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
《左传•子产论政宽猛》记述了子产的猛政之由和大叔的宽政之失。原文如下：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孔子称子产为“古之遗爱也”。那么，这个“古之遗爱”为什么要对百姓施以猛政呢？
子产以人们对水火的态度阐述了推行猛政的道理。猛政如火，则民敬而远之，不敢轻易触犯法律，所以能保全身家性命。宽政如水，则民狎而玩之，以触犯法律为儿戏，所以多遭囹圄刑杀。人都有避害的常情。所以，为政之要就要考虑和利用这个人之常情，这样既能治理好国家又能保民安民。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这个继任大叔者没有听从子产的告诫，而是实施宽政。百姓就确如子产所说，以宽政为水故狎而玩之，“取人于萑苻之泽”，在萑苻之泽聚众造反了。所以，大叔感叹要是早听夫子的话，就不至于此。后来，大叔不得不兴兵攻盗，“尽杀之”。一个“尽杀之”，就能让人感觉到“纠之以猛”是有多么惨烈了。
从“不忍”二字，我们就能知道大叔绝对是一个好人，有着孟子所谓的“不忍人之心”。可实际中，好人往往做蠢事。在如何执政这件事上，大叔就做了蠢事，不仅杀伤甚众，而且“郑国多盗”也影响了国治民安。
《孟子》（明刊本）
那么，为什么好人会做蠢事呢？做好人不对吗？难道执政者都必须有一副蛇蝎心肠吗？
实际上，这不是好人与坏人的问题，而是衡量尺度的问题。以做人的尺度论，大叔是个好人。这种人能够感受别人的感受，能够把别人的哀愁苦痛当成自己的哀愁苦痛。行事可能会顾虑重重、可能会优柔寡断，但是他们都有着作为好人的特质——强烈的“不忍人之心”。
但是以“不忍人之心”的尺度、以这种好人的尺度来为政，就会出问题。原因就是这个世界上可不全都是好人。除了好人还有坏人、恶人，以及不好不坏的人。你也无法统计是好人好还是坏人多，或是不好不坏的人多。但无论是什么人，执政者都要面对。而且，你还要管得住他们。所以，子产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那么，执政的尺度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要用“人之常情”这把尺子。司马迁说：“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记》讲：“礼不由天降，不由地出，皆本于人情。”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便是极恶如盗跖还是君子如柳下惠，他们都有趋利避害的常情，也都会计算得失。
所以，如火的猛政，无论是谁都会避而远之。而如水的宽政呢？无论是谁也难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轻易地狎玩一番。或是为了赶时间而插个队，或是为了省事儿而随地扔个垃圾。而当随意狎玩成为习惯，人心就会放纵，接下来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都有可能。
孔夫子画像
因此，孔子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为政之道，宽猛相济，不能有所偏颇。爱民如子，我们可以推行宽政，因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老百姓很劳累了，就让他们休息休息吧。但是，还要记住“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就是说，不要放纵那些诡诈之人，目的是警示不良的行为；要积极遏制那些盗贼和残暴之人，因为他们是不懂如何敬畏法律的。
孔子阐述这些目的就是要告诉为政的人，这个世界既有“民亦劳止”勤恳良善之人，要与之休息；但也有那些“憯不畏明”的无良寇虐，要警惕制止。所以，执政者一定不能从自己的“不忍人之心”出发，用这样的尺度来治理国家，其结果就是好人遭殃而坏人得利，等到乱的不可收拾了，那就“纠之以猛”而“尽杀之”。而一定要用“人之常情”这把尺子来揣摩人心，以制定法令和实施治理。
“人之常情”并非仅是法家所谓的“趋利避害”，或荀子所谓的人性恶，应该有着更为丰富而变化的内涵。而“人之常情”也非仅仅是为政的唯一尺度，这里仅是从传统政治思想中举出的一个例证，或者说是我个人的好恶。当然还有别的，比如当外敌入侵，那么衡量的尺度就是打仗备战了。其他就不胜枚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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