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現在國內有多個大大小小攝影展,有專業的、也有業餘的,愛好攝影的文藝人士總會想跟同好分享照片。如果要問第一個非官方的攝影展是什麼時候,估計絕大部分人都答不出來。答案是:1979年,北京的一群年輕人以完全民間的方式籌辦了建國以來首次非官方攝影展,並因此組織了一個民間群眾攝影團體——四月影會。其中四月影會的一位重要成員:任曙林,寫下了對當年參加影會展覽的獨家記憶。

作者 & 攝影 | 任曙林

來源 | 公眾號“穀雨計劃”(ID:guyuproject)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中學生在操場,北京,1981年6月。

我喜歡拍照片開始於“文化大革命”中。新華書店裡只有一種講攝影的書,是上海出版的,很薄,比一般的書窄,有一條黑邊,多是關於技術方面的。那幾本書都快被我翻爛了。能看到照片的那幾本畫報,總是那一套,沒勁。後來發現了一本《人民中國》,好像是日文的,裡面的圖片挺新穎,那段時間我經常剪貼它,心想這本雜誌的記者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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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見到好東西,是在1978年有機緣參加了池小寧家的星期五沙龍以後。那是一段惡補時期,還有那形形色色的各路豪傑,好像一下子從地裡冒出來。

這個沙龍不知為什麼把學習的時間定在星期五晚上,那時星期六還要上班,我需要從盧溝橋準時趕到北京西城的新太平胡同11號,那是池小寧的家,也是我們學習的課堂。學習結束後,我必須坐夜班車趕回盧溝橋,不能耽誤第二天上班。在參加星期五沙龍之前,我跟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位攝影師學過幾個月,不時跑到勁松他的家裡去上課。他的教法有些蘇聯,由於是父親老戰友的介紹,我必須認真,不過說心裡話,他拍的電影我不喜歡。他總是用他的電影鏡頭給我舉例,特別講究光線,畫面的結構分析。他每次都給我佈置些作業,我好像沒怎麼完成,因為我對他的講授沒有感覺,越聽越茫然。幸好不久之後參加了星期五沙龍,我獲得瞭解放,又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在星期五沙龍,大家談起攝影都是來自自己的實踐,自己的經歷,鮮活而生動,故事性很強。這裡有野外拍景的,也有室內拍靜物的,有街頭拍紀實的,也有專拍人物肖像的。有一點大家是一樣的,都是自己沖洗膠捲,自己放大照片。手藝不同,暗房功夫五花八門。在1978年到1979年,我們在池小寧家搞過兩次攝影展,那時叫觀摩,相互切磋非常過癮。三間平房,大屋環室兩圈小線,大小不一的手工放大黑白照片,用曲別針固定在小線上。1979年元月那次內部攝影展,我們還設計了沙龍的徽標,放在展覽的第一位置,大家很是自豪。

這個沙龍什麼人都請,畫畫兒的,寫詩的,搞雕塑的,拍電影的,甚至還有放大專家,造照相機的。我們的老師狄源滄先生懂外語,他有許多原版畫冊,最寶貴的是他從不照本宣科,總有自己的立場和見解,縱橫馳騁。我們每每把自己的照片交給老師評論後,他會記住,說不定哪天講到那位大師時,冷不丁把你的哪張照片列舉出來,這是令我們驚喜的時刻。

經常來沙龍的有二三十位,幹什麼的都有,攝影題材、手法五花八門。1979年元月份,王志平和李曉斌來到星期五沙龍,那是兩位風格截然不同的江湖高手,從開始的相互打量到相互認可,這歷史性的會面奠定了後來四月影會的基礎。有一段時間北京東四三條35號成了我常去的地方。王志平的家與池小寧家風格不同,餘則相同,都是進屋沒地方坐,沒水喝,卻人滿為患。彼此熱情交流,誠心相待,這氛圍、這感覺現今已經很難尋覓了。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1979年4月26日,北京中山公園。四月影展影響頗大,有關方面組織了座談。星期五沙龍是影展中獨特的一群,開會時大家也要坐在一起。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1979年4月26日,北京中山公園。四月影展影響頗大,有關方面組織了座談。星期五沙龍是影展中獨特的一群,開會時大家也要坐在一起。右二為任曙林。

大家在1979年4月中山公園舉辦了第一回展覽《自然·社會·人》 ,那時真是思路開放、百家爭鳴。我對第一回展做了詳細的筆錄,七次往返盧溝橋工廠與北京中山公園蘭室,逐幅編號採寫,或褒或貶,隨心而去。四十五位作者的一百七十餘幅作品,連同它們的標題與配詩,最終彙集成一萬五千字的備忘錄。記得我把女友也叫到現場,讓她把觀眾留言全抄下來。那次看展的人特別多,又喜歡留言,幾天就可以寫滿一本。四月影展第二回在北京的北海公園舉行,那一個月的畫舫齋也是天天人滿為患。那次展覽有印刷目錄留世,我不用站在現場受累了。

參加四月影會與離開工廠幾乎是前後腳。到了新單位又幹上了攝影專業,那時的心勁兒之高可衝雲霄,煤炭科學院要求我經常出差,正中我下懷,滿身的野性正想要釋放出來呢。那一兩年,綠皮火車載著我開始了真正的周遊世界,少年時畫的地圖今天終於可以實地看看了。有所不同的是,經過星期五沙龍和四月影會,我走在路上再也不是看風景那麼簡單了。我與景物之間有了一個鏡頭,透過它去看,所有的東西都不一樣了。我在鄉村和城市間遊蕩,什麼都拍,隨意得很。人在旅途心思單一,感受就多,這樣拍起照片來就很痛快。坐火車時,我就從車頭拍到車尾,無論男女老少,包括乘警,“一網打盡”。中小城市的演出,我敢到舞臺中央取景,居然沒人把我趕下去。這期間,我還喜歡同人聊天,不管什麼人都能套上近乎。這種不規範的採訪給我的拍攝帶來不少機會和好處。

阿炳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一次行走到無錫,尋找遺蹟不見,就找到電影《二泉映月》的作者,很真切地採訪了一番。一下子知道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真實與細節,阿炳不再是偶像,更像個可以親近的老人。照片是要拍的,我跑到無錫市錫劇團,找到團長,說我要給在電影中扮演琴妹的演員拍照片。我不知道當時人家怎麼就同意了,把演員叫來交給我。從練功房到宿舍,最後我還把女孩帶到街市和野外折騰了一番。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錫劇演員叫袁夢婭,《二泉映月》女主角。江蘇無錫,1980年5月。

無錫到處是河,街巷人家令我著迷。傍晚時分,家家的生活都呈現在眼前,北方的我只是擔心膠捲不多呀。一條漁船迎面駛來,但見船家搖櫓使槳,太有風情了!誰知,看時遲,走得快,挺大的木船一晃而過。好在無錫水路與街巷密切相連,這個河口錯過,可以跑向下一個。好在那時精力旺盛,手持120雙鏡頭相機扭頭就是一通狂奔,趕到下一個河口,船已行過。速度不夠,加速而已,又是一個幾乎短跑的衝刺趕到再下一個河口,船已近前,拍了一張不過癮,繼續狂奔。就這樣,為了一個船家,我跑過好幾個街巷,氣喘不止,終於追上,滿是人氣的一條船來到近前。不知是否精誠所至,我登上了船,看到了那陌生而真切的世界。真好啊!滿眼鮮活,一片生機,水汽連接著地氣,我覺得我來到了我應該來到的地方,那是一個久遠的元初。順水成章的是一家老少男女安安穩穩地留在了我120相機6×6的底片上。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船家,江蘇無錫,1980年5月。

除了記錄,我也有作品入選四月影會的三次展覽。首次展覽展出了我的《盡在不言中》。那是一次我和朋友去中國美術館看展覽,他把女朋友也帶去了,在門口廊子上休息時,我把他們倆給拍了下來。自我感覺挺生動,也很真實,就送展了。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盡在不言中,北京中國美術館,1977年5月。

四月影會第二次展覽,我有八幅作品入選,四幅拍攝於農村:《趕集》《城裡來學生了》《賣瓜的小夥子》《三兒說,下午去摸魚》,四幅拍攝於城市:《彼此》《今天我休息》《這比帶兵難多了》《哥兒四個進城逛逛》。在農村拍的那四幅大家比較喜歡,拍於城市的那幅《這比帶兵難多了》有人不喜歡。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城裡來學生了,北京順義,1979年6月。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趕集,山東新汶縣,1979年11月。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賣瓜的小夥子,安徽宿縣,1979年7月。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這比帶兵難多了,北京和平里,1979年7月。

1980年10月我在濟南見到一份中國攝影家協會的參考資料,有文章說我那張照片表現解放軍談戀愛,不講軍風軍紀,部隊的同志看了不舒服,這能代表解放軍嗎?文章還說人民的攝影家標誌之一是要有全局觀點。

事情是這樣,我在濟南認識了幾位影友,他們聽說我是四月影會的,便商議組織一次聚會,讓我講講北京四月影會的事。記得那天還來了些官方的記者,省美術館大廳裡十分熱鬧。我介紹了四月影展的情況,解釋了一些傳言。有人知道我是《這比帶兵難多了》的作者,便把那份影協的參考資料拿來,向我發問。這陣勢我沒見過,但我不怵,可我要怎麼回答呢?講大道理,就要爭吵;說跟著感覺走,人家又不信。也就扯扯,友情為重了。

那時攝影還沒有完全從“授業解惑”中解放出來,大家又缺乏對自身的認識,如何觀看照片還在用舊觀念去套。那幾年拍農村的多,除了有些獵奇、俯視和容易取得共鳴的因素外,也有某種逃避、自戀和消遣之意。而城市題材拍得少,除了技術原因,主要是會涉及自身,心態較難平和,加上社會發展迅速,沉下心來感受也不是易事。這幾年,有人提出都市攝影的概念,指出這是發展趨勢。我倒認為研究一下影像本身是什麼更重要。

在濟南的聚會上,大多數人還是很讚賞四月影展的,比如我那幅《彼此》,大家就很喜歡,甚至有人說是生活的旗幟,深刻反映了社會發展什麼的。山東的朋友們更多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要說明一下,四月影展第二次展覽之後,曾在全國巡展,轉到濟南是1980年國慶節前後。我正好在1980年10月出差到濟南,引出這些事情,這也算是種緣分。它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傳播的力量和樂趣。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彼此,北京西直門,1979年6月。

四月影會第三次展覽上,我的作品《褲腰帶和鞋子》和《丈夫、妻子和孩子》拍的都是兒童。那年我二十七歲,發現自己對兒童的世界已經有些陌生了。我在拍兒童時往往承載著成年人回憶的重負,而非他們的世界。這種自我陶醉式的即時性,它的人文精神比較表面,有意味地構成比較概念。而在有些照片中,我開始發現一些更純粹、更本質的東西。這對我後來拍中學生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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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丈夫、妻子和孩子》,山東青島,1979年11月。

1981年後,四月影會完成了它的使命,駕鶴西去了。我是凡人,還需人間煙火。我選擇了城市,選擇了學校,選擇了中學生。1979年我有機會拍了一次高考,後來斷斷續續到學校拍過一些中學生,1980年以後便專心幹起這一件事。人一旦進入校園,便被吸引住了。這個相對獨立又同社會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群體,給我提供了一塊很好的影像實驗場,使我能有較平靜的心態來感受視覺形象,儘量使拍攝變成一種閱讀。在這種相互激活的過程中,我慢慢體會出新的交流和感知方式,逐漸發現記錄現實的瞬間有更多可能性。它較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攝影的一些基本看法。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 北京171中學教室,1983年12月31日。


關於任曙林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任曙林,著名攝影師、四月影會重要成員,1954年出生於北京,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攝影系,1976年開始攝影,代表作有《1980年的北京高考》《八十年代中學生》《氣息》《兩個女人》《雲南風景》等。

文藝青年在40年前怎麼玩攝影?

本文節選自《星期五沙龍 四月影會 星星美展》一節,收錄在任曙林新作《不鏽時光》中。這是一本帶有自傳色彩的回憶錄,也是攝影師任曙林對影像的文學化書寫方式的嘗試。《不鏽時光》目前已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本文由騰訊新聞出品。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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