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數學競賽的那些事兒(許興華數學/選編)
2019年2月8日，
演員翟天臨在某一直播平臺回答網友提問時，表示自己並不知道什麼是知網，隨後在微博引起了網友熱議，有網友認為，翟天臨作為擁有博士學歷的人，並且已經被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錄取為博士後，說不知道知網這兩個字是十分不符合邏輯的，
知網，是國家知識基礎設施的概念（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由世界銀行於1998年提出，而中國知網，即CNKI工程是以實現全社會知識資源傳播共享與增值利用為目標的信息化建設項目，目前其學術期刊、專利、優秀博碩士等文獻資源超過2億篇，
作為一個國內博士，哪怕不屑於使用知網，但也至少應該知道它，若是連它都不知道，則說明缺乏做學術最基本的常識，就像畫家不知道有畫筆，數學老師不知道1+1=2，接著在網友的一頓深扒下，翟天臨被爆出論文抄襲，寫錯導師名字，高考成績不屬實等等等，
博士這兩個字到底代表了什麼？
它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傻的那批人，他們抱著微不足道的學術夢想，以自己的一生追求為賭注，為的不過是把人類的知識庫在微不足道的一丁點再向上推那麼微不足道的一分一寸，他們可能在知識的長河中連水花都濺不起半朵，但這群傻人就偏偏抱著血骨和理想以及九死未悔的楞勁往裡衝，
請別笑，也請不要忘記，人類的文明史，恰恰是這群傻人千百年來如蟻聚沙蜂攢巢蛾撲火般九死不悔地獻身所打造出來的，這群人裡，99.999%的人不會在歷史上刻下可見的記號留下顯赫的姓名，但低頭看看自己腳下的文明金字塔，是這群傻人以自己的血骨與理想堆砌打造而成的，這就是博士！
將時間倒回1983年5月27日，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也是我國學位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牌，單墫、李尚志、蘇淳、謝惠民、洪家興、李紹寬、王建磐、於秀源、童裕孫、張蔭南、馮玉琳、白志東、趙林城、馬中騏、黃朝商、範洪義、徐功巧、徐文耀這18位由我國培養的首批博士在莊嚴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進行學位授予，
在那個初夏的夜晚，人們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視機，這18位博士的新聞振奮了千百萬炎黃子孫的心靈，在建國的第3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建立了博士學位，這是祖國母親哺育的第一批博士，他們成長的故事，折射的不僅是中國滾滾向前的蓬勃步伐，還有他們那一代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
（此為17位博士的合影，馮玉琳博士當時在國外）
1966年，
高壓的政治空氣就已經讓人惶惶不安，乃至“文革”開始，早就承受著巨大壓力的老教師們首當其衝，被當做囚犯關進了牛棚，凌辱，不堪忍受的凌辱就如同古代酷刑摧毀著他們的身體，還有精神，
而單墫也因為他的父親是一個沒落的資本家被點名，他被當做了黑崽子，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他因為在南京人民中學任教空閒時間經常跑到圖書館，又被當成了反動的“白專”，因此他還遭到了“紅衛兵”抄家，把他視為生命的數學書都給抄走了，那時他成天成夜地睡不著覺，他想起自己二十年來，一直是在拼命地努力，拼命的追求理想，然而冥冥之中，總好像有一股大力在每逢關鍵的時刻就折斷他的翅膀，企圖迫使他屈服，
早在1960年，他就因為家庭原因差點連大學都上不起，那時他的成績可以說是清華、北大任意選，可就像班上同學對他嘲諷所說的一樣：“他這種人成績再好也不能取，資本家的兒子”，學校的領導和一些老師對他也十分冷漠，到最後，他只能悲哀的上在志願上充數的揚州師院，
在“文革”結束之後，也就是在他南京人民中學任教了第13年，他報考了中科大常庚哲教授的研究生，因為深厚的數學基礎，所以常庚哲教授準備破格錄取他，這時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常庚哲的手中，揭發單墫的家庭出身不好，常庚哲在看他的檔案的時候發現，從小學到大學，單墫各科成績全部都是優異，憑他的大學成績，早就應當是研究生了，但因為莫須有的家庭原因，卻一直考不上，
而這一拖就是整整十三年，整整十三年的光陰，拖過了他最有爆發力的黃金時代，
那時政審部門的負責同志對常庚哲說：“老常啊，你要注意啊，他考大學的成績那麼好，為什麼清華、北大都不敢要他，揚州師院那是他的第十二志願，這就說明對他的問題不能輕率，要慎而又慎”，政審部門一直拖著，急的常庚哲一個勁的催，那時他也收到了單墫的一封信，在信裡單墫非常焦急地說：“全國各大專院校招收研究生工作已經開始，如果科大不能收我，我只好報考其他學校了，我馬上就是36歲的人了，這是考研究生的最後一次機會，眼看就要錯過了....”，在常庚哲搬著椅子來到校黨委會議室攔住了黨委吳書記吳汝揚好說歹說下，這才讓單墫艱難的跨進了中科大的校門，
在讀研期間，他還要帶課，因為科大數學系除了帶研究生的老教師外，能上講臺的中年教師很少，那時他的教學任務很重，每週要講八節課，其他進校的研究生都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沿著既定的研究方向，專心致志地向博士學位前進，而他的大部分時間卻花在了教學上，這是一般人幾乎不能容忍的，但他只是平靜地說：“我本是個教師，多教點書也好”，
他是臨時破格錄取的，就彷彿不在預算之列似的，沒有導師，也沒有研究方向，他自己默默地看書，一本又一本，用他的話說就是什麼都搞搞，遇到問題，他就向周圍的老師、同學求教，因此他經常開玩笑說自己的導師最多，而在這樣幾乎沒有時間學習的日子裡，他還寫下了《幾何不等式》、《覆蓋》、《圖論》等優秀的數學科普書籍，還利用假期給中學生開講座，
但是他的熱心並沒有得到幸運女神的眷顧，他用了兩個多月日夜寫出了博士論文《關於素數冪和的一個問題》在即將答辯時，卻遇到了美國一位教授發表了與他論文題目相同的文章，即使他的改進方法和結果比那個美國教授好得多，特別是其中的一個叫《指數密率的估計》定理其科學性和精確性更是讓人望塵莫及，但是因為晚發表，因此他這篇嘔心瀝血之作遇到了重重阻礙，所有人都深知寫一篇論文有多麼不容易，寫的有質量更是難如登天，因此當時大家贊同與反對的爭論非常激烈，
這對於其他人來說或許是致命的打擊，但單墫從小到大遇到的打擊太多了，他的性格早已經被打擊成一塊鋼鐵了，他決定繼續從頭開始幹，他在歷經無數個日夜後又寫出了《希爾伯特不等式》、《某些華林-哥德巴赫問題》等精彩的論文，並在陳景潤主持的博士論文答辯上受到了所有數學大師的高度評價，
在歷經了無數屈辱和苦難之後，他終於拿到了博士學位，
這一年，他40歲.
列車呼嘯著穿山越嶺，吃力地吐著濃濃的白煙，
在車廂裡一位身穿土布衣褲的青年好奇地眺望著窗外連綿不斷的萬仞高山，他就是以優異成績北上赴京到中科大深造的李尚志，此時的他躊躇滿志，似乎感到了理想就像漂浮在車廂外，纏繞在半山中的彩雲一般伸手就能摸到，
可是，一場狂烈的大風是那麼突然，是那麼無情，
“文革”的到來使得他剛開始一年的大學學習生涯就此結束，他被分配到了需要翻過三十里陡峭山路，坐落在半山腰的沙灘公社小學，說是小學，還不如說是破廟恰當，石級上幾間破舊的矮磚房就是全部校舍，那時他想起有人對他說，要離開這個地方，唯一的辦法就是消極怠工，讓這裡的人討厭你，直至把你趕走，
但是他沒有，因為這裡一群瘦小乾枯的小孩子的一聲李老師，他擔負了沙灘小學初中班數、理、化和英語的教學任務，自編、自刻和自印了數十萬字的教學參考資料，他用自己廣博的學問把學生帶進了一個琳琅滿目的知識世界，從23歲到31歲，他將自己人生中最年輕的八年青春，奉獻給了教育事業，
可在那個是非顛倒了年代，他所做的一切，非但沒有得到表揚、獎勵，反而被某些人當作“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翻版而被敲打，那時他除了要任教，還要參加各種體力勞動，揹著大揹簍到山下去背菜，上山去運山石，到土磚廠打磚坯，可是這些並沒有阻止他學習的腳步，
1978年10月，在文革結束之後，他考上了中科大的研究生，在進校一年後，他在曾肯成教授的指點下，開始研究數學群論的分支-有限李型單群的子群體系，他要用自己的行動證明，他們也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一代，
為了攻克難關，他走路在想，吃飯在想，坐也在想，睡夢裡還模模糊糊地想，在夜裡三點鐘，他突然從夢中醒來，想起睡覺前看到曾老師關於線性群文章中的一句話，突然獲得了靈感，緊接著就是近二十天的窮追猛打，白天遇到困難，夜裡就想對付的辦法，第二天再進行計算和驗證，遇到新困難，下一個晚上再接著想新辦法，就這樣，他完成了第一篇論文《關於有限域上射影特殊自群的子群格》，
論文完成，他本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可是他並沒有，而是一鼓作氣地繼續向“子群格”問題進攻，就連暑假到四川關壩探親的時間也不放過，一邊照顧臨產的愛人，一邊繼續攻克難題，
他徹底解決了1938年由著名群論專家白爾提出的猜想，同時完成了關於極大子群的文章，1981年上半年，他又寫了兩篇關於極大子群的論文，而被專家們一致認為達到了博士水平，但他卻認為完整性還不夠，於是接著攻克四類典型群中剩下難度最大的正交群，他認為只有將它攻克，他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說是完整的，他花了整整半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一工作，這一成果被萬哲先教授稱為“又一飛躍”，總計六篇論文，字數超過8萬字，
1982年5月10日，在他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委員會一致認為他所作的工作是突出的，所涉及的問題是國際群論界感興趣，所用的方法是十分有創造性的，因此全部贊同將他的論文評為優等，同意授予博士學位，
1983年春節前夕，他千里迢迢重返沙灘小學看望當年朝夕相處同甘共苦的父老鄉親們，看到當年的學生站在自己站過的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向新的一代傳授著知識，這個身穿布衣布褲的博士幸福地笑了.
天在嚎哭，地在顫抖，
暴風雨像一頭狂怒的獅子，撕裂著大地的胸膛，夜黑的無邊無涯，蘇淳蜷曲在兩層床的上鋪，他的心像是被撕開了一樣，迸著鮮血，痛苦，無比的痛苦，無處告語的痛苦，他向黨交心的材料被拋了出來，並被作為“思想反動”的證據，父親莫須有的政治帽子如同惡魔般在上學之初就始終跟隨著他，
父親被抓進了牛棚，家也被抄了，而“黑七類”、“狗崽子”一個個名詞也如同緊箍咒在他腦袋上越箍越緊，他頭上的每一根血管都似乎要斷裂了，以高考全省總分第二進入北京大學的他在文革開始之初就被趕到了平谷縣深山的農村裡參加勞動，
白天摘柿子、砍玉米，挖地道，雖然累到要命，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有朝一日重操數學專業課的願望，他深信，祖國母親總有一天會振翼高飛，而科學就是她騰飛的翅膀，在那個盛行上街提籃子、回家生爐子、下班抱孩子，苟全性命於亂世，湊合活著就不錯的日子裡，在那個眾人圍著路燈大呼小叫甩撲克消遣的時候，他正在蚊群的包圍中，挑燈夜讀，揮汗如雨，
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後，高校恢復了中斷了整整十一年的招生制度，而他也順利的跨進了中科大研究生院的大門，那時他的妻子生病，身體十分虛弱要補養，而他的小兒子也多災多病，因此他除了忙著寫論文還要做家務、照顧妻子和孩子，代課掙錢補貼家用，有時候十多天也見不到一點葷腥，遠方的朋友來訪，也只能花幾角錢買一點肉米燒湯以示歡迎，
他自創了“紅糖泡飯”，就是用開水泡昨天的剩飯，連鹹菜也沒有，就是加一勺紅糖來對付，這簡直是比苦行僧還苦，以前中學的同事們看到他瘦的如同皮包骨般，就勸說他：“學問當不了飯吃，乾脆回八中來吧，馬上就給你分一套房子，省得整天絞腦子受罪”，
但他一點也沒有動搖對數學的追求，但人終究不是鋼鐵，就算是鋼鐵也會因為重壓而彎曲，蘇淳終於因為過度勞累，而病倒了，營養差，體質弱，小小的病卻招惹到了來勢洶洶的敗血症，在病床上待了整整兩個月之後才轉危為安，而他卻把這次危及生命的大病輕描淡寫的說成是命運的關照，給了他一次長長的休假，
1980年，他完成了《多維無窮可分分佈成為絕對連續的一個充分條件》等幾篇論文時，國內的諸多學者就都肯定了論文已經達到了博士水平，可是在1981年底，國家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決定先進行學位答辯試點，然後再鋪開，按規定，一位教授只能出一名研究生參加博士論文答辯，學校決定由趙林成、白志東先參加答辯，雖然蘇淳和他們同時進校，並且水平和成就也可以相比擬，但卻因為名額的限制，不能進入答辯的行列，而這也意味著他要先通過碩士答辯，再重新報考博士研究生，再繼續讀個2、3年才能申請博士答辯，這對於家裡經濟拮据、孩子幼小、愛人有病的他真的是無比沉重的打擊，
可是他並沒有鬧情緒，也沒有和師兄們去爭長較短，比高論低，而是衷心地為兩位師兄能參加第一批答辯而高興，那時中央教育部派人來了解首批通過博士答辯的研究生情況時，他誠懇又全面地反映了兩位師兄優秀的學業成績和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
可能是他的精神和苦難感動了上天和所有人，1983年4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中科院430教室裡，為他破格舉行了博士論文答辯會，在國內概率統計界權威人士王壽仁、王元、江澤培、嚴士健、陳希孺等組成的答辯委員會的見證下，
他終於獲得了博士學位，而這就如同他在案頭上一幅用挺秀的毛筆書寫的詩箋從一大堆數學書籍和論文手稿重探出頭來所寫的一樣：“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相關文章：他，學針灸的數學競賽狀元，創造33年IMO競賽史中首個紀錄，被人稱為中國數學奧林匹克的總教頭！）
中國首批18位博士的成長道路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佈滿了荊棘的彎彎曲曲道路上艱難前行的，他們在小學、中學和大學讀書期間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
在他們大學或研究生還沒有畢業時，“文革”就開始了，都被迫停止了學業，他們當中有的被分配到了山溝裡的農業機械廠當了翻砂工的，有的當了搬運工，有的到了農場當了拖拉機駕駛員，有的當了食堂的伙食會計，
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交白卷是英雄”的年代，
他們理想的火花並沒有熄滅，追求學術的腳步更沒有駐足，他們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下，充分利用業餘的一切時間，補上所學學科的課程，他們用著白天被磨出了血泡雙手，在晚上或半夜進行研究工作，完成了一篇篇無比精彩的學術論文，馬克思曾說：“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而博士，
這是一條要經過無數艱苦和努力才能攀登上高峰的崎嶇道路，他們為了攻克難點，走路在想，吃飯在想，連睡夢中都在想，就如同18位博士中最年輕的李尚志在《畢業隨感》這首詩中寫道的：“聞雞起舞夜枕戈，奪隘斬關鏖戰多，十載迷途遺痛在，豈容分秒再蹉跎”，
博士，這兩個字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學位一個頭銜，更不是濫竽充數魚目混珠之輩能隨意別在胸前的榮譽勳章，
因為這些人根本就不配.
（相關文章：時隔35年，新中國首批18位博士的傳奇論文手稿首次曝光，單墫、蘇淳、李尚志博士等人赫然在列，當真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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