是希望你在這條路上鑽深鑽透，這將對我們的文化事業是一大貢獻”。
張朋川身上另一個可貴之處，就是他的思考能力和創造性。1972年，他在甘肅省博物館看到一本瑞典考古學家巴爾姆格倫寫的《半山與馬廠隨葬陶器》，這是一本體例完整，記述詳實的考古學著作。也許一般人讀完了就讀完了，可這本書對張朋川卻產生了很大的刺激。因為他發現，當時甘肅彩陶已經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有很多精美的陶器被國內博物館和世界許多大博物館收藏，可中國和彩陶相關的只有兩本薄薄的冊子，缺少一本全面、詳實、圖文並茂並帶索引的“彩陶圖譜”。“既然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書，不如由我來做這個工作。”
於是他開始研究彩陶、蒐集資料。1974-1975年間，張朋川參與了齊家坪、張家臺兩處考古發掘，他在完成主要工作——畫墓葬圖以後，就開始把當天出土的彩陶畫出來。這不是誰給他佈置的任務，而是完全憑著個人的決心和熱愛，這一畫，就畫到了1982年，一共畫了2000多張手繪圖稿，這就是《中國彩陶圖譜》的雛形。
除了自己親手考古發掘到的彩陶，張朋川還全國各地跑，進行實物測量繪製，一共跑了11個省，幾十個博物館。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從甘肅到山東，火車上沒有座位，他就擠在過道里，從甘肅一直蹲到了山東。雖然物質條件很艱苦，但各個單位聽說他繪製圖譜的事情，都很支持。時任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的蘇秉琦先生得知了這本書的內容，更是願意連續兩個月每個禮拜抽出兩個下午來和張朋川一起討論書稿。“本來我覺得自己已經把稿子寫完了，聽了蘇先生的意見，就覺得自己只不過寫了一個草稿而已，就重新開始寫第二稿。”在張朋川精益求精的追求下，
《中國彩陶圖譜》這本書終於在1990年順利出版，出版後就獲得了首屆中國優秀美術圖書獎金獎。這對於中國彩陶研究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1978年，張朋川去西安考察，受到啟發，產生了在甘肅省內找仰韶文化彩陶的念頭。他們一行四人乘著一輛軍用吉普車去甘肅東部，沿著渭河流域、葫蘆河流域，一個一個地去調查河兩岸的遺址。到了秦安縣，在當地人家裡發現了彩陶瓶，張朋川他們就住下來考察。沒想到第一個探方下去就是開門紅，挖出了兩隻五十公分的彩陶大盆，距今將近6000年曆史。“第一個房子裡就能挖出這兩樣東西，那我就走不了啦。”越往下挖，出土文物的年代就越早。當他們挖到半坡層，就發現了非常完好的成片的房子，基本上就等於挖出了一個完整的原始村莊。本來不捨得再動，想要在這裡像西安半坡一樣建一個遺址博物館，但是又想這麼偏遠的地方，可能也不會有人來看，就又往下挖。這一挖不得了，一下子挖到了八千年前。
“重構中國美術史，就是要去偽存真、破除偏見”
2000年時，58歲的張朋川已經是甘肅省博物館的副館長，兩個女兒在上海工作，分別繼承了他的美術和考古兩項專長，做了大學老師。在別人眼中，他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可以準備安心退休，頤養天年了。但他卻在這一年，做出了極有挑戰性的一個決定：出任蘇州大學設計藝術學的博士生導師，舉家搬遷蘇州。
新的專業，新的身份，新的生活地點，並沒有嚇退張朋川。他很快就適應了新生活，幫助蘇州大學拿下了“設計藝術學“的博士點，還擔任了蘇州大學博物館館長，實現了蘇大博物館從無到有，再到能夠開設琳琅滿目的展示項目的實力規模。他的女兒張晶曾評價他，“他在創造力上是最頂尖的，不願意重複別人的事情，總是有一些別人不太有的想法，這也是他持續往前走的一個特別重要的動力。”
站在講臺上，他也會講起過去在甘肅考古的親身體會，和從那些良師益友身上獲得的啟發。他說，“我雖然之前沒有做過老師，但是我做過很長時間的學生啊。你看我接觸的那些老師，從朱膺到劉力上，從龐薰琹到祝大年、常沙娜，都是非常厲害的名家。我從他們身上學到的經驗和氣度，可以很好地繼續傳給年輕人。”從2000年當老師以來，張朋川已經帶出了21位博士生，大多都去了高校當老師，再去教更年輕的學生。
當問及他現在的心願和目標，他說現在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重構中國美術史”。這件事情的起心動念裡，有他對於繪畫的深厚基礎，也有他讀書的獨到思考。他發現中國古代對於繪畫的評論往往分散在文人墨客的文章裡，都是零散而不成系統的。“而且光看文字會出很多問題，比如你看有些書裡大力褒揚某個畫家，一查呢作者是這個畫家的學生。又有些文章極力貶低某個畫家，一看呢作者是這個畫家的對頭，這樣的情況太多了。我的研究就是要去偽存真、破除偏見，把對畫家、畫作的評判，拉回到基於畫作研究本身的軌道上來。”
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而張朋川找到的突破口就是《韓熙載夜宴圖》。他以“圖像志”為研究方法，來對《韓熙載夜宴圖》留存至今的九個版本進行比較研究，這是他“重構中國美術史”的起點和嘗試。這一步邁出去了，他就不會輕易停下和放棄。
七十七歲，一個大多數人都已經在家裡含飴弄孫的年紀，張朋川重構中國美術史的計劃卻剛剛開始。年齡、地域、專業對他來說從來不構成限制，從北京到甘肅再到蘇州，從繪畫到考古再到美術史論，他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什麼叫
“人生無界，探索無涯”。（本文部分素材源自《張朋川訪談錄》）
撰稿 | 許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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