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在“天泉證道”中就已經針對錢、王二位弟子在理解“四句教”思想時存在的問題而提出要二人“相取為益”，但在“天泉證道”之後，學者們又圍繞著“四句教”首句“無善無噁心之體”以及王畿在“四無”說基礎上對其師思想的進一步發揮而展開了論爭。王陽明歿後，王畿在回憶天泉證道始末時，對於“四句教”首句“無善無噁心之體”做了自己的主觀性理解。王畿說：“吾（指陽明）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噁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王畿將“四句教”中“無善無噁心之體”之“無”理解成“從無處立根基”，而“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他的這一說法引發了後世學者對其偏離儒學正統而流入佛老的批評。比如劉宗周在評價王畿這一觀點時就說：“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為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並無是無。
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縱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不蹈佛氏之坑壑哉！”王畿去世後，其弟子周汝登又因堅持宣傳王畿的“四無”說而與江右王門後學鄒守益、羅洪先等人“講學不合”，後周汝登又在南京講會上與羅洪先的弟子楊起元彼此“論益牴牾”，周汝登“拈《天泉證道》一篇相發明”，引來徐孚遠的辯難，許認為“無善無惡不可為宗”，於是作《九諦》與周辯難，而周汝登則以《九解》予以反擊，雙方展開了主關於“四句教”首句“無善無噁心之體”的系統論爭。
此後，1528年，東林學派的顧憲成又與管東溟就“四句教”問題展開過討論，顧憲成直接將批判的矛頭指向陽明“四句教”本身，認為其首句“無善無噁心之體”本身就有摻雜釋氏的嫌疑，他說：“以為心之本體原來是無善無惡也，和下便成一個空。……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且從而為之辭曰：理障之害甚於慾障。”此後，王夫之、顏元等學者也都對“四句教”有所批評，即便是學宗王學、力圖去糾正王學思想流弊的劉宗周、黃宗羲等學者也對陽明“四句教”多有懷疑之處，比如劉宗周就說：“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自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試言，而未敢筆之與書，以資學者之惑。”
按照劉宗周的理解，他將“四句教”定位為陽明“未敢筆之與書”的“未定之見”，這意味著，雖然一方面劉宗周認為“四句教”不是出自陽明之手而是出自王畿的偽託；但另一方面，他實際上也對“四句教”本身頗有異議，認為正是王陽明有此“未定之見”的“法病”，所以使弟子王畿犯下了以四無說來偏離其師思想精神實質的“人病”。因此，在他看來，準確且合理的“四句教”內容應該是“心是有善無惡之心，則意亦是有善無惡之意，知亦是有善無惡之知，物亦是有善無惡之物。”面對上述由“四句教”問題而引發的諸多紛爭，筆者認為，解決這些紛爭的關鍵是需要回到陽明所提出的“四句教”思想本身中去，對陽明提出這一思想的立言初衷以及“四句教”本身的理論內涵進行一番分析和闡釋。
首先，我們來看“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立論前提，我認為此立論前提乃是反思的。之所以是反思的，是因為宇宙內在形而上學實體意義上的天理本體作為萬事萬物的統一性基礎和客觀性規定，乃是一自然天成的非對象性存在，既然天理本體是非對象性的存在，那麼也就意味著人只能感受到其存在，卻無法使其成為人的直接性、對象性的知識。所以，人需要在中介中反思和把握天理，從而通過中介物的明證性來反思和確立天理本體的客觀實在性。
但是，通過中介物來反思和確立天理，這只是把握和認識天理的一個必要條件，卻並不是必要充分條件。在中介物中能不能把握到天理，還要看所選取的中介物是否合適。合適的中介物應該符合兩個條件：其一，這一中介物應該處於本真狀態中，這使它與天理本體的本真狀態保持同一；其二，這一中介物應該是自意識中的，這保證了它對天理本體的意識自覺。關於這一點，中國古代學者認為，天命在人則為人性，人性就是天理、天命的中介。所以從人性的自我反思中去確證和把握天理，是實現人對良知的認識的唯一途徑。
作為中介物的人性，應該保持在其自然天成的本真狀態中。這種狀態下的人性，既是具有人性一般屬性的善惡意識，同時又不是偏離了人性規定的由私心、私慾所左右的善惡意識。此種狀態從自在性的角度來看也就是善惡未發的狀態，“善惡”言其“有”，“未發”言其“無”，那麼，何為“有”，何為“無”，“有”，有什麼？“無”，“無”什麼？所謂“有”，指的是人的善惡意識即人性的實在性，人性的實在性也就是天理、天命的實在性，這裡所說的“善惡”，指的是人性的一般屬性，以人性具有善惡的一般屬性的實在性而言，人性是至善；所謂“無”，則指的是本真狀態下的人性是沒有具體規定性的善惡意識，所以，以人性是沒有具體規定性的善惡意識而言，人性又可說是無善無惡。
人性的善惡未發的本真狀態，指的就是既具有人性即天命的實在性，同時又沒有私心私慾和具體的對象性意識的這樣一種人性的狀態，這一本真狀態下的人性也就是性之本體。所以王陽明說：“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一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
從性之本體是沒有對象之擾、人慾之私的具體規定性意識的角度而言，性之本體可以被規定為“無善無惡”；從性之動即性之本體的具體規定性意識的角度而言，人性既可以表現為善的樣態，也可以表現為不善的樣態，此時人性的“善”與“不善”指的都是有具體規定性的現實性的善惡意識，這些現實性的善惡意識是“無善無惡”的性之本體的自然呈現；從偏離人性基本規律的人性流弊角度而言，人性既可以是“一定善”，也可以是“一定惡”，但人性流弊的“一定善”、“一定惡”都是指性之本體受到遮蔽狀態下所呈現出的“善”、“惡”意識，它不是性之本體的本真狀態的自然呈現，而是私人主觀性的善惡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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