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本身并不值得被歌颂，也不具有导人向善的必然性，一味地感激不过是弱者自我麻痹的手段，素位而行的人则无论何时都能充分地实现自我。对于苦难缺乏总体性反思，可能是小痛小痒后的幼稚病的体现。
弗洛姆在《超越幻想的锁链》中描述了激发他成为一位社会科学家的三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他有位很亲近的朋友，在她父亲死后不久就自杀了;第二个事件是一战，这是一场打着公平正义旗号的“文明”国家彼此之间发动的战争;第三个事件则是二战中由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社会发起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三个事件促使弗洛姆努力去理解人类，以便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
埃里希·弗罗姆（德语：Erich Fromm，1900年3月23日－1980年3月18日），又译作弗洛姆，美籍德国犹太人。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
像自杀、种族灭绝和战争这样的事件都需要对至少两个方面做出解释:它们的起因很难理解，它们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则需要一个解决办法。弗洛姆所有的著作都在努力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背后原因:为何世上会有这么多苦难和不公?弗洛姆的追求与许多伟大思想家很有几分相似，所以他的思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社会学总是吸引着那些有心去理解尘世间苦难和想法给世界带来正义的学者。马克思面对贫困的惨状和少数人积累的财富，形成了追求所有人平等的愿望;涂尔干面对急遽变化的社会状况和不断觉醒的个人主义，通过共同的道德感，寻找一个可以将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世界。美国社会学家面对移民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试图创立一门能够用来解决严重社会问题的实用科学。
事实上，很多像弗洛姆一样的社会学家之所以会走上学术道路，都是出于改善人类状况的愿望。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相信他正在创建一门专业学科，可以通过研究和解决正在折磨人类的问题来拯救人类。孔德无疑夸大了社会学的能力，但我们大多数人都相信，社会学知识确实能对改进世界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年1月19日－1857年9月5日）（“孔德”旧译“喀谟德”，原先采英式发音而非法式）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很难给苦难下一个确切定义。“不快乐”和“痛苦”与它有一点接近，但却还不够准确，而且这两个词都暗示了一种更短暂的状态。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候感到不快乐，每个人都会偶尔经历痛苦;因此，也许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苦难理解为一种长期的痛苦和不快乐状态。当然，如果苦难是随机降临在任何人身上，如果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经历一辈子的苦难，我们也就无须再去费力找寻产生苦难的客观条件。
然而，几乎每位社会科学家、大多数新闻记者和宗教领袖，以及那些与需要帮助的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会同意，世界上确实有某些条件会滋生苦难，想要减少人们的苦难就必须改变这些条件。
有可能一个穷人过着比富人更加充实的生活，也有可能一个富人一辈子都过着苦难的生活;但在那些经历过赤裸裸生存危机所带来的恐怖的人们身上，却要更容易发现巨大的痛苦。战争可能会造就英雄，受到父母虐待的孩子可能会变成一个倾其一生帮助那些遭受虐待的人，但据观察家们诚实、客观、准确的报道，战争与虐待会比和平与关爱给人带来多得多的苦难。
因此，重要的是要意识到，苦难是由无数多难以枚举的复杂条件引起的一种主观情感;社会中确实存在促生苦难的条件，而且很有必要辨认它们是什么、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给这么多人造成痛苦。
认为任何事情都可能造成苦难的观点，就是忽视了只要找出社会问题并加以改变人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可能。虽然我们在什么条件需要被改变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虽然我们在如何最好地改造那些条件这一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但从根本上来说，辨别和理解那些条件非常重要。对社会学家来说，这些条件都是扎根于社会中，它们就是社会条件。
社会学家对人们为什么会感觉苦难的关注，远少于对助长苦难的条件的关注。这种情况不足为怪，因为社会学家研究的焦点就是社会条件。而贫困则正是这种条件之一。在每个社会里，贫困都会给人们造成一些生活问题，如压迫，长期经济困难，牺牲，缺乏社会机会，无力保护自己和家人远离疾病、饥饿和犯罪的困扰。
并非只有社会学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社会上存在的苦难。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通过测试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偏执狂、自杀者、狂躁抑郁症患者，以及那些缺乏自尊和自控的人，已经找到了一些为什么苦难会存在的重要线索，其中包括内分泌失调、遗传因素、早期婴儿训练、精神创伤、个性发展、学业无成、友谊失败等。
宗教领袖则常会寻找这一问题的精神起因并做出精神解答。他们经常声称，苦难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不对、我们的价值观太过贫乏、我们的行为不道德。他们经常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都能在没有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则的情况下生活。
苦难也是一个宗教问题，因为对思考者来说它触及上帝是什么和生命的意义何在这一核心问题。对许多当代宗教领袖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公正的上帝怎能容忍一个存在如此多苦难的世界?”看看上个世纪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看看二战中的大屠杀和随后对数百万人的杀害，看看世界上的饥荒，看看那些毁灭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瘟疫，看看每天被谋杀的无辜者、抢劫犯、毒贩和被许多人谴责的邻里。
为了理解疾病、战争和地震，科学家转而开始研究起自然。为了理解人类苦难，我们也必须区分自然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的)起因。苦难之所以会发生，都是源于在自然、社会和个体当中现有的某些条件。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找出这些造成苦难的条件。社会学家则将他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那些社会条件之上。
涂尔干在很久以前就曾提醒我们，想要理解社会事件，就要追溯社会起因。如果贫困、暴力、犯罪、压迫和毫无意义的工作是社会事件(它们确实是)，我们就必须查找社会的解释。如果自杀、吸毒、恐惧在社会里普遍存在(它们确实是)，我们就必须考察社会的本质来理解这些貌似个体做出的行动。
不平等
有时，社会的崩溃应该对此负责;有时，成功的社会运作应该受到责备。社会学家首先将社会不平等视作苦难背后社会问题的首要来源，贫困、压迫、剥削、缺少希望和自尊给很多人都带来了苦难，这些因素都与社会不平等紧密相连。
不平等也产生了各种制度——如公立学校、私立医疗机构、有钱就能买通的刑事司法系统——这些制度不能也不会为大众服务，其结果也就给很多人造成了苦难的状况。最终，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人们(不管他们拥有什么)，即使没有生活在明显的被剥削状况中，也常会自觉悲惨。
毁灭性的社会冲突
普遍存在的具有毁灭性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是社会学视角下人类苦难的第二个来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合作的秩序，它建立在信任和契约的基础之上。冲突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有助于社会的维续，但有时它也会变成破坏性的，会搅乱乃至毁坏生活并制造混乱。对许多人来说，它都会带来一种恐惧和对他人心血来潮的突发行为感到无能为力。
社会化
苦难的第三个来源是社会化。从生到死，人类都在被社会化，或者被灌输社会的方式。不过，从许多复杂角度来看，社会化也会给人们带来苦难。对一些人来说，社会化是不充分的，个体缺乏适当的社会和情感支持，或是没有学到成功解决问题所需要的自我控制;对另一些人来说，社会化引导其走上了一辈子都充满苦难的人生道路;对还有一些人来说，社会化教会了他们鼓励剥削和毁灭他人的道德规范;对其他一些人来说，社会化则让他们形成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所以无论他们已经收获何种成功，他们都无法克服那种苦难的感觉。
异化
苦难的第四个来源则是异化。异化是将人与其他人分离开、与有意义的工作分离开、与自己分离开。是社会条件造成了个体的异化。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秩序，它建立的基础是竞争而不是合作，是剥削他人而不是与人分享，是物质主义而不是关爱与尊重。马克思依据自己的观点描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如何将彼此视作物品，视作劳动力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商品，视作财产，视作达成目标的途径，而不是视作他们自己。
异化就是失去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工作没有目标，在生活中感到软弱无力。它所造成的后果多种多样:生活不稳定，缺乏亲密感，丧失地位与身份，吸毒，好斗，自暴自弃，孤苦伶仃。异化与人类所有的特征一样也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如何能在现代社会中做到游刃有余，对我们的异化程度有重要影响。
如何看待苦难？
很难理解人类的苦难及其起因。但可以肯定它有很多起因，这里我们只提及了那些最重要的起因。实际上，心理学家、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对人世间为何会有苦难这一话题有更多说法。
不过，社会学家告诉了我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人类苦难的起因，一部分源自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出于一些社会的原因去伤害他人，这些原因是我们可以进行辨别的。人们维持苦难的存在，并非因为这是他们理性的、自由的选择，而是因为一些他们通常意识不到或无法理解的社会力量的作用使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对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我们是过上完美而富有成效的生活，还是过上悲惨而具有毁灭性的生活，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能否改变这四种宽泛的社会条件，进而对消除人类苦难产生些许影响?人类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是否只能接受它?这是一些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啊!所有的宗教哲学家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所有追求正义的人也在寻求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催生了革命，就连那些给他人带去苦难的人也会为他们的非人性编造合理的借口，“就算我们不剥削这些人，别人也会这样做的”。
人类的苦难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完全可以不像现在这般深重。 我们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有着较少苦难的社会，但实际上我们却创造出了一个有着更多苦难的社会。
例如，当今世界的贫困与1960年代相比，分布范围更加广泛;但相比1850年代，它的面积又缩小了很多。在工会和现代技术诞生之前，社会上的工作并不那么具有剥削性。与其他许多社会相比，美国的疾病和饥饿状况也并不那么普遍;但还是有一些社会在医保和福利方面要比我们做得成功得多。苦难无疑将会持续存在，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就是:“我(或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它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世界上的许多苦难都已融入社会本质。如果不能改变形成已久的社会模式，我们就不可能在消除人类苦难这方面取得任何进步;如果不能减轻贫困、极端的不平等、人类尊严与物质成功之间的关联，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解决愤怒、异化和暴力犯罪问题;如果不能对工作的本质和社会中我们赋予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提出质疑，我们就无法处理异化问题。
当然，我们中有些人并不想改变社会(毕竟我们过得还不错)，那我们就必须做好准备去接受他人的苦难。 如果我们不去改变引发苦难的条件，苦难就会持续存在甚至进一步恶化。事实上，苦难最终很可能会引发深刻的社会巨变，而那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愿看到的。
暴虐成性的父母害死自己孩子的恐怖事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不是天生的、自然的、普遍的吗?我们的社会正在越来越多地揭开虐待配偶和孩子的黑暗历史，那些孩子大都没有机会长到成年就已悲惨地死去。
但我们也会假设，如果他们熬过了这些恶劣的条件，他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一些孩子也许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一切不利条件，但却有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的社会化会制造出新的一代残害他人的人。通常，那些给他人带去苦难的人自己也有着极其悲惨的命运。受虐会鼓励施虐。我们作为旁观者很容易去指责施虐者，好像他和她掌握着自由选择权一样;但细心的学生就不会去轻易指责他们，而是会变得深受困扰——他们会被社会中虐待的起因所困扰。
严肃的学生明白，终结苦难几无可能，但若相信“只要我们一起来抱怨和祈祷苦难消失它就会消失”这种看法则非常愚蠢;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相信“相对来说免受苦难侵扰的我们永远不会被那些过着苦难生活的人们所打扰”这种看法也是愚蠢的。
《一个社会学家的十堂公开课》
作 者：（美）乔尔·查农 著
透过问题看世界，
一位老教授的学术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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