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时代，你不需要拥有超能力，只要擅于运用新科技，就有机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超级英雄。
——献给《暗趋势》的所有读者
近期，腾讯全媒派的记者曹艺凡采访了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围绕王煜全的新书《暗趋势》，提问了关于中国企业与高科技的结合难点以及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等问题，今天的文章是转载全媒派采访的部分内容。
王煜全，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著名科技思想家，近年主要聚焦于海外高科技企业投资。他积极推进中美科技合作，也帮助中国的优秀企业参与全球化，其洞察来自于20余年的投资经验和每年真金白银的的投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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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您在书中提到了包括量子计算、云计算、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总共13个高新技术趋势，以及相对应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企业。请问，在这么多趋势之中，当下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科技趋势是哪些？
王煜全：当下确实有些趋势会更热一些，比如人工智能。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优势或者说强项是制造业的全面布局。所谓产业集群，不是某个领域单项领先，而是使这些领域全都有所突破。
所以不能只看某个领域，它和一些小的经济体不一样。相对来说，中国是一个靠内生发展就能够做大的庞大经济体。所以在布局上一定要更全面才行。
我提到这么多科技前沿，就是希望能帮助到所有的中国企业家。但不同的企业家或许在技术应用上各有侧重，根据实际情况重点部署人工智能、5G或者别的技术。
另外也别忘了，还有很多并不热门的技术，实际对产业影响非常深远，比如说新材料。打个比方，前沿的科技是武器，企业家则根据实际需要装备最新的武器上阵杀敌。
所以我们要把前沿科技全面的介绍给企业家，由他们自主挑选要用哪些武器。但总的来说，我希望中国能全面、均衡地装备所有这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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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您认为当下跟高新技术结合得比较好的企业是哪些？是巨头还是垂直赛道上的某些产业，谁在将来的发展会比较亮眼？
王煜全：其实都有。巨头有独特的优势，尤其中国新兴的IT巨头，就跟新科技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阿里巴巴的电商业务，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算前沿的。但我一直在强调的另外一点是，中国真正扎根生长的还是实体制造业。
目前中国企业家在自己的本领域，也就是实体制造业耕耘得还算不错。低头拉车的劲儿够了，但对于抬头看路，也就是下一步的规划做得还不够。
尤其现在科技、网络在各个行业渗透都很厉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不然等明天新的科技趋势到来之时，会因为没有提前布局而受到其他竞争对手的冲击。
我认为当下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媒体报道的关于互联网、人工智能那些。真正的危机在传统行业，这方面是最需要加强的，而且企业不能盲目地融合热门技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运用新技术，有些可能需要用材料解决问题，有些需要用人工智能解决问题，还有些需要机器人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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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中国本土企业与高新科技结合的难点和壁垒在哪里？
王煜全： 中国企业家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以前制造业为什么强？都是合资之后外企带起来的，外资给中国培训了很多人才。观察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成长路径，都是外企配套，然后慢慢建立自己的经营管理体系，积累行业知识，逐渐形成成熟的产业生态。
这些事本土企业家自己也能做，以比亚迪为例，最开始做车模，后来做电池，跟周围其他做车供发电机、车供轴承传动系统的公司一攒，就把车造出来了。
所以，中国制造业优势的产生在于当时找对了师傅。师傅是谁呢？就是世界500强。一旦整个生态建立之后，我们自己的企业就会发现很多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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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当下中国，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的情况都很严重。在这种背景下长板壁垒要如何实现？此外，同级管理是一件很难的事，去中心化的合作要如何顺利达成？
王煜全：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所谓的同级管理困难或者同质化，其实都体现了一点——自身的竞争优势不够突出，或者说长板不够长。
当大家差距不大时，除了价格战，不停压低成本，在产品上偷工减料，其实很难有别的方法去竞争。这就陷入一片红海，甚至演变为恶性竞争。而且越是没有利润，越是压低成本，越是偷工减料，质量和差异化都无法保证，因此也无法树立品牌形象，在用户心中也没有地位。
这和全球的发展趋势正好是背离的，当下科技正在为个性化和品牌形象赋能。
最典型的例子是iPhone。有人说iPhone做得好是因为设计，但这只是表面，本质在于科技。因为它用技术实现了很多前人无法实现的功能，才实现了应用上的舒适度，让用户体验非常顺畅，成为一种时尚。
所以，核心还是科技水平，如果缺了这个，做什么都是表面文章。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最欠缺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核心竞争力，无法构建长板，只能低水平重复。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能建立起优势的时候，鹤立鸡群自然容易一呼百应。差异是相对的，取决于自身的水平。自己强，跟别人合作就容易；自己弱，跟别人合作就难。
但科技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不像业务模式创新，可能一拍脑门就出来了，科技需要时间。
业务模式创新快，但人家学得也快，概念的东西是很难阻止别人抄袭的，毕竟科技含量还是不够高，因此很难构建起壁垒，这就又陷入了低水平重复。这一点上，美国的环境稍微好一些，比如有人提出一个新的idea，类似Airbnb或者Uber,实现它并不会特别复杂，其他人看到了会称赞或者致敬，但不会抄袭，因为这样没个性。在中国情况正相反，一旦有新概念出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复刻。但这种行为法律不禁止，因为idea并不能作为专利被保护，很无奈。
另一方面，硬科技的壁垒强。当我能做到世界独一份的事情，跟合作方的关系会比较稳妥。但难点在于这种投资周期比较长，需要眼光。
尤其国内很多企业并不是很理解科技孵化这件事，而且技术含量也不够。科研和研发不一样。研发得找科技企业家而不是高校教授。除了找对人以外，还要能忍受五到八年的转化期，才能把技术推向市场。
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尤其缺乏这种耐心，但越不看未来就越容易陷入同质竞争的泥沼。反观国际上很多优秀的企业家，用十年的时间去孵化一项先进科技，最后的收益、回报和声誉都远大于恶性竞争。而且这会形成正循环——一旦培养成功一次，下次还会这么做。所以国外有很多连续创业者，不停地联动高校和市场，越做越大。
总而言之，在科技创新这个领域。第一，不能回避它，你不创新别人就会颠覆你；第二，要有耐心做长期投入，要看未来，勇于为未来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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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您在书的末尾提到，构建壁垒有两个原则：要么更早，要么更强。从中国创投圈的现状来看，比较追捧“跑得快”的造蛊式创业模式，请问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厚积薄发的创业者了吗？如果有后知后觉者入局，是否无法摆脱韭菜的命运，如何利用后发优势赶超呢？有没有例子？
王煜全：我们强调更早，但不强调更快。在这个时代，很多错误理念被喊得太久了，太快太慢都不好——科研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太快无法构建扎实的系统。能够事先判断机遇，早早埋伏，然后沉下心脚踏实地把它搞出来才重要。
其实中国很多企业并不是入局早，他们只是跟风快。但潮流一旦形成，就没有机会了，后面扑进去的都是炮灰。但后发优势也存在，比如谷歌和雅虎的案例，说到底还是技术领先更重要。
比看到产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用科技武装自己。如果没有利器，即便占领了产业高地，也会转眼丢掉的。中国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产品都是很准地看到了机会，但科技不支持，持续研发能力不够，所以把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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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传媒：您在书中也分析了中美贸易战的原因，有些学者给出了别的分析，认为不是由于中美实力悬殊缩小造成了焦虑和提防，而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不能忍受全球化浪潮的高速席卷，想要中场休息了，对此您怎么看？
王煜全：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国家和人做类比，且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矛盾主要在于企业和国家目标的脱节，科技和分配的脱节。
每一次先进科技的发展都会带来科技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最先引入新技术的人也会是最早的受益者。产业的特性在于，替代弹性弱的工种，其工资、奖金和分红都更高，资本家为了留住员工，就不能肆意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现在的问题是，变革不够快，大多数人被替代，少数人替代别人，因此少数人的财富聚集比以前更快，而被替代者的收入会下降。但从长期看，人类会在压力之下完成迁徙，过去从农村迁徙到工厂，又从产业工人迁徙为知识工人，现在这个浪潮正在发生，大量知识工人正在迁徙为创意工人。因为创意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
但在迁徙的早期确实会激发一些社会问题。失业的知识工人和获利的跨国企业之间的矛盾会被激化。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农村在实行幸福教育、快乐教育，其实就是所谓的创意教育，这和整个世界的人文思潮是高度一致的。
我毫不怀疑，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会有一个巨大的创意中产阶层兴起。我对前途并不担忧，所谓全球化式微只是到了一个回水湾，这不是趋势，是逆流。
以上是采访的部分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另外，王煜全老师的新书《暗趋势》已经正式开始发售，识别下方小程序可立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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