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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上海航运发展史，半部浙江在贡献。
2019年2月19日，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和省长袁家军率领的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到上海共商深化沪浙两地合作。
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代表上海市发言时，首先对浙江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帮助表示了感谢。
为什么？
在浙江地盘上建起的洋山港，一年为上海港贡献近2000万标箱的吞吐量，占其总量的近半。
有人说，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浙江一定不会轻易将洋山交于上海。也有人说，即使时光倒流，今日之市场格局依然不会变。
沪浙党政代表团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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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东海明珠
柳长满特别忙碌，自2017年底以来，每个月都会有几波客人来参观上海洋山自动化码头。除了港航业的业内人士，来自航空航天、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外行”也纷纷来访。“东海明珠”名不虚传。
“东方明珠”与“东海明珠”
柳长满是上港集团尚东分公司总经理，尚东分公司主要负责上海洋山自动化码头的运营，这一码头自投产之初就被冠以“东海明珠”的美誉，成为上海的一张新名片。水运经济，也在上海近年来的发展中，举足轻重。
事实上，上海自晚清至近代的150多年“辉煌”（也有“屈辱”）史，都与水运，与码头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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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带来“大上海”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
随后，外国商品和外资流通至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中国的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也从此，上海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从一个不起眼的海边县城朝远东第一大都市前进。
开埠之后，上海的“买办”职业兴起，码头是这些买办时常出没的地方，水运也是当时贸易发展的根本保障。
一些知名买办的起家均与水运密切相关，例如祖籍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的买办徐润家族。五口通商后，徐润家族跟随着洋行进入这些通商口岸，随着洋行业务的拓展和数量的增加，形成了声势显赫的群体。
1851年5月1日，英国伦敦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应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之邀，共有10个国家参展，展期161天，观众高达630万人次。买办基地徐荣村将七里湖丝精选了12包寄往大会参展，最终，“荣记湖丝”成为展会第一名。
1873年，徐润受李鸿章委派，会办轮船招商局（招商局集团前身），发挥了极大作用。在招商局前后募集的200万两资本中，徐润一人附股48万两。
1876年，徐润与唐景星、陈菱南、李积善等创立仁和水险公司，1878年又创立济和水火险公司。在轮船招商局购并旗昌轮船公司过程中，徐润一手筹划以220万两收购旗昌的全部财产，使得中国轮船的吨位猛增到400万吨，占进出口中外船只吨位总数的36.7%，从而奠定了中国航运事业的基础。
买办通过水运贸易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更推动了上海的第一轮崛起。
近代上海买办的籍贯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份，其他地区很少。而在这三省中，广东人是跟随原在广州的洋商而来，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中小洋行的涌现，买办群体的规模也迅速成长，江浙买办人数大增，至20世纪初，江浙买办已占绝对优势，江浙买办中，浙江买办又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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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浦江到长江口
上海改革开放历史地图
上海开埠仅150多年的历史，最初的上海对外贸易港口都是沿黄浦江、苏州河的河浜形成的。买办们也多用蹩脚的英语进行国际贸易，这有了“洋泾浜英语”的称谓，洋泾浜就是上海一个小内河码头的名字。
20世纪50年代末，集装箱在欧美、日本等国逐渐推广。
八英尺宽、八英尺六寸高、二十英尺长的大铁箱，可露天存放和雨天作业，还便于机械化装卸和堆存，可以节约人力、加快车船周转速度，迅速成为世界通行的标准化运输单元。
但在中国，集装箱运输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起步。1978年，一艘名为平乡城轮的半集装箱船，离开上港十区驶往澳大利亚悉尼港，开辟了我国首条集装箱班轮航线。王再生是平乡城轮的大副和代理船长。
王再生20世纪50年代从大连海运学院航海专业毕业后，便来到上海港当船员，1970年左右开始跑欧洲、日本等航线。
遥想当年，每每抵达欧洲港口，目光所及全是万吨集装箱船，其效率惊人。据他回忆：常常“眼见大船靠岸，第二天醒来，船竟已不见，原来是卸完货又装满货，开走了”。
相比之下，从中国开来的都是杂货船，装卸速度排在最末。
1978年10月12日当平乡城轮首航抵达悉尼港时，王再生顿觉扬眉吐气，“老外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这毕竟是零的突破！”
当时，黄浦江畔尚无专用的集装箱码头，集装箱装卸用的是土办法——两台门吊，两位司机，左右开弓，速度、方向必须“神同步”，吊起再放下，难度与效率可想而知。当年，装卸相同数量的集装箱，日本码头仅用4名工人干12小时，而我们要12名工人干72小时！
据时任张华浜作业区主任的刘桂林（后逐步升任上海交通局首任局长，见证了上海港的沧桑巨变）回忆，1978年至1982年间，上海港每天在港的外贸船舶达250余条，港口装卸作业能力却不足40条，“压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每3分钟把1两黄金往水里扔”。
1990年，上海港向和记黄埔抛出合作橄榄枝，双方各持股50%，建设集装箱码头。1993年8月，沪港合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投入营运，总投资56亿元，合资经营期限50年，是当时我国交通行业和沿海港口最大合资项目。
1994年，上海港集装箱首破100万标箱大关。距离1978年平乡城轮首航带来的第一箱，已经16年。
不过，此时的上海港码头已从黄浦江走向了长江口，外高桥成为主港区，昔日主力张华浜和军工路码头等，转型为内贸集装箱码头。上海港脱胎成为国际贸易港，我国也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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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江口到广阔东海
发展集装箱，码头迁移是个不错的办法。
长江的淡水夹杂着泥沙遇到海洋的咸水，形成絮凝效应，大量泥沙在长江口沉积，形成铁板沙，也叫“拦门沙”，吃水超过7.5米的大吨位货船必须候潮才能进出长江航道。
1993年，第三代集装箱船已出现，其吃水在10米以上，船长近300米，船舶掉头就成为一个迈不过去的坎。
上海港曾试水“原地掉头”，大型集装箱船进港后，黄浦江面封航，4条拖轮形成“十”字，协助大船原地打转。这一方式，可满足的船舶实在有限，其他大量船舶又无法进出，这个代价巨大的方法很快被否决。
之后，上海港还尝试了“倒船”进港！1997年9月，第四代超大型集装箱船“聪河”号倒航5海里靠泊张华浜，还开创中国港口引航史先例……
然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也是中国最大港口城市的上海，在发展集装箱贸易上还有颇多“尴尬”。
随着时代的进步，油轮、矿石船已经发展到30万吨级，集装箱船也发展到10000标箱以上。没有深水良港，再次成为上海发展成国际大港口的核心瓶颈。上海的历届领导人都在谋划如何建设上海深水港。
长江内的太仓港是深水港，但长江口的外高桥却不是深水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回忆，国家计委科技司早在20世纪80年代时就开展了“缩水冲沙”的研究，即在长江口的拦门沙淤积地挖出一条深槽，在这一深槽内水流变窄，流速加快，将泥沙冲入海中，但成效有限。
改革开放后，中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决策。此时，亚洲、美洲、欧洲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已形成若干个跨洋运输的集装箱集散地，上海因为没有深水码头，只能成为一个喂给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集装箱越来越多，上海深水港建设变得十分迫切。
对于上海深水港建设，曾经有过多个选项。加强南通港的利用和组建以上海港为中心，以宁波港和太仓港为两翼的组合港，均有研究和实施。但南通因为同样的淤积问题被放弃，组合港行政管辖权分属上海、江苏、浙江，协调难度大，也未成最终选择。
后来，上海市看上了临近上海的舟山群岛所属的大小洋山岛，两岛之间的海域水深达90米，可以建非常理想的深水港。
洋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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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付出不可忘记
用浙江的地盘建上海的港口，这需要浙江省的支持。
张国宝回忆，当时我国已经开展了长江口整治的一期工程，在长江口拦门沙区域挖出了一条12.5米深的水槽（后成为长江12.5米深水航道的一部分，编者注），并计划深槽继续延伸42公里，直到海洋深处，挖深深度，满足更大吃水的船舶。
这已是一笔巨额投资。再在东海建设离岸工程，又是一个浩瀚的工程。
在1998年发生大洪水后，长江上游的大量泥沙下泻，造成已挖深槽的淤积，需要4亿立方米的疏浚量。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将这些数据上报给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今后疏浚的工作量大，不能彻底解决上海拥有一个全天候深水港口的战略考虑。
2001年1月30日，张国宝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汇报洋山深水港建设论证情况
研究论证和协调沟通工作持续到了新世纪，难度可想而知。
2001年，张国宝和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交通司司长王庆云经比对，委托负有盛名的美国路易斯•伯杰集团公司进行咨询，咨询报告表明，洋山具备建设深水码头的条件。
2001年1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带队，前往大小洋山进行实地考察。
考察后，吴邦国副总理基本倾向于应当建洋山港。这一战略工程的具体实施还需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交通部、水利部等多个机构的支持。
于是，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持牵头了这一工程的实施。
张国宝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召开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交通部、水利部等相关省市和部门参加的协调会，结果是由上海市和江苏省各出3亿元人民币，其余由国家出资，约30亿人民币开展长江口整治二、三期工程，在洋山深水港建设的同时开展长江口整治工程，洋山深水港的建设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2001年春节前，吴邦国率率队视察大小洋山，为洋山深水港立项打下基础
除了建设深水港，从上海到洋山港还需要建设一座长达30公里以上的东海跨海大桥，这项巨额投资上海市主动全额承担了下来，并明确经过东海大桥的集装箱不收过桥费。
如今看来，当时的这一决策，为上海港后续集装箱业务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2003年破1000万，2006年破2000万，2010年稳居全球第一。如今，年吞吐量已突破4000万标箱。
洋山港被称为世纪“超级工程”，这个军功章有浙江的一半。
首先，洋山港所在地行政隶属浙江省，甘心让上海开发是不容易的，将洋山港的管辖权给上海，更是做出了牺牲。
其次，根据协调结果，洋山港所在地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仍然是浙江。其周边海域也由浙江分管，航行安全、海洋环境维护、渔业管理等均在浙江。至今，舟山市嵊泗县洋山镇仍设有运输船舶管理办公室，负责研究拟订洋山运输船舶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导运输船舶转产转业；负责运输行业信息收集、经济统计工作；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加强运输船舶安全管理；协助做好海事事故的救援、调查处理；指导采运石行业协会工作，协调船舶、船员保险等工作。
当然，上海姿态也很高。船舶进入洋山港海域时需要引航，所有引航费的收入归浙江省，原岛上居民的搬迁安置工作所需资金也主要由上海承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洋山港顺利建成，成为东海上的一颗明珠，也成了上海市建设的一张靓丽名片。东海大桥在上海陆域的衔接区域建起了上海的滨海工业区（临港区域），东海大桥沿线建起中国第一个海上风电厂，在洋山岛上又建成了上海第一个LNG接收站。
6
浙江也需要水运经济
浙江也是海洋和水运大省，舟山群岛拥有的众多优质岸线是发展水运经济的天然之地。
2006年1月1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启用"宁波-舟山港"名称，原"宁波港"和"舟山港"名称不再使用。同时成立的还有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开始打造组合港。
此后，浙江开发舟山区域岸线及港口资源的决心日渐强烈。
发展航运经济，宁波市缺岸线，舟山市缺钱。浙江省全力推动两地的合作，2014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釜山港，首次跃居全球第五位。2015年，宁波-舟山港超越香港港，首次跃居全球第四。2016年4月，国务院批准设立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5月份，国家发改委批复《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总体方案》。此时，浙江更倾向于举全省之力再完成一次升级。
2016年9月29日，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成为宁波和舟山两地港口开发的统一主体。之后，浙江省海港集团和宁波舟山港集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运作，统筹全省岸线及码头资源开发。
一直以来，舟山的优势主要在大宗散货领域，集装箱与上海洋山港存在巨大差距。《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总体方案》强调了舟山港大宗商品转运、交易和服务的功能定位，但也明确要建设“我国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示范区”。在现有洋山港附近再建设一个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显然不现实，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符合中央预期。
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怎么建？是浙江面临的重大课题。
反观上海，近年来洋山港江海联运中转量快速增长，而洋山港建设的多为10万吨级的深水泊位，缺乏可用于内支线江海联运的小型泊位，导致大量进出长江的中小型支线船舶只能在大型深水泊位上作业，“深水浅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小船让大船、内贸让外贸”的接卸逻辑，也导致内支线船舶待泊时间过长，成本大增。因此，建设服务于江海联运的内支线泊位，也是发挥上海洋山港综合功能的迫切需要。
随着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开港运营，小洋山南侧岸线已开发完毕。小洋山北侧则可通过围垦形成13平方公里土地，水深条件在-10米以上，虽然水深较南侧浅一些，但岸线有近4公里，能满足江海联运的要求，是用以建设集装箱江海联运服务基地，合理布局集装箱内支线泊位的绝佳之地。
浙沪合作，进一步开发洋山港区成为必由之路。近期可盘活小洋山北侧岸线、土地等资源，远期还可整体开发大洋山码头资源。大洋山可围垦土地20平方公里，能形成最大水深为-18米的岸线约12公里，可停靠1.8万TEU以上型船，预计年吞吐能力在2500万TEU以上，等于新建一个洋山港。
小洋山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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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尤可期
事实上，小洋山北侧港口定位是洋山港的辅助港，开发一些小型泊位，与深水港大型泊位实现互动、协作、错位发展，承担沿海中转和长江内支线分拨等业务。
2012年，小洋山北侧包括围垦工程、集装箱支线码头建设和陆域开发等项目已经开工，基础建设由舟山承担。
2018年10月30日，上港集团董事会公开表态，同意浙江省海港集团以现金人民币50亿元对上港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占新公司20%股权。盛东码头公司经营洋山港一、二期项目，是上港集团旗下核心运营企业，其也将成为小洋山北侧码头开发、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主体。
2018年12月中旬，交通运输部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政府联合印发《关于协同推进长三角港航一体化发展六大行动方案》，提出以区域港口一体化、航运中心建设联动化等为主要抓手，进一步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完善江海直达、江海联运配套港口设施，加强港口资源整合、提升港口资源利用效率。
《方案》明确，力争2019年年底前开工建设小洋山北侧支线码头。
2019年2月19日，沪浙两地党政代表团座谈结束后，沪浙两地领导共同见证上港集团与浙江海港集团签署《小洋山港区综合开发合作协议》。
17年前，浙江为上海港航的发展随了个礼，17年后，上海拟通过港航项目的建设还了这份情。
解放日报 李晔：忆当年再出发
东方早报：近代上海买办家族的谱系
《筚路蓝缕——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张国宝：我参与的上海洋山深水港建设论证和决策过程
上观新闻：一体化示范区打造、小洋山综合开发合作，沪浙两地领导定了这些大事
审 发：王禹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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