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僅用對和錯這兩把尺子來判斷事物，實在太不夠用；輕率地評斷別人，往往是自己浮皮潦草的表現。只有負責任做事的人，才會對他人和他人的事有一種包容和理解。
我們對某人做某事產生一定的看法，無外乎基於兩點，第一是他做事的發心，第二是他做事的結果。但無論結果如何，人人都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又有誰會做不對的事情呢？
相反，對的事情，一定值得去做嗎？
為什麼我對《人民的名義》裡的反派恨不起來；答案很簡單——他們所犯的過錯，並不全是個人的過錯。如果換一個人處於他們的位置，很可能殊途同歸。
現金堆滿一座別墅的貪官，人贓俱獲以後涕淚俱下說，自己從來不敢花受賄得來的錢。他的錢和別墅對改善生活水平沒有絲毫幫助，反而給他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每天惶惶不可終日。那我們不禁要問，一個拿了錢也不敢花的人，拿錢的目的是什麼？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劇中的正派對於導致腐敗的原因顯得缺少深入的理解。
因此，有不著名學者提出；當我們評價一個事情值不值得去做、應該花多少精力去做的時候，應該拋棄單一的視角，而是分從兩個不同的維度來看，一是該事件將給我帶來的收益大小（認知、情感、物質、身體方面的收益皆可計入），即「收益值」；二是該收益隨時間衰減的速度，我稱為「收益半衰期」，半衰期長的事件，對我們的影響會持續地較久較長。
如果我們反躬自省一下，可能會發現，我們平時做得最多的、最喜歡做的，是「高收益值、短半衰期事件」，其次是「低收益值、短半衰期事件」，而另兩類長半衰期事件，我們或者做得很少、或者做得很不情願、或者不具備做的條件。所謂成功的人生，就是這樣把無數個或大或小的收益累加起來的結果。
運用“收益值”法去衡量某個事情該不該做，是否值得做，我想大致是沒錯的。但總覺得多了一些功利，少了一些情理。
若說判斷是非的標準，我還是願意跟著王陽明走。王陽明曾在講學中說過：“各位只要經常懷著一個超脫世俗之心，排除煩擾，根據這良知耐心地做下去，不在乎別人的嘲笑、誹謗、稱譽、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要這致良知沒有片刻停息，時間久了，自會感到有力，也自然不會被外面的任何事情所動搖。”
《大學問》是中國明代著名哲學家王守仁（王陽明）的綱領性哲學著作，被其弟子們視為儒家聖人之學的入門教科書。其中有一段論及良知的功用，讀之讓人感動。
良知，就是孟子說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那種知性。這種知是知非的知性，不需要思考，它就知道，不需要學習，它就能做到，因此我們稱它為良知。這是天命賦予的屬性，這是我們心靈的本體，它就是自自然然靈昭明覺的那個主體。凡是有意念產生的時候，我們心中的良知就沒有不知道的。它是善念呢，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它是不善念呢，也唯有我們心中的良知自然知道。這是誰也無法給予他人的那種性體。
所以說，雖然小人造作不善的行為，甚至達到無惡不做的地步，但當他見到君子時，也會不自在地掩蓋自己的惡行，並極力地表白自己做的善事，由此可以看到，就是小人的良知也具有不容許他埋沒的特質。今日若想辨別善惡以使意念變得真誠無妄，其關鍵唯在於按照良知的判斷去行事而已。為什麼呢？因為當一個善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喜歡它，甚至反而背道而馳地去遠離它，那麼這就是把善當作惡，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善的良知了。
而當一個惡念產生時，人們心中的良知就知道它是不善的，如果此時不能真心誠意地去討厭它，甚或反而把它落實到實際行動上，那麼這就是把惡當作善，從而故意隱藏自己知惡的良知了。像這樣的話，那雖然說心裡知道，但實際上跟不知道是一樣的，那還怎麼能夠使意念變得真實無妄呢？
現在對於良知所知的善意，沒有不真誠地去喜歡的，對於良知所知的惡意，沒有不真誠地去討厭的，這樣由於不欺騙自己的良知，那麼他的意念就可以變得真實無妄了。
每個人擁有的時間都是相同的，一旦你消滅了那些不該乾的事，餘下的時間，不管你做了什麼，都會為你增添力量，積累動能，你就會一步步地、頭也不回地走向成功。
人生很短，在這極其短暫的幾十年間，如果良知認為有什麼事情值得去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做好一件事，切不可敷衍了事。要知道，敷衍了事的結果只會是自討苦吃。把良知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這是走向成功的惟一途徑。有人說過：“輕率與疏忽是旗鼓相當的瘟神。”許多人就失敗在草率了事這一點上。而那些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他們具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把良知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
把良知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做好，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不容易，需要付出許多努力甚至會以生命為代價。
人只要堅信良知所判斷的事情有意義，值得去做，就會有堅持不懈地把它做好的信念，把自己能夠控制的事情做到極致。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與困境，也不會對自己失望。始終對良知充滿信心，精神就不會崩潰，就可能戰勝困難，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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