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期間，一批留下來的外國友人，用手中的筆、相機、攝影機等，記錄下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暴行，是把惡魔送上刑場的重要證據。其中，
約翰•馬吉牧師拍攝的16毫米膠片影像，以及約翰•拉貝記錄的《拉貝日記》，是最為重要的史料文獻之一，已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然而戰後，這兩份珍貴資料的原件，卻一度去向成謎。
它們到底是如何被發現的？
今天上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捐贈儀式，旅美華僑邵子平先生向紀念館捐贈了58頁手記，詳細記述了約翰·馬吉膠片母片的尋訪過程。
德籍華人邵華女士從德國檔案館得到的兩份關於南京大屠殺時期的文獻資料——《羅森致德國外交部的報告》電子版，也在儀式上一併捐贈給了紀念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凌曦，向邵子平先生及邵華女士頒發了收藏證書,以及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聘書。
撣開歷史的塵埃，發現消失的鐵證
抽絲剝繭，一步步接近歷史真相
戰後，尋找與發現約翰•馬吉拍攝影像的過程，就像一部偵探小說。
1991年，旅美華僑邵子平先生輾轉5300公里，抽絲剝繭，歷經千辛，才最終發現並公諸於世......
故事要從1988年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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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在聯合國總部從事人力資源與法規工作的邵子平與一批美籍華裔熱心人士，在紐約先後創立了“對日索賠會”、“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立志要為在南京大屠殺中的遇難同胞討回公道、爭得賠償。尋找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證據便成為他們的重要目標，馬吉影片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證據。
1988年公佈的1938年2月時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政務秘書羅森提交德國外交部的一份報告中，提到了馬吉影片拷貝與解說詞，稱此影片“是日本人所犯殘暴罪行有說服力的見證”，並認為“解說詞和影片本身都是一部令人震驚的時代文獻”。這份報告在1990年12月17日被日本《京都新聞》發現，在日本報紙以大字標題刊出後，由於一直沒有找到影片拷貝，日本媒體稱為“鬼片”。
馬吉牧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拍攝的受害者近景影片，於1938年1月，由另一名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帶到上海製作了四部正片拷貝。一部給了德國駐中國大使羅森，一部給了一位英國傳教士，第三部被美國傳教士喬治．費奇帶回美國。第四部下落不明。
循此線索，1991年初，邵子平從紐約直奔位於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的聖公會總部，行程2,520公里。在那查到馬吉回美國後，任職於華盛頓特區的聖約翰教堂，並曾在白宮主持了羅斯福總統的葬禮。
到了華盛頓的聖約翰教堂，邵子平急切地問：“馬吉牧師現在哪裡？我們能不能訪問他？”教堂牧師回答：“馬吉已於1953年去世，生前曾在耶魯大學教堂做最後一任牧師。”
1991年7月7日（找到聖公會總會的電話）
邵子平又馬不停蹄地趕到康州紐海文市，果然，馬吉牧師的資料都在那裡。邵子平欣喜地問耶魯大學神學院檔案館館長：“有沒有影片？”館長說：“有馬吉的私信和他拍的照片，但沒有影片。”
邵子平不甘心，追問道：“那他總有家屬吧？”這句話倒提醒了館長。館長思忖道：“對呀，是他兒子把這些材料送給我們的，他住在紐約州Rye鎮的 Grace Church St.。”“什麼？！”邵子平驚喜不已：“我家就住在Grace Church附近啊！”
1991年7月11日-1（聯繫上馬大衛，獲知其住址）
從北到南，5,300公里一路風塵，穿越了大半個美國，最終竟然在家門口找到馬吉後人。
折回紐約，邵子平夫婦立即拜訪馬吉牧師的次子大衛．馬吉。那是1991年5月。
當年66歲的大衛．馬吉已從摩根銀行副總裁職位上退休，住在與邵子平家僅隔兩條街小島上的一棟臨海的別墅內。
出生於中國的大衛．馬吉與邵子平一見如故，開口就是中文“我叫馬大衛”。邵子平也開門見山說：“我想看你爸爸（的遺物）。”馬大衛帶他看了父親寫給母親的家信、卡片與照片。
“有沒有影片？”邵子平問。“有啊，就在樓下的地下室裡。”邵子平一聽，太高興了，立馬說“我們下去找吧！”
房子很大，有兩層樓，地下室堆滿了雜物。
他們最終在地下室找到了4卷銅盒裝的膠片，上面還有馬吉牧師的親筆說明。邵子平逐個查看，“一箇中國孕婦被刺了39刀”、“一個小男孩被刺”......
這正是馬吉拍攝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現場的原片啊！
1991年7月12日-1（第二次去馬大衛家終於找出馬吉影片李虎南京大屠殺的膠片）
節選自陳旻《萬里穿梭美利堅，尋獲日軍暴行片》
文匯報2018年4月3日報道
邵子平
邵子平先生1936年出生於南京鼓樓醫院，在南京度過童年與少年，後長期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曾對《拉貝日記》的發現、公佈作出重要貢獻。
邵子平先生表示，將繼續為我館努力尋找馬吉所拍影片的37分鐘版本。
讓《拉貝日記》的發現歷程被世人熟知
說到《拉貝日記》被公諸於世，不得不提到德國牧師戴克先生。
正是他對拉貝先生外孫女萊因哈特夫人的努力勸說，才讓《拉貝日記》得以重見天日，轟動世界。
而邵華女士，將戴克先生事後的敘述，翻譯成為了中文，交給了大公報記者陳旻，才再現了各方人士共同尋找《拉貝日記》的曲折過程。
而邵華女士一直謙虛地稱自己是“邊緣人”。
邵華
德籍華人，曾為尋找《拉貝日記》牽線搭橋。
謝謝你們
邵子平先生說，在尋找歷史證據的時候，在許許多多的環節，曾獲得來自各方人士的幫助。這些為讓歷史真相浮出水面而默默努力的人，其堅持、執著、奉獻的精神，令人敬佩。
對於紀念館來說，廣泛徵集文物史料是我們的職責，講好文物背後的故事更是我們的使命。感謝曾經、現在以及將來，把珍貴文物捐贈給我們的人，你們更讓我們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方向、責任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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