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
商朝的法律規定：凡是把灰傾倒在大街上的，官府就要砍掉他的手臂。
孔子的弟子子貢認為這條法令太重了，於是就向孔子的請教。
孔子說：“制定這條法律的人是懂得治理之道的人。”
“把灰倒在大街上就會揚起塵土，揚起塵土就會掩人眼睛，掩人眼睛就會引人動怒，引人動怒就會招致爭鬥，招致爭鬥就會引發家族間的族鬥殘殺。所以，把灰傾倒在大街上，是招致三族相殘的行為。因此，對於這樣的人處以砍斷胳膊的重罰是可以的。”
“重刑，是人所厭惡的事情。不棄灰於街，是人能輕易做到的事情。使人做輕易做到的事情，而遠離他們所厭惡的事情，這就是治理之道。”
上面這段對話，節譯自《韓非子•內儲說上》。原文如下：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鬥，鬥必三族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
韓非子
這則對話實際是韓非借孔子之口揭示了“刑棄灰於街者”背後的深層思考。這種深層思考就是孔子所說的“治之道”，即“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所以，“刑棄灰於街者”是對“治之道”的實踐貫徹。而“刑棄灰於街者”所體現的“重輕罪”和“輕罪重罰”的法家主張，就也是對“治之道”的實踐貫徹。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治之道”的深層思考呢？
韓非在評論商鞅“重輕罪”時，指出：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
《韓非子•八經》有也有治理之道的記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是“治之道”；
“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也是“治之道”；
“故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也是“治之道”。
關於“治之道”的深層思考，就蘊含在韓非子的這些觀點之中。《韓非子•八經》中已經有了明白闡釋，即：凡治天下，必因人情。
非獨韓非，三代以降直至孔子，都認識到了“凡治天下，必因人情”的道理。周代講求禮治，儒家也主張以禮治國，那麼這個“禮”是怎麼制定的呢？
司馬遷的解釋是：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
《禮記》的解釋是：禮不由天降，不由地出，皆本於人情。
這裡的人情，不是個人私情而是人之常情。所以，“治之道”就是要“因人之常情而治”。所以，無論是法家的“重輕罪”還是儒家的以禮治國，其深層思考和底層思維邏輯都是“因人之常情而治”。
高鐵車廂
當今社會，有太多“棄灰於街”的小事，如高鐵霸座男、高鐵霸座女、高鐵強行要人讓座大媽，還有頻發地毆打辱罵公交車司機的事件。對於這些“棄灰於街”的小事，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呢？特別是重慶公交車墜江事件，使得我們不得不對此類小事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和思考。
常說人是理性的動物。但實際上，我們遇事的應對多是採取感性的衝動。所以遇到這樣的事情，我們就會想當然地把“嚴刑峻法”拿出來。不是說嚴刑峻法不對，而是我們應該思考“嚴刑峻法”背後的道理是什麼。
“刑棄灰於街者”，已經足夠嚴了。用這個方法或理念去做，我相信此類事情不說可以絕跡，至少可以大為減少。但如果我們沒有認識到其背後的底層思維邏輯——“因人之常情而治”，我們也僅是頭痛醫了頭、腳痛醫了腳。
因為我們的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還有太多諸如此類的事情。今日是強行霸座、明日就是強行逼人讓座，你是不是又該痛斥一番然後刑殺一批。然而，還有太多的明日和太多的諸如此類，一個又一個地整肅嗎？現在是引發眾怒或死了人，所以大家會痛心疾首，即便矯枉過正也在所不惜。但如果沒有死人、也沒有引發關注呢？
曾經酒駕頻發、害人性命，所以我們酒駕入刑。今日重慶公交車墜江，當然要痛定思痛、嚴懲不貸，立法早已入刑，執法尚待從嚴。但這些都是用太多的性命換來的進步，那麼以後呢？如果“刑棄灰於街者”的底層思維邏輯——“因人之常情而治”，是正確的，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高深、更長遠一些呢？
我們的社會有太多“棄灰於街”的小事，甚至已經成為國人之陋習，如公然插隊、公眾場所吸菸、車廂內吃東西，等等。非要按照“棄灰則掩人、掩人則人怒、人怒則鬥，鬥則三族相殘”的人之常情上演一遍，我們才開始給予關注、給予重視、給予思考、給予解決嗎？按著“因人之常情而治”，我們是不是應該從現在開始就要未雨綢繆了，而不是把眼睛單單放在高鐵車廂裡和公交車司機身上。
非獨“棄灰於街”之事，教育的問題、醫療的問題、就業的問題，以及關於人民生計和人際關係的種種問題，我們是不是都可以按照“因人之常情而治”認真思考一番呢？中華民族是一個不乏智慧的民族。在我們一直呼喊民族復興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更智慧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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