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回家，中國人最質樸的信仰，貴州獨山人陸慶屹也不例外。
15歲的時候，陸慶屹扒上一輛火車離家出走，從此，回家成為了一件重要而艱難的事。
此後的30多年裡，陸慶屹和他的兄弟姐妹大多數情況下只在春節短暫歸家，一次次推開門，見到父母為子女們的歸來而忙碌、欣喜，也一年年見證著父母的日漸老去。
2013年春節，在北京當攝影師的他帶著一臺賴以謀生的尼康D800相機回家，把鏡頭對準自己的父母，開始記錄兩位老人在春節前後那些微小而瑣碎的生活日常：燻臘腸、貼對聯、寫年夜飯菜單，為子女卸下旅途的行裝……平凡的畫面裡，是每一位守在家鄉的父母都會做的事。
在連續記錄下4個這樣的春天后，沒有任何剪輯經驗的陸慶屹停下所有工作，用20多個月把250個小時的素材剪輯加工，最終完成了一部105分鐘的紀錄片——《四個春天》。
在2018年的FIRST青年電影展上，《四個春天》獲得最佳紀錄片獎，並提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剪輯。2019年1月，《四個春天》在院線上映，票房過了1000萬，評分高達8.9，成為2019年第一部口碑爆棚的電影。
陸慶屹沒有想到，這部一開始僅作為“獻給爸媽的禮物”的私人電影，竟讓許多人哭著走出了電影院。
“有人能受到感染，拿起手機多拍自己的家人，多拍自己身邊的生活，對我來說就是巨大的成功了。”陸慶屹說。
戳人淚點的不是跌宕起伏的劇情，甚至在看完《四個春天》後，你很難用幾句話講清楚它在說些什麼。當然也沒有刻意的煽情，生離死別在電影中有所展現，但許多充滿情緒張力的片段，都被陸慶屹用剋制冷靜的平鋪直敘替代。
祭祀、登山、年夜飯、放鞭炮、一家人守著看春晚，彈琴、唱歌、種花、養蜂、等待燕子歸來又不捨它們離去……陸慶屹的父母和他們生活中細小的美好與詩意，構成了《四個春天》最動人的部分。
這是一對典型的南方小鎮老人。父親陸運坤是退休的中學物理老師，老派知識分子的溫柔寡言，內心其實對很多事情都充滿興致。他會20多種樂器，小提琴、笛子、二胡……所有的樂器演奏水平都不太高，但不妨礙陶醉其中，許多樂器還是自己親手做的；也喜歡攝影攝像，80多歲還在電腦上學剪片子。
老人的生活很容易得到滿足。登山時運動鞋前後都開了口，他因地制宜用乾草一綁，笑著說“好玩得很”；剛燻好的臘腸出爐，也忍不住嘖嘖稱讚，“安逸”、“太安逸了”。
“好玩”、“安逸”既是父親的口頭禪，也是他對待生活的態度。
母親李桂賢則天生為人豪爽，像是父親的反面。陸慶屹在《四個春天》同名散文集裡描述母親：
我媽天生暴脾氣，見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燈都要黯淡幾分；又爭強好勝不服輸，眉頭下從沒寫過‘困難’二字。外公生前逢人就說：這丫頭投錯胎了，要是個男娃就剛好！
——選自散文集《四個春天》
有一次父親要出遠門半年，剛出門家中的電就壞了。母親不懂電，也不想麻煩別人，就愣是點著蠟燭一個人生活了半年。“她太要強了，就是不想麻煩別人。”回憶起這段往事，陸慶屹依然覺得“心都快碎了”。
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都能歌善舞，母親也不例外。她愛唱山歌，爬山唱、做飯唱，看電視更是不自覺地跟唱，繡花時用腳踩著拍子，縫紉時身體也跟著節奏。
一靜一動，卻是說不出的般配。陸慶屹說，他從沒見過父母吵架。父親喜歡科學，對亂力怪神一概不信，但也從不阻攔母親對此的痴迷。母親交代哪天供奉哪位神仙，父親都一絲不苟地執行。
甚至點哪種香，點什麼燭，怎麼燒、怎麼掛，他也毫不馬虎，比我媽在家時還用心。事後他自己也覺得有些好笑地說：‘死都死了，哪裡知道那許多，你媽真是……’後面的話雖沒說出口，但我知道是想讚許媽的赤誠之心。
——選自散文集《四個春天》
父親平生不和人多來往，陸慶屹說，母親可能是他唯一的知己。
父母身上有著極為合拍的一面，比如兩人都把拍照作為一件生活裡極有儀式感的事，或許陸慶屹的拍攝愛好正遺傳於此。剛結婚時，家裡連一口鍋都沒有，即便這樣他們還是去拍了結婚照，每年也都會攢錢去縣城請人為一家人拍照。
1997年，陸慶屹的父母終於還完所有欠債，花了2萬買了全縣第一臺錄像機。同一年，陸慶屹的三舅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花了3萬多。從中看出不同的人生選擇，但恰好父母都站在同一邊，就像電影中母親唱山歌裡唱道：“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
第二年，家中借錢蓋起了新房子，沒想到不久後就不幸失火，那臺昂貴的錄像機也未能倖免於難。等母親回來，看到辛苦一輩子攢下的家變成一片狼藉，渾身發抖。
足足愣了10秒鐘，她徑直跑到樓上，先去找照片。
“照片對我們家來說非常重要，我爸媽說這是記憶的物證，他們非常留戀時光。”陸慶屹說。那些老照片被燒得只剩下五分之一，但存留下的，都是一家人幾十年來的共同記憶。
談起父母的生命力，陸慶屹說，“我覺得他們倆的生命力都極旺盛，沒有什麼困難能難得住，而且他們也從不試圖抗爭，似乎生活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像山間無名小溪，常有石草阻攔，但一直汩汩流動著。
當然，他們也會有尋常老人都有的煩惱。三個兒女從小出門在外，牽掛便成為了不得不面對的人之常情。
陸慶屹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哥哥陸慶松是全縣有名的神童，10歲就上了大學，19歲到清華大學當音樂老師，但受不了體制的約束，23歲辭職當起了隱士，如今和弟弟一起租住在北京六環外順義區的一個院落裡，練琴、讀哲學。
哥哥繼承了父親的溫柔和少言，一派書生氣，在電影裡，他耐心地教父母用微信發語音、用電腦軟件剪視頻。
姐姐陸慶偉像母親一般豪爽，愛唱、愛說、愛笑，大學畢業後到瀋陽工作，自此留在了千里之外的東北，結婚生子。
陸慶屹則從小叛逆，不像哥哥姐姐們那樣善於讀書，曾是鎮上的“問題少年”。在15歲離家出走之前，父母對他的要求是“第一你不要死，二不要犯罪”。
兒女天各一方，團聚成了一件奢侈的事。90年代，父母的工資加起來不過100多塊錢，但僅從北京回一趟獨山，就要花掉40多塊的路費。剛開始的幾年裡，姐弟們只好輪流在春節回家，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姐姐工作後才有所好轉。
等到姐姐當上了公司領導，父母才有機會直接從貴陽坐飛機到瀋陽看望女兒。第一次去瀋陽，擔心父親暈機，是母親孤身一人去。愛女心切，父母和親戚想把家鄉的“好東西”都帶過去：臘肉、辣椒麵、幹香菇、千層底布鞋、鹽酸菜、鮮花椒……用床單整整裝了半屋子。
父親提議少帶些，被母親橫眉怒斥：瀋陽那蠻荒之地什麼都沒有，女兒這些年受苦了！好東西必須帶過去，讓她享受享受！
母親就這樣帶著半屋子的東西坐上火車去貴陽，又從貴陽飛到瀋陽。在瀋陽，姐姐早早到機場接機，看到母親出來時，就像一個移動雜貨鋪，手上、肩上、胳膊上都掛著東西，頭髮被汗水打溼，東一縷西一縷地貼在臉上。
我姐趕緊撲過去幫忙，其中有兩件行李硬是拎不起來，誰也想不到裝了什麼——是糯米粑，兩大袋！不知道我媽是怎麼搬上飛機又怎麼弄下來的。我姐頓時淚眼奔湧，跌坐到機場的地上哭了起來。我媽莫名其妙，問她是不是拎東西傷到手了，我姐一聽，哭得更大聲了。
——選自散文集《四個春天》
探親如此，每年春節後的送別更是件隆重的事。每個兒女離家前的一天，父母會大早起來忙碌，把要帶走的東西用單子列出，一樣一樣置辦，多是些在別處吃不到的家鄉特產。
到了晚上，一家人會圍在爐邊閒聊到凌晨，誰都不忍心要說去睡。這時父親會像往常一樣第一個說出“好啦，先這樣，都去睡吧，明天還要一大早起來”，然後去每個屋子開電熱毯。等到半小時後電熱毯熱了，他又催促大家去睡。
第二天清晨，父母目送孩子們依次離去，母親在門口告別，進屋之後又忍不住探出身子再看一眼，父親有時則會坐著公交車，一直送到火車站。
孩子們不在家的日子裡，父親曾拍下在家中作巢的燕子，一邊喃喃自語：“七個小燕子，都能夠飛了，可能今天明天就要飛走了。”
有一年陸慶屹節後離家，還沒到火車站就收到了母親的短信：
“早知道這麼難受，乾脆明年你們別回家過年了，我和你爸平時清清靜靜慣了，也不覺得，你們來了幾天又走，家裡剛熱鬧，一下子又冷清下來，受不了。剛才想叫你下來吃麵，才想起你已經走了。”
離家和返鄉，牽掛和期待，長久以來的美麗哀愁在第三個春天將要到來時起了波瀾。
50歲的姐姐得了重病，不久便離世。接下來的那個春天，父親擺弄樂器的時間少了，開始一遍遍翻看舊日的照片和錄像，母親也沉默許多。餐桌上永遠都留了一副碗筷給姐姐慶偉，定期去墳頭看一看，除草、修葺，有時只是去坐坐，也成了老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
姐姐走後，父母開始直面時間的侵蝕。電影中，母親面對著兒子的鏡頭，會擔憂地說出“如果我不在了，你爸一個人怎麼面對這個家”。為了排解這個憂慮，母親開始虔誠地吃齋唸佛，一如她向來對鬼神的執著。
在下一個鏡頭裡，父親自嘲著自問：“爸以後不能自理了怎麼辦？”母親則配來中藥為自己調養身體，對父親說，“自己的身體自己最清楚，我能陪你幾天算幾天，陪你幾年算幾年。”
到後來，陸慶屹不忍心再去記錄父母日漸衰老的場景，他決定要把這四年的拍攝收尾。
2016年春節，陸慶屹與高中同學聚會。四十出頭的幾十個成年人在KTV舞池中縱情放歌，聲浪震得人恍惚。他坐在沙發上抽菸，兩個同學問他為何悶悶不樂。
陸慶屹回答：“我在想未來。”同學“噗嗤”笑了，我們還能有什麼未來啊？陸慶屹說，你們沒有，我有。
那天同學會散場後，他躺在床上思考和同學的對話，心裡變得十分嚴肅。“那個時候我爸的身體逐漸衰弱，我怕來不及。我當時不知道怎麼剪輯，連剪輯軟件都不會用。但是我決定要開始了，帶著忐忑的希望。”
陸慶屹，這位當過足球運動員、酒吧歌手、出版社編輯，也開過自己的廣告公司，甚至還做過礦工的30年“北漂”，決定與時間競賽。他把自己鎖在沒有暖氣也沒有空調的房間裡整整20個月，斷網、關手機、推掉所有工作，終於在2017年底剪輯出第一個版本的《四個春天》。
通過朋友的幫忙聯繫，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願意為陸慶屹的電影安排一次放映。他去貴州接父母看電影，這讓母親大吃一驚，“問是在電影院看嗎？我說是啊。她說天吶，我一直以為你開玩笑呢。”
放映結束，問有何感想，母親說“早知道你真的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父親則從觀眾席上站起身，向大家兩次脫帽鞠躬，“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老人的，感謝我的兒子。”
那一刻，兒子陸慶屹淚流滿面。在一次觀影后的交流中，他曾說，“我的父母是被時代淹沒的一代人。”
紀錄片停在了2016年的春天。那一年，父親有了養蜂的新愛好，母親對著微信的語音功能樂不可支。再去姐姐墓前上墳，兩個老人在雪中跳起50年代的《青年友誼圓舞曲》：
“藍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樣，寬闊的大路上塵土飛揚，穿森林過海洋來自各方，千萬個青年人歡聚一堂。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來，讓我們唱一支友誼之歌……”
那是他們年輕時在同一片山野中跳過的舞。
生命會結束，但生活還要一個春天一個春天地繼續下去。衰老隨著時間的流逝必然發生，但好像也不那麼可怕了。父親陸運坤曾說，有三個孩子，有這麼好的妻子，還有那麼多樂器相伴，此生足矣。
2018年春天，陸慶屹帶父母到雲南旅行，老人家在洱海邊合影，笑意盈盈。
轉眼就是2019年的春天。春節前，陸慶屹為《四個春天》電影和新書的宣傳跑了幾十個城市、接受了兩百多個採訪，回家的時間要比往年推遲不少。
這讓陸慶屹按捺不住地想家。“想到我爸媽衰老，特別想為他們做點什麼，哪怕是分擔點家務，或者說讓他歇一歇，給他們做點飯，特別心疼。”
想必此時，家中燈籠早已掛起，春聯已經換新，臘腸臘肉都燻好，只等陸慶屹推開門那一刻：“哎呀，歡迎歡迎，哈哈哈哈！”
參考資料：電影《四個春天》、散文集《四個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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