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三十二
唐代大詩人李白名氣很大，而李白有一位老師，名氣也很大，當時在蜀中，流傳著一個說法，叫“趙蕤術數，李白文章”，說的就是李白和他的老師趙蕤的事，唐開元年間，李白的文章非常有名，而他的老師趙蕤，在謀略思想方面很有名氣，是謀略名家。趙蕤字太賓，又字雲卿，出生於武則天執政時期，卒於安史之亂時，是一位八十有幾的長壽老者。趙蕤是大唐王朝由極盛走向衰落的歷史見證人。趙蕤的先祖趙賓，是西漢宣帝時（公元73—49年）蜀中著名的《易》學大師，後來，趙賓的後代定居於劍南道州鹽亭趙村（今鹽亭兩河鎮趙家壩），趙氏子孫一直在那裡繁衍。趙蕤年長以後，遷到櫬州郪縣（今三臺縣）城北數里的長平山中惠義寺（今名琴泉寺），在安昌巖隱居，專門從事研究、著述。而讓趙蕤聞名天下的是他編著的《長短經》。
趙蕤畫像
《長短經》就是趙蕤在隱居時期編著的，大約完成於開元五年（公元717年），這一政治謀略書一寫成後，就影響很大，當時在綿州生活的李白知道趙蕤之後特意慕名來拜訪他。現在讀者一直把李白當作是偉大的詩人來看，其實，李白在年輕時寫詩只是業餘興趣，他頗有政治抱負，是想在政治上有大作為的人，而趙蕤的《長短經》專門研究政治謀略，當然讓李白非常感興趣，所以，李白與趙蕤見面後就，非常敬佩趙蕤，拜趙蕤為師，跟隨這趙蕤學了一年多時間的謀略。趙蕤非常認真地教了李白關於縱橫謀略的思想，這對李白的影響非常大。
李白
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曾在蜀中任過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來成為唐朝宰相的著名學者蘇瑣路過綿州時，一心想結交權貴高官的李白去謁見蘇瑣，獻上了他創作的詩賦，交談之中，李白談到了他的老師趙蕤。蘇瑣對趙蕤很欣賞，他入朝後，特意向唐玄宗上書，提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的說法，上奏玄宗皇帝，建議召趙蕤入朝為官。唐玄宗知道後，也想讓趙蕤入朝為官，曾多次下旨徵調趙蕤為官，但都被趙蕤婉言謝絕了。趙蕤雖然研究的是政治謀略，但他卻不願意入朝為官，而喜歡過著隱居的生活。後來，因為趙蕤曾被皇帝欲徵為官，又沒有去當官，被人稱為“趙徵君”。李白對他的老師趙蕤是比較敬重的，兩人的關係非常好，趙蕤生病時，李白特意寫過《準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安慰和思念他，趙蕤晚年時，李白又寫了《送趙雲卿》，希望趙蕤能出山施展其治國安民的謀略。
盛唐時，蜀中有不少傑出人才，在詩文方面，李白的名聲最響，而在謀略方面，趙蕤的名氣最大，所以當時才有“趙蕤術數，李白文章”的說法。李白的詩和趙蕤關於謀略的文章，都有區別於中原文化的一些特點，靈活開放，有創新氣息，且很大氣，這可能與當時的巴蜀文化有關，巴蜀文化是一種雜糅型、複合型的文化。早在戰國後期，諸子百家中的“雜家”思想就流傳於巴蜀，而秦漢時期，巴蜀學者的思想文化更是顯示出“博雜”的特點。李白的詩自由奔放，趙蕤的文章兼收幷蓄，這都該是與巴蜀文化有關。巴蜀文化有對傳統的叛逆性，表現了士人的獨立人格，並有對君主“以傲為禮”的特點，趙蕤不想當官，並且他的《長短經》中，不以儒家為主導，而是包容了儒家、道家、法家、縱橫家、兵家、墨家、雜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就是受到巴蜀文化的影響。
趙蕤與《長短經
後人常將趙蕤的《長短經》與《正經》進行比較，稱它為《反經》，《正經》是一部主要講儒家德政謀略的書，而趙蕤的《反經》，以縱橫家為基本立場，將諸子百家的思想融會貫通，特別是積極吸取儒、道、兵、法的思想為要內容，揉合於一起，結合歷代王朝更迭的歷史事實來敘說，探索著縱橫長短的權變智謀，是一部倍受關注的謀略奇書。
在 《長短經》的序言中，趙蕤說：“匠成輿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愛憎哉？實技業驅之然耳。”這即是說：造車的，想賣得更貴，鑄箭的，想更能傷人，他們不是特別的愛或特別的恨，只是職業造成的。他繼續說：“是知當代之士、馳騖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這說的是：縱橫捭闔的人，熱衷於諸侯的變故，有超常技藝的人，喜歡風塵際會，也是合時宜，屬必然的。所以，大聖人也是一樣的，“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顯然，在這裡，趙蕤把孔子只是當成王道謀略的研究者之一，而不是高於其他學者的“聖人”。趙蕤研究各家學說，也是在探討王道謀略，只是他側重於縱橫家的立場為主而已。
首先，趙蕤在《長短經》中，以“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為主線，敘述文韜武略，探討權變秘訣，討論君臣德行，談論任人用長，議論酌情察勢，考察成敗得失。在論述方式上，趙蕤採用的是鋪敘夾議、史論結合、論例並舉的方式，生動趣味，可讀性強，而又蘊含著相當深刻的見解。《長短經》中，關於政壇較量，戰場角逐和外交伐合方面的描寫時最為精彩的。今日看來，書中所敘述的典例，可以從商界競爭、外交上策略進退以及職場的人事關係應對等方面去分析，都具有很重要的借鑑價值。
其次，趙蕤在《長短經》中分析了因時而變，法理常新的變革道理，強調王道是以政治教化進行統治，霸道是以政權的威嚴進行統治，強國之道是以政權之力進行威脅統治，各有所施，不可更替。他論述說：
“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沿襲。三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趙蕤用管子、鄒子的論述來進行論證，他說：“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過則舍之。’”
顯然，對於治國理政的制度和方式，趙蕤主張要因制制宜，依實擇法，不能一概而論。他認為，不同的統治制度，需用不同的統治方法，不能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否則，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他說：“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 ”
比如，在激烈競爭，奪權爭霸的時代，如果採用儒家的仁義法則去治理，那將是毫無見效的，所以，趙蕤表示，他寫《長短經》即是為了論述縱橫家的長短之術，討論權謀通變的道理，以“革易時弊、興亡治亂”。他很自信地說：
“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並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欲，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焉。”
再次，趙蕤融合百家，將權變，提升長短之術，具有明顯的反禮教的叛逆特點，但他並非唯恐天下不亂，他的反叛是以民本思想為根基的，他說：“天下人非一人之天下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分肉；若同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他堅持歷史進步性的觀點，認為，歷史在變，治國不能因循守舊，而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他主張“隨時變通”。這也是《長短經》高於儒、道政治理論的顯著的方面，主張變革，主張尊重民本。
歷史上，《長短經》曾受到很多非議，其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它的反禮教特點，是因為他對於政治制度的革新觀點，是因為他堅持民本思想，他主張的“天下人非一人之天下也”的觀點，自然是讓掌控政權的統治者受不了的。其實，《長短經》是一部非常傑出的經世治國的權謀奇書，書中所論的權謀策略，長短之術，是治國的政治技巧，很多以正統派自居的政治家，明裡排斥、批判《長短經》的觀點，似乎對趙蕤不屑一顧，而背地裡卻是視《長短經》為珍寶，時時抱書苦讀，接受書中的長短之術。有人認為，《長短經》是戰國縱橫家理論在盛唐時的發展，它比《戰國策》所敘述的縱橫家故事更有理論性，更有政治謀略的理論特色。與戰國的縱橫家們相比，趙蕤吸取了各家各派的思想，並與豐富的史實相結合，趙蕤的《長短經》不愧為縱橫家的謀略典籍。《長短經》中的朝代更替、與時遷移的觀點使他的治國謀略具有鮮明的進步性。如果說，《戰國策》是對戰國時縱橫家們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言行實例進行精彩描述的話，那麼，《長短經》就是匯融各家學說，以縱橫家為基本立場，來結合歷史事例進行理論闡述，是謀略奇書。著名的哲學家張岱年教授曾評價說：“趙蕤《長短經》中主要講政治問題，但也有哲學思想有辯證法思想，認為對於一個問題，可有一個肯定命題和一個否定命題，這二個方面都應注意……，他認為事物是變化的，社會歷史不斷變化的，因此每一個時代政治措施應與以前不同。總之，趙蕤的《長短經》中有進步思想，我們應加以研究。”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在《歷史的經驗》一書中用了很多的篇幅對趙蕤的《長短經》進行介紹和分析，把趙蕤看成是十分重要的謀略家。
《長短經》一書影響深遠，據說，唐以後，歷代的有作為的帝王將相，名臣謀士，甚至名將名帥，皆將其視為必讀的謀略秘籍，稱它為“小《資治通鑑》”，認為在政治權謀方面，《長短經》可以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相比論。曾經有學者寫文章介紹說，毛澤東主席曾認為《資治通鑑》是講權謀，屬於陽謀；而《長短經》是講陰謀，是詭謀。
古往今來，對《長短經》的評價有褒有貶，有政治家、正統儒家學者認為《長短經》太陰、太毒、太險惡，不能登大雅之堂，不宜推薦給年輕士子閱讀；但也有開明的學者認為，《長短經》不加掩飾地講縱橫謀略學，見解深刻，充滿睿智，值得反研讀。評價雖然大不一樣，但有一個事實是不可否認的，趙蕤的《長短經》是堂正明白地在論述其“長短之術”，沒有任何掩飾，趙蕤明明白白地在闡述縱橫家的縱橫謀略和各家各派的觀點，坦誠直述，不加任何掩飾，而一些政治家們，眾人面前罵著《長短經》，心裡卻對《長短經》非常向往，背地裡悄悄地閱讀。如今看來，趙蕤的“論王霸機權，正變長短之術”謀略思想，至今仍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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