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意识形态的教育，我们中国人来普遍比较熟悉《资本论》，对于经济周期过程中资本利益最大化与社会总消费不足的孪生矛盾，也比较熟悉。但对于西方社会的民众来说，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却往往反而对这一常识不熟悉，这部分原因可能源于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的特别教育结果。毕竟，在冷战胜利的光辉照耀下，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核心逻辑。但资本自有其运行逻辑，冷战结束20年来的美国社会贫富急剧扩大，川普的上台，就是这种社会危机的结果。
最近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份经济政策调查报告表明（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仅在2016年，就有约3%的美国总收入，从低收入和中产阶层的口袋转移至高收入和富人阶层。造成这个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在大部分行业大公司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数量日益减少。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时间（1989-2001年），美国持有股票资产的家庭从32%增加到52%。这种股票资产的扩张，主要得益于企业分红的减少和退休金(401K计划)的增加。由于消费者和股东之间的差异日益模糊，部分经济学家鼓吹，对股东有利的措施，也对中产阶层有利。但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在个人或家庭同时可能是消费者和股东的情况下，市场力量对收入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与消费者与股东对公司利润的不同占比相关。
在一个简单的模型中，假定一个家庭有一名患糖尿病的成员，他必须日常用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同时该家庭也同时拥有美国3大制药公司的股票。由于近年来3大公司在市场的垄断影响力，胰岛素价格大幅提升，导致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的利润也大幅攀升。那么，这个家庭在胰岛素方面的花费，和他们持有的制药公司股份，二者相比才能决定他们是否整体受益。这份报告的调查者，通过分析美国联邦的消费者金融数据和消费者支出数据，发现公司资产的分布，比消费者之间的消费额度分布，更加不平等。美国前20%的家庭，拥有90%的公司股票资产，却只占公司消费总额度的40%；而中下层的80%家庭，只拥有10%的股票资产，却占据公司消费总额的60%。这意味着，美国中产家庭，几乎不可能通过持有公司股票增殖，来弥补由物价上涨带来的消费支出增加。
占垄断地位的大公司，通过提升商品价格使得公司获利上升，进而使得最富有的20%的家庭，他们是大公司的主要股东，不断从中下层的家庭汲取财富，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报告指出，改善这一趋势的办法，看来只能通过反托拉斯的手段，打破大公司对行业的垄断。作为实行市场经济的我们国家，同样也会面临这一问题，这值得社会经济的管理层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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