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傳統文化進行適宜的改變，使之更為貼合村民的生活需求，這帶來的不是傳統文化的衰落，而是傳統文化的進步。
今年臘月二十六才回家，和往年一樣，幾乎每一次回家過年都能感受到家鄉日新月異的變化，例如今年又有不少人家蓋上了漂亮的新房子，政府將村裡最後的一條黃土路進行了水泥硬化，還投資對道路兩邊所有的房子進行了復古造型處理，家鄉的面貌在本來已經有的巨大改變基礎之上再次煥然一新。
除了這些視覺上的改變，家鄉的變化同樣體現在聽覺上和嗅覺上，在聽覺上少了噼裡啪啦的鞭炮聲、在嗅覺上少了濃濃的火藥味，這些改變的背後有一個共同原因，即今年家鄉實現了全面禁鞭，不僅是城市，農村也禁止了燃放煙花爆竹，這一禁令讓這個年過的有些“不一樣”了。
鞭炮在家鄉的文化體系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在過年這一重要的傳統文化習俗活動中，有著分外重要的文化意義。在家鄉的文化體系中，鞭炮象徵著紅火，有著辟邪的功能，鞭炮幾乎會出現在所有重要的文化活動程序中，包括親朋好友間年前的辭年與年後的拜年，慶賀團圓的團年飯，除夕的傍晚為祖先上墳“送亮”，跨年關時的“出行”慶典。
以往在這些文化活動中，鞭炮是必不可少的，被賦予了“喜慶”、“辟邪”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團圓飯和出行這兩個最重要的習俗活動中，鞭炮的戲份更是無出其右，吃團圓飯前不僅是要放鞭，還要放上幾個笛音雷，聲音越大就意味著來年日子過得越紅火；“出行”時則是全村一起燃放鞭炮禮花，場面恢弘絢麗，整個村子的人都會站在外面看禮花，沾一沾紅火的場面帶來的喜慶；在走親訪友、相互拜年的過程中，鞭炮燃放的時間越長也就意味著祝福越多、關係越親密，鞭炮在過年的語境下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設定，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意義。
今年的禁鞭首先是由政府倡導。從臘月初一開始，我們當地政府就下達了關於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禁令，並制定了相關的處罰決議，主要是對不遵從禁令的村民進行罰款處罰。
志願者發放“禁止燃放煙花爆竹宣傳單”。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本地政府禁鞭的原因很充分，首先是出於環境保護的目的，鞭炮的燃放一方面營造出了過年的熱鬧氣息，另一方面也釋放了大量的有害氣體，尤其是在除夕之夜一次性燃放了大量鞭炮禮花之後，大年初一的空氣裡始終瀰漫著一股淡淡的火藥味； 其次是鞭炮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包括被煙花爆竹炸傷和森林火災，類似的事情每年都有發生，尤其是火災，由於家鄉位於山區，山高林密，植被覆蓋率高，很多墳頭都是在樹林當中，很多房子周圍也是森林環繞，因而每年過年祭祖和出行的鞭炮禮花燃放，總是不可避免地導致一些火災，雖然規模不大，但是風險卻很大；最後是避免鋪張浪費，隨著近年來村民的家庭條件日益富足，村民在燃放煙花爆竹上也變得逐漸“大方”了起來，以前很少見的禮花現在已經變得極為常見，以至於村民出現了一定的“攀比”心理，如果鄰居家裡放了禮花自己家裡不放一個似乎有些面子上過不去，結果是村民在煙花爆竹上的花費變得越來越多，成為一種經濟負擔。
有趣的是，當地政府所制定的相關處罰規定似乎根本就沒有派上用場，因為幾乎是政府一出臺相關政策，村民就隨即停止了燃放鞭炮的活動。對於“禁鞭令”，村民幾乎沒有任何的抗拒，反而很快就接受了政策。
實際上，如果是村民執意不願意禁鞭，即使是存在相關的懲罰措施，禁令也是難以執行的，因為畢竟不可能有人在除夕夜跑到我們一個山村中監督村民不許燃放煙花爆竹。因而禁令的嚴格貫徹一方面當然是由於我們當地政府對於村民依然保持了很強的權威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於禁鞭的政策似乎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讓人難以接受，而是適應了當下村民的需求。在與家人的交流中，不少人告訴我“禁鞭是個好事，禁鞭帶來的影響是利大於弊”。
對於村民而言，禁鞭的唯一壞處在於“好像不熱鬧了”，但是卻有著更多的好處，首先就是過年的花銷減少了很多，由於鞭炮在家鄉文化體系中的極端重要性，因而每年需要用到的鞭炮數量都很大，往往需要好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花費；其次是禁鞭確實減少了汙染，每一次除夕夜之後的村莊總是充滿了各種氣體和固體汙染物，甚至在過年前後的幾天裡，家鄉的空氣中總是少不了那一股濃烈的火藥味；最後是禁鞭讓所有需要使用鞭炮的文化程序都變得簡單了許多，特別是燃放鞭炮之後的垃圾打掃，這在往年往往都是一個“重大工程”。
這些鞭炮燃放帶來的問題伴隨著村民經濟條件的變好而日漸嚴重，雖然很多村民已經由此出現了對鞭炮在一定程度上的厭煩，但是身處於這樣的文化氛圍中，沒有人能夠獨自對這一傳統表示反對，因為燃放鞭炮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從村民對其的功能需要變成了大家必須為之的文化規範。雖然如此，但是當下的家鄉已經失去了能夠對村民形成統攝性的組織單位，當村民面對“必須放鞭炮”壓力的時候，也沒有人能夠改變這一規範，其結果是所有人都只能被動的忍受。因而對於村民而言，禁鞭不僅沒有形成對他們長期形成的文化習俗造成挑戰，同時還受到了村民的歡迎，因而才會形成禁鞭不僅沒有遭到村民的抵制，反而極為輕易就被村民接受的現狀。禁鞭背後似乎是村民與政府的“共謀”。
禁鞭之後的村莊並沒有就此陷入寧靜，村民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其他手段來製造“熱鬧”的氣氛，村裡這幾年已經通了網線，村民也用上了智能電視、智能音響設備等，有的村民選擇將電視切換至音樂軟件，大聲播放新年主題的歌曲；有的村民則是用智能手機連接智能音箱，用音響播放鞭炮聲來代替放鞭炮；在“送亮”掃墓的過程中，村民則是用電子燈代替了傳統的蠟燭……
禁鞭似乎並沒有給過年帶來很多的負面影響，在農村社會同樣發生進步背景下，人們有了足夠多的方式來應對禁鞭帶來的不便，不僅如此，在種種新方式的創造中，村民有了進行再一次選擇的自由，得以在新的社會背景和自己新的需求下來選擇自己的慶賀新年的方式，而這些新的方式也會逐漸變成新的習俗與以後的傳統，如在掃墓送亮中使用電子燈取代蠟燭，就由於其簡單安全，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可，成為當下上墳祭祖的新方式。
吃完年夜飯的居民們放起了電子鞭炮，插上電源後，噼啪噼啪的響聲照樣充滿了年味。圖片來源：東方IC
對於禁鞭，網上似乎是走向了一邊倒的輿論氛圍，有網友認為禁鞭讓過年沒有了年味兒，破壞了傳統習俗；有網友感嘆禁鞭讓“火花銀樹不夜天”的傳統盛景一去不復返。但是很顯然這都是作為觀賞者的視角，對於他們而言，農村的生活是場景化的，是他們的觀賞對象，於是他們對農村的最大願望是想讓其變成他們理想中的樣子，這對他們而言才有其唯一的價值——一種他們幻想中的美感，所以對於他們而言，禁鞭是不對的，因為這破壞了他們對於農村的想象。
但是對於農民而言，農村不是場景化的而是他們真實的生活，是需要一幀一幀真實度過的生活，他們對於農村生活的需求不是觀賞性而是實踐性的，這使得他們對於農村的生活有著更為立體與全面的考量。因而當政府要求禁鞭的時候，雖然破壞了傳統，但是卻沒有人反對，因為禁鞭是合乎了村民真實的生活需求的。
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農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農村了，這種變遷既包含了村莊社會結構的變遷也包含了人的變遷，最終導致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村民需求的變遷。例如在鞭炮問題上，鞭炮依然是鞭炮，但是農村變了，村民變了，於是鞭炮的意義就也變了。對於需求和認識已經發生變遷的村民而言，鞭炮對於過年已經不再是必須品，反而是危害，因為對於變了的村民而言，他們已經不再享受鞭炮帶來的喜慶氣氛，而是苦惱於鞭炮帶來的花費與汙染，與此同時，過年的喜慶氣氛也已經不再需要依靠傳統的鞭炮來製造，而是有了更多的替代方式。
在這一背景下，當傳統文化作為一種強制性力量迫使村民仍然需要放鞭炮時，傳統文化就不再是服務於村民的生活，而是變得不合時宜了。政府作為一種外在的組織性力量，對傳統文化進行適宜的改變，使之更為貼合村民的生活需求，這帶來的不是傳統文化的衰落，而是傳統文化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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