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也恰是上海第一個面向國際招標的地塊發標30年。
土地批租是國家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的一種形式。即將若干年內的土地使用權一次出讓給土地使用(經營)單位。土地批租對我國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有著十分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由於此項改革在當時涉及諸多思想觀念、理論和法律問題，為減少改革的阻力，確保試點工作能順利進行，此項改革的研究決策與試點探索整個決策和實施過程，長期鮮為人知。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歷時三年，對當年參與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試點的30餘位決策者、實踐者、參與者，逐一進行了口述採訪，用當事人的所見所聞所為所感，努力還原這段鮮活的歷史，相關採訪成果最終結集為《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者說》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經授權刊發該書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上海土地批租試點親歷者顧家靖口述。
顧家靖
顧家靖
1947年11月生，浙江海鹽人。副研究員。1978年2月考入復旦大學哲學系。1982年1月大學畢業後分配至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研究室工作。1984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歷任宣傳處、黨宣處副處長，科教文處、區縣處處長。1995年8月調文匯報社任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1999年5月兼任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工會主席。
地點：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採訪：徐建剛、王安德
整理：嚴亞南
徐建剛：今天很有幸請顧先生與我們一起回憶下您所參與的上海土地批租改革的研究和探索。王總是有心人，保存了很多當時改革的資料，對於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很大支持。
王安德：市委黨史研究室很重視，想把上海土地批租改革試點的過程列入史料蒐集的範圍。正好我當時有一些工作手稿，可以作為文字素材提供。
這項試點，從我的資料來看，是從市委這邊開始發力的：1986年5月，市委研究室俞健召集，叫我去康辦［注：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因位於康平路而被稱為“康辦”。］開會，主要是“研究香港、利用香港，振興上海經濟”研討課題，當時就傳達了胡啟立和芮杏文同志的講話。胡啟立和芮杏文的講話以及芮杏文的意見，總的意思就是要振興上海、研究香港。
當時第一批搞了5個專題，研究香港、利用香港，發展上海經濟問題調研課題。以後，這方面的研究就緊鑼密鼓開展起來。市委研究室總抓，社科院重點參加，開始做研究。1986年6月11日，市委召開擴大會議，討論研究上海市的房地產問題，這是解放以後第一次市委常委會研究房地產問題。這以後，以俞健為主，主要抓研究香港、利用香港，發展上海的課題。這幾個課題裡，我參加的是地產組。地產組裡有徐日清、俞健、蔣如高、俞漢卿、我，還有其他人。5月29日開始佈置這件事情，到6月13日，俞健叫我和蔣如高局長去，說市委已經決定了要組織去香港考察，由曾慶紅任顧問，夏克強是團長。
顧家靖：研究城市土地和地租問題，在此之前我們就開始進行了。我是1982年1月從復旦畢業後就到市委辦公廳研究室工作的。1984年底，大約是12月下旬的樣子，當時主持市委研究室工作的副主任陳揚同志把我和許一春同志叫到他的辦公室，交待給我們一個任務，他說復旦有個叫張薰華的老師提出城市土地的地租問題，要我們去復旦拜訪張薰華，和他談談，進一步瞭解他的意見。
當時我們接到任務後，首先有個感覺就是城市土地的地租問題，對我們國家來說不僅僅是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不僅僅是實踐問題，在當時可以說是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問題，它涉及馬克思主義的地租理論，涉及國家憲法。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地租是和土地私有權相聯繫的，是土地私有制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後，消滅了土地私有制也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地租。所有土地都是國家的、集體的，實行的是計劃分配的體制。所以張薰華教授在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的地租問題是需要勇氣的，也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
其次，我們也確實看到土地無償使用帶來很多突出的問題，比如需要土地的單位拿不到土地，不需要的單位卻佔據大量土地，土地名義上是國家的，實際上是單位控制著的。比如郊區農村，發展社隊企業，大量圈走集體的土地，土地不值錢，浪費很嚴重；市區的國有企業要搞聯營廠，就到農村圈地，誰給的地多就同誰搞聯營；企業沒有倉庫，很多產品沒地方放，城鄉接合部的農民就出租土地，給企業做堆場，農民也不用種糧，靠租金過日子也挺好等。因此，在土地使用、管理上，當時確實存在很多問題。所以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
當時，我們和張薰華教授並不認識，儘管我是復旦大學畢業的，但我是哲學系的，張教授是經濟系的，給我們上《資本論》課的是洪遠朋，也不是張薰華。因此，我們去之前，事先和經濟系辦公室的老師聯繫，並請他們幫我們約定時間。然後，我和許一春同志一起到了復旦。記得我們在經濟系一樓一個很狹小很破舊的小會客室裡，和張教授談了一下午，主要向他了解有關土地問題和級差地租方面的情況。當時我們覺得張教授的觀點很有新意，也很重要，在理論上有獨到見解。於是，我們約請張薰華教授就他的地租問題的觀點再寫一篇文章，把他的觀點闡述得更完整、透徹一點，張教授同意了。臨走之前，張教授贈送了兩本他寫的《資本論（提綱）》給我們。大概在1985年1月，張教授把他寫的《再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地租的必然性——兼論上海土地使用問題》的文章交給了我們。很快，這篇文章就刊發在我們市委研究室的《內部資料》上，並交換到北京。那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內部刊物《調查與研究》很快轉發了張薰華的這篇文章。至於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在轉發這篇文章之前是否直接和張薰華聯繫過，或讓他再作些修改什麼的，我們不是很清楚。
張薰華的文章經北京轉發後，引起領導的重視。而我們市委研究室同時也組織了一個由陳揚同志主持的專題座談會。在康平路165號32號樓研究室的一個會議室裡，我們邀請了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徐日清、城市經濟研究室主任邵紀泉、部門經濟所所長助理孫恆志，市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林佩瑛，市房地局地政處的俞漢卿，市農委政研室同志，市農業局土地管理處處長薛耀金，市計委市政交通處的許澤成，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梁華（她是研究計量經濟學的），還請了靜安區房屋經營公司的吳震國、田漢雄等。復旦大學方面，由張薰華帶了幾個學生與會，如朱強、宗平、李慧中和王戰等，一共16位同志，大家一起討論，暢所欲言。我和許一春同志參加了座談會，並對每位同志的發言進行錄音。會後將錄音整理成文，形成10多個單篇，分別刊發在市委研究室《內部資料》增刊上。印象較深的有3期，一期是許澤成的發言，［注：1985年3月，時任市計委市政交通處許澤成在市委研究室召開的級差地租和土地使用問題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建議開發房地產行業，開放房地產市場》的發言，經整理後刊發於市委研究室《內部資料》增刊第36期。］還有兩期的名字記不清了。市委書記阮崇武、市長汪道涵在這3期簡報上都作了批示，對這項研究給予充分肯定和較高評價。在刊發單篇的基礎上，我就整個座談會討論情況整理了一個綜合性的簡報，題目是《要重視城市級差地租問題的研究》，刊發在市委研究室的《內部資料》上。
顧家靖與時任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中）、市委研究室起草組組長陳全訓（左）在康平路165號32號樓研究室主任的辦公室旁的陽臺合影。
1985年，上海正處於要大發展和怎麼發展的關鍵時期。當時市委正在抓五大課題的調研，如發展第三產業、上海經濟發展戰略等。按理說，座談會後，對土地問題的研究我們也應告一段落，因為這項工作主要涉及政府方面的工作。當時張薰華和我都想把這個問題繼續研究下去，我向室主任陳揚（事後得知陳揚同志的工作即將調動）、俞健提出來，認為這個問題是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這項工作得到俞健同志的全力支持，於是我們組織有關人員繼續研究下去。
俞健同志他一方面繼續支持我們在城市土地和地租問題的理論研究方面要深入下去；另一方面在阮崇武、汪道涵的支持下，又組織政府部門的一部分同志去研究香港土地批租的操作問題，後來在土地局成立了批租辦。大概是在1986年8、9月吧，俞健跟著曾慶紅他們去香港考察，我和張薰華、蔣如高、俞漢卿一起上廬山，參加由城鄉建設部、中國住宅問題研究會、武漢市房地產經濟研究會聯合舉辦的“中國城市土地經濟問題研討會”。研討會集中討論了城市土地的性質；城市土地必須有償使用；徵收城市土地使用費的依據；城市土地使用費的構成；城市土地使用費的分配與使用等問題。回來後，我就討論會的情況寫了一份題為《城市土地經濟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的簡報，刊發在市委研究室的《內部資料》增刊第48期上。
王安德：土地批租不是一步到位的，先要在理論上搞清楚土地的性質，然後就有了有償用地的稅費之爭。我們當時算土地批租的底價、年限，最簡單的算法就是從土地的稅費貼現折算的，即根據50年、70年、90年的年限一共可以收多少，以這個貼現作為底價。批租的時候地價怎麼才能不蝕本呢？就是按現在的標準收多少年，每年遞增多少，50年算下來是多少，這就是賣一塊地的底價。當時“爭”有兩種，一種是廬山會議時的“稅”與“費”之爭，是中央和地方的“稅”與“費”之爭；另一種是“房”與“地”之爭，是誰來管土地有償使用這件事之爭。
在廬山參加全國土地問題會議時和上海與會的同志合影。（前排左起宗平、洪遠朋；後排左起：邵紀泉、顧家靖、俞漢卿；後排右起：梁華、蔣如高）
徐建剛：張薰華教授後來有沒有參加上海的土地批租工作呢？
顧家靖：好像沒有。當時，我和張薰華商量決定將我們前階段理論研究的成果整理成一本書，填補當時國內研究土地問題的理論專著的空白。我將這個想法對俞健說了，他非常贊同。因俞健很忙，這件事就由我代表他全權負責了。我們請張教授先搞了一個初步提綱，討論後作了調整修改，然後組織召開了一個作者分工會。理論部分由張薰華自己負責撰寫，他還另外介紹了兩位研究生負責土地價格等方面的寫作。因我在當時是負責聯繫理論界的，又聯繫過農委系統，人員情況比較熟悉，所以其餘實際工作部分由我選擇、組織作者撰寫。後來在編寫書稿過程中，張薰華又提出要增加香港土地問題和生態環境兩個章節，並由他請作者。初稿完成後，由張薰華、俞健和我3個人負責看稿、修改和統稿，並和撰寫者聯繫，最後定稿由張薰華、俞健兩人看後敲定。之後我負責聯繫上海人民出版社。當時我們沒有資金投入，經和出版社領導商議後，雖然得到支持，但要印刷5000本，得全由我們自己包銷，沒多少稿費，也沒有什麼版稅，但當時大家都是心甘情願作貢獻的。書名是張薰華教授提出的，叫《土地經濟學》，書的《後記》是我寫的。其中記載：“土地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合理使用土地的問題日益突出，土地經濟理論的研究和運用也相應地擺到了重要的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組織從事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部門的同志共同編寫了《土地經濟學》一書”，“參加《土地經濟學》編寫工作的有：張薰華、俞健、宗平、吳人堅、李吟楓、吳申元、朱強、張祖新、江家驊、趙天佐、柴錫賢、楊謀、邵紀泉、薛國屏、俞漢卿、孫仲彝、林佩瑛、顧家靖、甘長求、於瑞熹、李慧中”。
1987年，在《土地經濟學》即將出版之際，我還寫了一篇書評文章《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的重要課題——簡介〈土地經濟學〉》，通過時任《文匯報》領導的賈樹枚同志在《文匯報》上刊出，目的是推銷這本書。
由張薰華、俞健主編的《土地經濟學》一書封面
說實在的，我們不好說當時這項理論研究工作對今後上海大規模進行土地批租起到什麼樣的推動作用，但可以肯定地說，上海研究土地經濟及級差地租問題在全國是首開先例的。《土地經濟學》這本書也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全國第一本研究土地經濟問題的理論書籍，而且它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高等院校的專業教學參考書。1987年這本書獲得上海出版優秀獎。
王安德：現在看來，俞健組織研究的思路是很清楚的。一條線是搞理論研究；另一條線就是搞具體操作研究。
顧家靖：1995年4、5月，張薰華教授找我，要求我們市委研究室就他提出並參加城市土地和級差地租問題研究的情況出具一份證明。經室主任同意後，1995年5月6日，市委研究室給張薰華教授出了一份《關於張薰華教授提出運用級差地租有償使用上海城市土地問題的情況證明》。
王安德：當時像曹建明、顧長浩、錢富興等法學界、華政[注：當時華東政法學院的簡稱。]的一批人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因為牽涉到物權和憲法之間的關係。但是是什麼激發了他們的思考呢？我想應該是張薰華教授等經濟學家提出這個觀點以後，他們從法學的角度，第一時間解釋的是與租界的關係，後面深層次的是牽涉到物權，就是所有權中的物權。物權裡面，其實就有所有權和使用權，所有權是國家的。那使用權呢？法學界所關注到的這個問題，已經是比較深層次的問題了。但是他們的文章大都是在1986、1987年以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一提出，生產要素中的土地問題就回避不了。我們原來的房子是國家統一建的，房管局是管分配房子的，後來變更為由職工所屬系統分配房子。這時候房地產製度開始改革，房地產一改革馬上就牽涉到土地的問題了。而張教授的文章就點到了核心問題：土地是有價值的，實際上是商品。在國家公有制的前提下，土地地權怎麼解釋呢？後來宗平和我、顏南海所寫的一本書《地租理論及在社會主義社會的應用》，就是在張教授理論的基礎上說馬克思主義地租理論及其應用。我們剛開始搞土地批租的時候，要找理論依據，就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上找到了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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