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朗起义是民初政府面临的重大政治危机。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存在如下问题：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未能有效阻断白朗与革命派之间的互动联系。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够历经5省、持续3年有余，对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造成沉重打击，上述因素值得关注。
关键词：白朗起义；袁世凯；危机应对
民国初年河南宝丰农民白朗领导的历经豫鄂皖陕甘5省、持续3年（1912-1914）的武装起义，对袁世凯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目前学界对于该事件有一定研究，亦取得一些成果，[1]但研究视角多拘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自下而上，袁世凯政府成了忽视的对象。本文拟从政府视角出发，考察袁世凯政府在危机应对方面的失误。
一、官员重视不够，大意轻视
白朗起义能够形成燎原之势，对政府构成巨大威胁，首先在于袁世凯政府相关官员认为白朗军不足以畏而大意轻视。
起义的发源地豫西地区生存环境恶劣，“为了求食谋生，青壮年多铤而走险，结伙拉杆，已成家常便饭”。[2]8“匪扰而穷民日多，不匪者亦匪。”[3]27政府赈济未能及时有效，揭竿起义者“如雨后春笋，往往一县就有数十股”。[4]5
白朗拉杆之初集数百人劫夺宝丰县原知县张礼堂枪支并勒赎朝廷命官，具体清剿任务由北洋陆军第6镇第12旅第23标管带吴鸿昌负责。吴接到命令认为白朗军乃“跳梁小丑，不难一鼓荡平也。”
[2]49其驻军从调查、写报告到备案颇费时日，延误了时机，白朗军早已撤退回避。1913年4月中旬，白朗军进入湖北随县田王寨“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粮饷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多，机关枪共七架，快枪一千余支，乌铳杆枪不计其数。”[5]随县知事李光炎急电副总统兼鄂省都督黎元洪，黎令鄂军第三师王安澜往剿。“王安澜师长接电后，满不在乎，认为是寻常刀匪，跳梁小丑，杀鸡焉用牛耳刀。仅派第三师的第三十六团胡炳南团长，统率步兵150余人，与4月22日出发，前往天河口清剿。”[2]74结果兵不敌匪，王安澜又派第三十五团李团长带领该团第二营300余人再往清剿，李亦是 “满不在乎，自以为几个毛贼，没什么了不起，不值一击。这趟差事和游山玩景差不多，毫不为难，踊跃前往”。[2]76政府军疏于防范，白朗军趁其不备大举进攻，李团遭痛歼，侥幸而逃者寥寥无几。王安澜大为震惊，对白朗军不再等闲视之，不敢冒险轻进。
1913年6月，禹县知事陈善琛风闻白朗军远在唐县，且中间还隔郏县一道屏障，认为“无关痛痒，万无一失”。禹县城内没有驻军，他只把团丁分驻在四个城门楼上作为防匪的守备，就心安理得地高枕无忧了。
[2]88结果白朗军乔装打扮、里应外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禹县，“即释放囚犯，纵火焚掠，县中存款，全行搜去”；“所有城内之军火、财帛，已为白狼一网打尽”。[6]白朗军在豫、鄂省界间活动时，“陕督张凤翙者，始终以白狼为癣疥疾，不足措意，防御一事，事前并未有任何规划。即如荆紫关为入陕第一重门户，不先以重兵驻守，遏其窜逸，已为失计；及白狼破关而入，张尚以为小丑易与，但令陈殿卿略为防范。迨匪逼近武关，进占商县，张始率兵一旅出防蓝田。”[3]3701914年4月白朗军兵临陕西重镇凤翔县，守军为甘肃骁勇军统领崔正午，其“对义军的规模和战力一无所知，总认为是寻常刀匪，鸡鸣狗盗之徒，就凭骁勇军的牌子，只要一听说崔统领驻节凤翔城，就足以吓得义军退避三舍，不敢正视凤翔城”。[2]312其子认为不妥再三劝阻，但崔立功心切一意孤行，只带310人防守凤翔城。当听说白朗军连克重大城池，此前众多劲旅尚且不敌，大敌未至，崔即出城而逃。
白朗军即将攻打天水，天水驻军为秦州镇总兵马国仁，其对县绅信誓旦旦：“有本军在此，无论贼势如何，此城万无一失云云。”不料其出城视察即遇白朗军，官军且战且退，“贼队遂势猛扑，马镇身先堵御，头部中弹而亡。官兵见主帅已伤，不敢恋战，即挟帅尸回城。”
[7]陕省都督张凤翙因剿匪不力，袁世凯命陆建章取而代之，陆亦对白朗军也不甚重视。据《白狼猖獗记》所载：白朗军在返豫途中“窜入宝鸡，县知事飞骑告急，陆则以为白狼方在陇中，岂有骤入陕境之理，该知事妄自张皇，情殊可恶，应严加申饬。乃时未久，忽有探卒报称，狼匪已逼近省垣，只有四十里，陆乃大惊失色，连呼怪事者！”[3]391幸而白朗军绕子午关而去，陆躲过一劫。
二、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
白朗军势力壮大的原因之二，在于官军素质低下，腐败无能。
一是暗中通匪。1913年11月，“白匪之陷南阳，并非汴军力不能敌，闻张锡元师长之司令部，即设于城内，各得力军队均已调遣出外击匪，仅余新兵千余人驻守。该新兵本多与匪通，白匪探知司令部储械甚多，特以重金贿通。于本月十号突以二千余人临城，直冲南门而入，汴军即从西门而遁。张司令命令拒敌，竟置之不理。张率护兵二三百人，仅以身免，仓皇出奔。”[8]南阳失陷之后全国哗然，社会纷纷指责袁世凯政府剿匪不力、张镇芳纵匪祸豫罪大，要求查撤，袁、张二人遂成众矢之的。[2]150
天津《大公报》1914年2月14日称：“汴军之隶于某长官者，计五十营，无一营不与白匪酣战，亦无一营不与白匪暗通。既通矣，何能战，既战未必通，不知此对外之泛谈，皆未悉其中真相。彼巧妙之兵匪，实则有极聪明之手段，以欺吾人民及官吏也。……故河南人普通之谈论，谓汴中兵匪乃商家之买卖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又似文人唱和焉，诗酒往还，应酬频繁，在局外视之，目为兵匪，其实彼辈乃好友也云云。”
[9]上海《申报》亦曾报道官军暗中通匪事实：“豫军通匪，童叟皆知，土匪以抢劫之金钱，暗送军队，军队以捍卫之器械，密献土匪，事实昭著，令人惊骇。张镇芳不惟不能以军法从事，且捏报肃清，谬邀赐赉，给文虎章。”[10]二是胆小怕事。1913年8月豫军张锡元第一师第三团1500余人驻防李官桥，内乡县知事房燕海对官兵介绍白朗军：“机动灵活，神出鬼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特别是破枣阳之后，其装备更现代化，其锋利更无人可挡。”官兵听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第二天进军时路遇嫁娶迎亲队伍的炮仗声，因雾大而以为白朗军已至，不辨真伪，掉头溃奔。后来派人侦探才知为娶亲，虚惊一场，此事件激起了社会舆论对豫军的嘲弄和责难。[2]128
白朗军进入乾县之时，永寿县便惊恐不已。1914年4月10日，忽传匪至，县知事严恩荣不问真假跳城而下，向南逃至20公里才细问所以，始知是本地土匪借白朗之名，入县署劫监狱抢库房之后而逃跑。[2]300白朗军远在扶风县城15公里之外的武功时，扶风县城绅商便认为本城既无驻军又防御无术，遂积极筹饷，张灯结彩，准备恭迎白朗军。然白朗军却北向乾县，又虚惊一场。
[2]293上述滑稽可笑之事将官员胆小如鼠之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三是贪功近利。对于白朗之死，豫省军官冒功邀赏之事也被贻笑大方。镇嵩军统领刘镇华8月6日致电开封将军、参谋长其要旨称：“靳副官等乘兵匪交战，突将白匪击毙……白匪首级现已割下呈验。”[3]211河南巡按使田文烈据此禀报，袁世凯8月10日颁发嘉奖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着开复原官，授为陆军中将，并给勋五位，张治功授为陆军少将，并给予三等文虎章，靳敬民、王景元着赵倜查明现职从优请赏，以示激劝。”[3]215然巡防营统领田作霖致电田文烈，详述白朗死因之真相为“由于水缺粮尽，弹药不继，乃趁夜向南突围，途中与民团相遇，仓猝互击，白朗中弹受伤”，[11]随即不治身亡。袁世凯又于8月12日发布策令：“应将本月九日策令奖案，一律撤销。”[3]216袁世凯政府军政界之贪功近利的腐朽程度可见一斑。
四是兵变倒戈。“北洋军阀雷震春的报告说，白朗初起时的汝州便是‘各省兵变，叛勇溃卒，糜集于兹’的地方。白朗军进攻南阳时，南阳镇守使郭文魁的部下，‘投归白朗者甚多’，而‘旧湖北第八师即季雨霖部下之兵多归之。’”
[12]驻陕西凤翔府的陕军第一师第二旅马玉贵及其部下王生岐对政府种种行为怀有恶感，又闻孙中山二次革命如火如荼，白朗军大败袁军。因之于1913年8月下旬兵变倒戈，率军1000余众并携带精良装备投奔白朗军。[2]141白朗军入陕之后，兵变倒戈者不绝于耳。1914年4月白朗军攻入乾县，“突然城上部分兵士向其他守军反戈开枪，一时大乱，阵线崩溃，其他守军始而抵抗，继而乱窜，反戈兵士有的冲去打开城门，义军乘势大股涌入，枪声不绝，子弹横飞。”[2]297《申报》亦报道：“闻匪入城时，恒有守城兵开门迎入云。”[13]是年5月，“汉南观察使即调驻夔万之秦军团长丁同升回汉驻守……抵汉中后与朱鼎铭团长所变之两营大起暴动，损失在百万以上，该团长见川军已至，即于五月四日率队向兴安方面而去”。[14]
三、官军之间协作缺失，关系不睦
白朗军势力能够迅速壮大，原因之三在于驻军之间畛域意识强烈，协作缺失；基层政府与驻军亦存在关系不睦的现象。
各地驻军之间介于畛域，协作缺失。1913年10月17日邱国翰、骆继汉致陆军总长段祺瑞函中认为：“悍匪白狼、白瞎子等在豫、鄂交界处联合会匪，招集游勇，声势汹涌，遐迩周知。去岁至今，出没无常，邓、新被破，唐邑两陷；今又攻破枣阳……而两省附近军队不能剿灭，推厥由来，则无专司。虽上宪屡颁剿办之令，防堵者畛域为怀，漫不尽力，以致星火燎原，不可向迩。”[3]72其实早在5月28日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即致电陆军部、参谋部：“澜以为根本解决，非责成一军专剿，则此剿彼窜，荡平匪易……已准河南张都督电商，责成敝师，勿分畛域，专任剿灭。”[3]48而至7月，白朗军“由河南淅川窜入湖北郧境，豫军追击，奈限于省界”，[3] 59仍无法追剿。
亲历剿办白朗军的湖北王仲霖在《麻黄支队防匪记》中亦称：“巡防各队，又互不相属，命令既不统一，动作难期联系，此剿彼窜，各不相救，屡被匪困者，良有以也。其后虽有总司令之设，而所率各部又非建制之师，终至河口失陷，窜入西秦。”[3]278最后一章《凯旋》，说该队剿匪任务完成后，鄂省都督致电麻黄剿匪支队：“麻黄及松子关一带匪氛渐靖，即饬刘团长锡广速带两营刻日回省听候调遣。”[3] 298此种“凯旋”惟是将白朗军逐出其领域而“祸水”西引，并未对白朗军构成实质性威胁。
直到白朗军将士不愿再战意图回豫时，各地剿匪驻军省界意识仍旧存在。1914年6月底皖省都督倪嗣冲从俘虏口中得知白朗军回窜意在安徽六安、茶山，遂致电大总统袁世凯：“冲意匪东窜，陆督办军队既已落后，似宜于豫、鄂两省抽调劲旅，在豫、鄂边界如荆紫关等处，迎头痛击。以陆督办之兵蹑其后，使匪无可息之暇；以豫、鄂之兵遏其前，使匪无溃决之患，收数路夹攻之效，成以逸待劳之力，扫荡廓清，在此一举……伏乞大总统迅订方略，电饬豫、鄂两督，切实办理。”倪又在此电报之后补充道：“如果该两省兵队不敷分布，冲可抽拨八营分赴该两省会同防剿。”
[3]195其意图在于欲抵挡白朗军于皖省之外。县知事与驻军之间也存在协作缺失，且关系不睦。1913年唐县知事孔宪贵反对新政，县城驻军团长刘凤同属新派反对专制，县内大事二者分歧甚大无从合作。县城守御之事，互相推诿扯皮，导致城防松懈且无人过问的局面。[2]81白朗军夜袭唐县城一举攻破，知县孔宪贵料定大势已去即蒙混出城暂避风头。此为白朗军第一次攻占袁世凯政府的县级政权。
1913年9月，白朗军攻取枣阳城之前，知县夏柏华深知驻军力量单薄，与绅商一起曾请姚景华管带出城十里防卫。姚之前受白朗贿赂8000元不肯出城。夏又恳求众商民协助守城，姚又不许。夏问何故，姚答：“商民站城搅乱战斗部署误事，有碍防守，只要军队守城足矣！枣城固若金汤，夏大人放心尽可高枕无忧。”夏柏华无力强扭，只好长吁短叹，听天由命而已。夜间白朗军突袭，城内大乱，姚管带逃亡襄阳，夏柏华见大势已去化装出城逃遁，不知所向。[2]108
四、基层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
白朗军能够形成气候原因之四，在于所经县域大多政府力量薄弱，疏于防备，而援军又迟迟未至，众多官员投城或逃逸。
1914年1月白朗军攻下光山、潢川后，固始县知事邓灜宾见白朗军大敌压境，向河南省民政长张凤台求援而远水不解近渴，自知固始弹丸小邑防守无力，若抵抗反遭屠戮，遂召绅商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开城迎接并尽量供其所需。[2]196白朗军所经之小县、弱县，县内仅有为数不多的团勇、警察，尚无驻军防守，为免遭洗劫此等投城状况不胜枚举。
白朗军1914年二三月间由武胜关到随县厉山镇数百里如入无人之境。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沿途城镇原有军队驻防，近因鄂东罗、黄、麻吃紧，均被东调，故甚空虚；其二，广水虽有驻军，因其责任在保护铁路不敢轻出冒战；其三，德安城中的守军，因为马上就要退伍故也不愿再战。[2]25
“陕西是辛亥革命时较早独立的省份，但在民初，其‘兵弱’为各省所公认。”白朗军进入陕西境内，众多县镇防守甚弱，无兵可调，一触即溃，白朗军“一路风驰电掣，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横扫了陕西13县。”
[15]商南县知事曹澍颇负责任，但县团队、警察和驻军联合起来仍人少械乏，顽抗两小时县城即被攻破。白朗军前进至商县城下，城内无驻军，县知事秦俊声派团勇一队出城迎击结果迅速溃败，秦俊声随即带人和印信逃出县城。其他县城亦大致如此。1914年4月，白朗军抵达甘肃通渭县，此县地瘠民贫，无兵无械可作守备，县知事陈鸿宝“不得已便亲率百姓迎白朗军于东十里之峡口。”[16]县知事出城十里远迎匪军，古往今来可谓奇观。白朗大军入伏羌县，县知事徐兆藩自知无法抵挡，于是打开城门，箪食壶浆以待白朗军。[2]335
袁世凯对于甘南被陷城池的11县知事予以惩戒：“各县知事本系守土之官，即使事变猝生，犹应保障地方，效死勿去。况白匪西窜，早有先声，节经该巡按使饬办城防，特授办法，尤宜预为布置，俾免疏虞。乃该知事等于事前既不设防，致临时无从守御，蹂躏所及，竟至有十一县之多，荼毒生灵，殊堪痛恨。”[3]182白朗军所经其他省份各处状况莫不如是。即使由甘陕返豫之时，虽然实力削弱，但是“除在宝鸡、郭社镇、子午峪三处与官军稍有接触外，其他各处无敢迎击者。”
[17]
五、未能切断白朗与革命派的互动联系
袁世凯政府未能切断白朗与革命派的互动联系亦是白朗军势力壮大的一大原因。
南方革命派与白朗共同所对袁世凯政府，二者联系至为密切。“孙中山、黄兴与河南革命党支部，不断派遣人员到义军中进行工作，书信往来，为义军出谋献策，接济经费，运送机枪弹药，帮助义军发展，支援义军活动。”
[2]1011913年3月，白朗急需与武汉革命党人联系，革命党河南支部派人到汉口找到武汉革命组织负责人邹永成，委任白朗为“湘鄂豫三省联军先锋司令”，[2]103希望他与南方革命军一致讨袁，卡住河南这个战略要地，牵制北洋军后方。[4]14-157月，黄兴致信白朗：“足下占领鄂、豫之间，相机进攻，可以窥取豫州，若能多毁铁道，使彼进路阻碍，为功实匪浅鲜。”[3]226二次革命中，“赣、皖二省反抗中央，该匪亦随声附和，谬假‘二次革命’之说，互相号召。”[3]56据白水推测：“白朗的主要意图，大概是以革命党人为声援，进而吸引退伍、被裁军人以及各种反袁力量，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18]
革命党在人员方面对白朗军也大力支持。“最初有一个名叫孙浩的知识分子，是革命党人，在白朗军中作秘书一类的事情。”最受白朗重视的为沈参谋，“他年约四十多岁，留着八字须，是孙中山派遣的人。白朗对他是言听计从，十分重用。打到南方、入川、远征西北，都是沈参谋的建议。”
[19]白朗军纵横驰骋，勇猛善战，革命党对其大加赞赏。黄兴认为白朗“倡义鄂、豫之间，所至风靡，豪客景从，志士响应，将来扫清中原，殄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3]226革命党重要报纸《民立报》兴奋地报道：“白狼已与民军合作，军容甚壮，纪律亦严”，“足以扶助南省独立，将来不难分兵直捣北京。”[20]
白朗军与革命军密切联络，官军有所闻知。陆军少将京师稽查长王天纵对陆军总长段祺瑞屡有报告。他1913年8月22日报称：“南方派去运动员赴各处联络鼓吹，意图大举，所标旗帜上书‘南军大都督’字样。自豫军队调赴南方而后，该匪等亦无忌惮，声言起‘二次革命’，肆行坑杀，所过辄墟。”[3]227是年10月1日又密报：“有乱党刘天乐，于华庆二人，前由豫匪白狼派赴日本，运动孙、黄作介绍人，向日本购办快枪三千枝、子弹若干粒，拟由日本游缉队押送至汉口刘家庙地方。”[3]228
信阳城失陷后，白朗军与革命军的联合使豫省都督张镇芳不无担忧，遂密报袁世凯细陈危情：“白狼此次占据信阳，确系乱党黄兴所运动，拟占据河南全省，意欲阻断直、鄂交通，再图北京，则各省救援甚难，成事极易云。”
[2]1521914年3月19日，内务部致各省民政长训令转述大总统令，其中对白朗军与革命军密切联系亦有所述：“查有海外逋匪分遣党徒凌钺、刘天猛、刘承烈、熊灌香等勾结煽动，授白狼等以司令、都督各名目；并由孙文作书与该匪所派代表窦宪民等介绍，私购军械，分头接济，以致匪焰骤张，残毒愈甚。在皖、鄂边界袭掠城邑……该乱党等侈言共和，口谈幸福，而暗结悍匪，伤残人道，处心破坏，竟至于此。”[3]233值得强调的是，虽政府官军对于白朗与革命派的联络有所了解，却未能及时有效地予以制止，显得措手不及，任其事态恶化发展。白朗起义之时，无论是官员重视程度、官军素质，还是官军之间的协作关系、基层政府的防备，以及对于白朗与革命派的联络等诸多方面，袁世凯政府均存在失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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