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民可以真正生產生活得好，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賀雪峰
賀雪峰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一
中國最被忽視最發不出自己聲音來的群體，是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這些小農，老實本分，種自家的人均一畝三分地，過平淡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世無爭。但小農不僅僅只是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而且正是小農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正是小農為中國快速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結構性條件。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小農的狀況，影響甚至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的成敗。小農立場，就是中國立場，就是國家立場。站在小農立場考慮問題，就不只是站在大多數人一邊考慮問題，而且是站在為中國現代化提供穩定基礎一邊考慮問題，就是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立場考慮問題。
以戶籍來看，當前中國還有大約9.5億農村戶籍人口，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65%。按居住地算，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0%，其中差異是有2億多農村戶籍人口進城務工經商，這部分人口被統計為了城市人口。這樣，留在農村的還有大約7億人口。
留在農村的7億人口中，因為大部分青壯年人已經進城務工經商，而有明顯的386199特徵。可以細分出兩種主導的務農群體，一種是以中老年人為主的小農群體，一種是以中青年人為主的中農群體。小農群體佔絕大多數，主要經營自家“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承包地。中農群體也是小農的一部分，人數不多但很重要，這些中農，因為父母年齡太大，或子女年幼，或其他原因無法外出務工，他們又可以通過土地流轉或其他方式獲得適度規模的經營條件，這樣，他們可以在農村獲得不低於外出務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
當前中國農村，農民家庭收入來源中，大約一半收入來自務工，一半收入來自務農，絕大多數中國農民家庭都既有務工收入，又有務農收入，這樣的農民家庭存在著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即家庭中年輕子女進城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相對來講，年老父母進城務工已無優勢，在家務農的機會成本就很低，他們務農就不計勞動成本。在農業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目前全國農業機械化水平已超過50%，這是歷史性成就），務農的體力要求並不高，而農業隨季節展開，真正農忙時間很短，一年只有1~2個月的農忙。農閒時間，從事農業生產的中老年人在村莊熟人社會中展開自己的社會生活和人生意義。
與中老年父母不同，年輕子女的天性是愛熱鬧，喜新奇，他們魂牽夢縈的是城市生活。他們因此進城務工經商。年輕人進城，不僅僅是獲得就業和收入，而且是要在城市過把癮。因為家中有父母，未婚年輕人進城務工，一般都是“月光族”，只有最後一個月的工資帶回家過年。春節後，還要向父母借路費外出務工。年輕人不懂得積儲的消費習慣不好，他們可以有這個習慣的心理上的安全感則很重要。隨著結婚成家，進城務工年輕人生活壓力逐步增加，打工不是旅遊而是要養家餬口，打工就有了積蓄。打工積蓄加上父母在家務農的收入，再加上父母在農村消費低，且父母可以在農村幫助帶孫子，這樣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也就成為當前典型的中國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這種模式的重要特點是，進城務工年輕人對務工工資有著極強的接受能力，且他們有很強的選擇性，其中最重要的選擇是，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減少，他們還可以返鄉，返回農村生活一年半載。其中年齡比較大，外出務工很多年，又無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的一些農民工從此完全地返鄉了。
中國目前這種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不僅讓中國勞動力廉價，而且供給彈性極大，這就是為什麼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製造”具有無比優勢，中國可以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且尤其重要的是，中國這樣一種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使中國具有極強的應對經濟危機和就業波動的能力。這正是中國借全球化之機，以出口導向型經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功的關鍵。離開小農經濟，離開留守在家中老年父母的務農收入，在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中國創造”大規模發育起來之前，“中國製造”的優勢就會喪失競爭力，中國就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裡去。
且這樣一種結構，不僅使中國具有極強的應對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能力，而且，因為農民工進城失敗後可以返鄉，他們有鄉可返，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是留城還是返鄉，就使中國成為唯一一個雖然是發展中國家，卻沒有大規模城市貧民窟，城市內未出現明顯二元結構的國家。這對於中國在發展中保持穩定與秩序，對於中國可以順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具有極其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除了主要經營自家承包地的以中老年父母為主的小農經濟以外，農村還有一部分相對強勢的中農群體。具體地說，隨著大量青壯農民進城，他們的承包地，一部分留給父母耕地，還有一部分以很低的價格流轉給仍在農村從事經營的中青年農民耕種。這些中農家庭，一對夫婦，耕種20~30畝地，或承包一口魚塘，經營小商業等等，總之是可以獲得不低於外出務工的收入，又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的農戶。這樣的農戶，經濟收入來自村莊，社會關係全在村莊，他們就成為村莊中的核心和骨幹。在當前農村，這樣一種仍然留在村莊經營的中青年夫婦就是我們所講的中農，中農佔農戶的比例一般在10%~20%，比例不大，但十分重要。以中農為骨幹，以老人農業為基礎，就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農村社會結構。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十多年，農村人財物資源不斷地流出，農村仍然可以保持穩定的重要原因。農村的這種中農也是小農的一部分，他們的利益、要求、願望與小農沒有差別。他們是農村中最有能力、最活躍、最願參與村莊事務的群體。
筆者以為，只有站在包括中農在內的小農立場上來看農村，來理解農民，來出臺農業政策，中國三農問題才有出路，中國現代化才有希望。否則，幾乎一定會出亂子。
二
遺憾的是，目前媒體、學界和政策部門，均極少站在小農立場考慮問題，對小農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不理解，不重視，而往往是站在抽象的意識形態甚至特殊利益群體立場看待問題。列舉如下：
毛主席曾批評中國傳統社會戲曲舞臺上全是帝王將相，當前中國電影電視上，最多的主題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再就是講述中產階級的小資夢想。工人農民的形象極少，題材極少。在這方面，對工人農民的報道尤其是對從事糧食生產的一般農民形象的講述，電視電影上幾乎沒有。這與改革開放前形成鮮明對照。
報紙和網絡媒體也極少有農民的形象，其中尤其缺少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形象。倒取消農業稅前三農問題十分嚴峻時，媒體有很多對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民的關注。此後，一般農業型地區的農民就從媒體上消失了，農民抽象地被弱勢群體的符號所代替。而這個代替中發生了一個有趣的錯位，就是其實並不一定弱勢的城郊失地農民成功借用弱勢群體的形象，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報道，全國50%以上的農民上訪與徵地拆遷有關。而徵地拆遷所涉及的農民數量只佔全國農民的5%左右，5%的涉及徵地拆遷的城郊農民，上訪量竟超過全國農民上訪的50%，這樣，城郊農民的上訪和所謂抗爭，就引起學界和媒體的廣泛關注，當然也引起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最近10年，因為城郊農民徵地拆遷中出現的普遍衝突，在維穩壓力下面，地方政府一再提高徵地拆遷補償，很多地方的失地農民所獲補償已經相當高了，但媒體仍然將農民弱勢群體這個符號戴到城郊失地農民頭上。失地農民問題，筆者在《地權的邏輯II》一書中有專門討論，此處不再展開。在筆者調研的絕大多數農業型農村地區，農民是希望失地的，原因很簡單，他們希望能夠通過徵地拆遷農地非農化的增值收益。遺憾的是，全國90%以上的農地只可能用於農業生產，而不能用於城市建設。
農民工也很少引起關注。城市到處都是農民工辛勤的身影，但很少有人真正關心他們，關心他們的夢想，他們的困擾，他們的未來。陳錫文在一個講話中透露，按有關部門2011年的統計，“2011年，進城農民工加入城鎮養老保險的比重16%多一點，加入城鎮醫療保險的比重18%多一點，加入企業工傷保險的比重最高——27%，加入當地失業保險的比重比較低，只有9%多一點兒”，（陳錫文：土地改制不能丟原則、變方向，《東方早報》2012年11月30日），這個統計數字的一個重要含義是，農民工進城，他們都希望自己能留在城市，但他們也知道很難留得下來，留下來也很難體面地生活下去。他們因此很困惑將來到底應該怎麼辦。現在幸好返回家鄉的空間還是有的。這個底線可以讓他們不那麼焦慮，他們還可以在城市慢慢地尋找機會，碰碰運氣。
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的部分，按次序來說，最受到關注的是資本下鄉、富人治村。在任何一個地區，上級領導參觀，地方領導聯繫，都是那些有特色尤其是有能人的鄉村。這些鄉村引起地方領導人的極大關注，這些鄉村也因此獲得了遠多於一般農村的資源投入。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資本下鄉和富人治村，地方經濟發展快，農民也可以從中得實惠。這是雙重好事，如果這樣的模式可以推廣，豈不是很好。遺憾的是，幾乎自中央第一個一號文件出臺以來，中央年年都要提倡讓農民調整經濟結構，要增收致富奔小康，要由基層組織帶領農民致富，而全國幾乎沒有複製成功的調整結構和帶領致富的例子。現在農民主要增收來自非農業，農業中，70%耕地仍然要種植大宗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作物。種經濟作物收益高，風險也大。沒有風險，農民都會去調結構種經濟作物賺大錢，經濟作物的生產怎麼會不過剩？菜價怎麼會不波動？
與地方政府希望將個案的致富典型人物與村莊推廣普及一樣，農業政策部門所關心的也大多是下鄉資本的利益、農業種植大戶的利益、規模經營主體的利益、乃至農業科研院所的利益。這些人和機構具有遠高於一般農民的行動能力和影響力，有能力與政府和部門建立聯繫，政府和部門也願意靠這些人和機構來推進農業現代化。其結果是，農業部門不是站在小農立場考慮問題，思考對策，出臺政策，而是站在大戶或資本的立場上了。仔細看最近十年出臺的中央農村政策，得出這個結論應該不難。比如所謂三化同步，所謂推動規模經營，所謂扶持現代農業，都是如此。中央支農資金的流向也是如此。
中國小農經濟的最重要基礎是以農戶承包為基礎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體制，其中統起來的核心是村社集體，這是中國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當不同的一點，東亞日韓等國以及臺灣地區與我國大陸在這一點上也不相同。村社集體的有效運作，要依靠村支部和村委會。但作為農村基層組織主要建設單位的黨建系統，提出的基本的黨建路線是“雙強雙帶”，即農村黨員幹部要帶頭致富，帶領農民致富。這個路線下去的話語，就使不是富人的黨員不能當村幹部，而富人黨員的經濟利益甚至社會關係都不在村莊，他們當村幹部不過是借用村幹部的職位來進一步謀取利益。富裕本來就意味著有資源，富人一旦當上村幹部，他們在村莊內就幾乎不再能受到制約，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他們就可以將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資源與自己特殊利益對接起來，而不是與一般農民需求對接起來。正是因此，雖然黨建的“雙強雙帶”話語影響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方向，全國卻幾乎沒有富人村幹部帶領農民致富的例子。這就說明，我們黨建話語的方向是有問題的。
因為媒體、學界、政策部門沒有站在小農立場上關心和思考佔中國農民絕大多數、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小農，中國小農就顯得面目模糊。他們的利益訴求是什麼？他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什麼？他們的所思所想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回應小農的訴求？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是一個應當提出且應該深入討論的大問題。
三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站在小農立場看問題，小農面對的主要問題有哪些呢？
種自己承包地，最多從進城鄰里親友手中流轉十畝二十畝耕地來種的小農，他們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是選擇種風險小利益穩定的大宗農產品尤其是糧食作物，二是種風險比較大利益可能也比較高的經濟作物。糧食作物的特點是市場供需量大，耐儲存，品質相對單一，在國家糧食保護價收購的政策下面，糧價穩定，收益穩定。因此，種植糧食作物的農戶幾乎不存在與市場的對接問題，其主要關切來自生產環節，包括生產技術、勞動合作、施肥灌溉植保等等。在中國小農經營規模極小且田塊分散的情況下，農戶無力解決諸如灌溉、植保、機耕道修建等超出小農經營範圍的共同生產事務，將小農組織起來，為他們解決這些生產環節的事務，極其重要。
小農還無法解決技術更新的問題。因為經營規模太小，技術風險太高，小農需要有社會化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來解決農技推廣、測土施肥等技術問題。中國以農業技術推廣總站牽頭建立的縱向農技推廣體系與基層村社組織的結合，是過去也是現在可以回應小農社會化服務需求的重要組織載體。這個載體，尤其在取消農業稅後，沒有得到良好建設，這損害的並不只是農技推廣體系的利益，更是損害了小農利益，從而也損害了中國農業的基礎。
經濟作物的特點是品種繁多，不耐儲存，市場需求比較穩定但供給波動很大，市場價格因此很不穩定。種植經濟作物，利益比較大，風險也很高。只有那些經濟條件好、區位有優勢、敢於擔風險的農戶才更願意種植經濟作物。經濟作物的賺錢是與其風險相關的。若政府試圖通過政策消除經濟作物種植的風險，就一定會有更多糧農轉移過來種經濟作物，結果是經濟作物供過於求，農民血本無歸。這個意義上講，經濟作物的風險是無法消除也不應該消除的。正是經濟作物的風險構造了當前中國農業中70%耕地種糧、30%耕地種經濟作物大的格局。
因為經濟作物品種繁多，供求關係不穩定且不能儲存，種經濟作物就要解決與市場的關係問題。將農民組織起來對接市場比單個農民去闖市場要有效。
組織農民對接市場的一個重要辦法是組織農民專業合作社，既可以合作生產，又可以合作銷售，還可以互通其他信息。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相似的另外一種組織形式即龍頭企業+農戶。但在經濟作物種植的市場價格波動較大的情況下，公司+農戶，往往是互不信任，結果不僅僅是農民常吃虧，而且農業企業也很容易倒閉。現在有一種意見認為，應支持農業公司下鄉搞規模經營，但問題是，即使農業公司搞規模經營賺了錢，這也並不表明農民從農業中得到了好處。相反，因為農業公司的加入，市場上原來歸農民所得的農業GDP，又被資本所佔去了。在中國有9億農民，其中7億仍在農村，中國小農具有很強的農產品生產能力，尤其是具有極強的經濟作物生產能力的情況下，資本下鄉只能加劇農產品價格的波動，這不僅使資本下鄉本身難賺錢，而且使農民更加難以從農業中獲取收益。政府出臺政策支持資本下鄉，包括支持公司+農業，都是錯誤的。應該支持的是農民專業合作社。
無論農民在種糧和種經濟作物之間如何選擇，關鍵都在於，要讓農民尤其是小農來獲得農業GDP的份額，而不能通過政府支持資本下鄉去擠佔本來不多的農業GDP。
除了農業生產，農民絕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村莊，他們的生活是全方位的，有生產以外的日子要過。如何回應農村的文化生活，如何維繫農村的社會聯繫，如何建設農民的居住環境，如何讓他們過健康的有意義的充實的且可以體現出他們自己喜怒哀樂表現他們主體感受的生活，是站在小農立場必須回應的問題。他們生活的意義，生活的價值，他們的流淚、流汗、流血，他們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需求，都是應得到充分展示，得到充分關注，得到充分回應。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傳統的封閉的村莊共同體正在解體，農民的意義世界正在發生“千年未有之變革”。如何讓農民組織起來去應對個體小農在生產、生活上，在人生價值上，在個體心理上所無法應對的事務，是解決當前三農問題的牛鼻子。
尤其重要的是，當前國家有大量的給到農民的財政轉移資源，有大量的惠農政策。如何將自上而下的轉移資源與小農自下而上的利益訴求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的層面結合起來，極為關鍵。
李昌平組織的農村內置金融合作社、筆者倡導的農村老年人協會、成都市給每村20~30萬公共服務經費、借土地整理讓農民相對集中居住、給農民專業合作社以資金政策支持以及目前仍然體系完整的農村基層組織和鄉鎮七站八所的事業單位，都可以站在小農立場進行資源整合、組織整合。通過這些努力，我們可以回應中國7億小農的需要，我們就不僅可以建立中國現代化的穩定的農村根基，而且有能力繼續自己解決自己的農產品供給。中國農村將繼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助推中國現代化。
未來20年是中國現代化最為關鍵的20年，也是中國城市化最為關鍵的20年。20年後，中國城市人口將達到70%，甚至更多。那個時候，農民人數將只佔全國人口的少數。那個時候三農問題就不是大問題了，小農立場也許就沒必要了。
我們要站在小農立場認真研究未來20年的三農政策，我們要意識到，小農立場其實就是中國的國家立場、民族立場，就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立場。
四
最近10多年，筆者一直在全國農村調研，尤其在全國農業型地區進行入戶訪談，深刻感受到了農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所思所想和迫切願望。因為長期在農村調查，所寫調研報告、政策評論，就自然而然地烙上了小農立場的痕跡。筆者希望本書所提出的小農立場的角度，可以增加我們對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民的關注，想他們之所想，急他們之所急。唯有佔全國人口多數的農民可以真正生產生活得好，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012年12月13日
《小農立場》，賀雪峰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版，25萬字，定價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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